导言：不再是为了推动高清晰电视的普及，而调侃自己死后要立块16比9的墓碑，CEA主席盖瑞·夏培罗在CES开幕演讲中一再强调，期待创新精神的归来，他甚至在去年写了本《Come Back》，以讨论被专利制度和资本意志束缚的科技业如何寻觅创新道路。实际上，CES国际消费电子展所代表的全球化变迁，正在成为消费电子制造趋势的风向标。3D电视、智能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一切创新都在悄悄推进，甚至迫不及待地抢占4G制高点。

CES的态度

“与10年前相比，CES国际消费电子发生了很多本质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技术和产品层面，更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变。”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主办方CEA主席盖瑞·夏培罗(Gary Shapiro)在接受本刊采访中说。实际上，2011年的CES展，依旧没有彻底摆脱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影响，尽管2700个参展厂商，以及14.8万平方米的布展空间，均比2010年增长了10%以上，但是从创新产品的含金量上，依旧无法重返2006年的顶峰。可另一方面，原本只针对北美市场的CES消费电子展，早已经将全球其他消费电子展览甩在了身后。以个人电脑工业作为背景的Comdex和Computex，变为针对代工制造的业内展示，注重于欧洲的CeBIT和东京电子展则变得更区域化。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陈绍鹏这样思考全球消费电子展与全球电子制造业的格局关系：“其实，CES全球参展商的国籍比例，暗示着当今消费电子制造业的地缘关系。我明显感觉到CES越来越多的东亚力量，很多新产品设计和研发都来自东亚几个国家的制造巨头，而美国本土的消费电子制造商更集中于一些本地化的外设。当然，绝不要忽视微软、英特尔、Google等美国科技巨头的力量，他们在CES上表露的一些态度，将影响深远。”尽管CES展览依旧带有浓重的迎合美国市场口味的倾向，但恰恰这种以美国消费方式为蓝本的电子产品设计，正无形中以全球化分工的方式，伴随着互联网流行应用的病毒性传播，渗透影响着全球每一个消费电子使用者的最终体验。

3D掩护下的智能电视

5年前的CES，曾经被视作蓝光DVD和HD-DVD争夺下一代大容量DVD的大决战，尽管之后索尼蓝光一路凯歌，但是蓝光DVD并没有从好莱坞主导的娱乐业获得更多收益。同样的较量在2011年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上重演，只不过对抗并非表面化，电视制造商们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正面挑逗娱乐业固守的视觉娱乐内容，而是将重心聚焦回了液晶电视本身。

正如同索尼公司总裁斯金格在CES主题演讲上的开场白那样：“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电视。”“互联网电视，我们不称其为GoogleTV。”在CES现场索尼展台上，产品经理杰瑞·桑托斯指着演示屏幕说，“观众自我定制的节目内容，有别于以往电视台推送机制的高清节目，这会带来更自我的电视体验。”实际上，整个CES现场遍布以Android作为操作系统的互联网电视，只不过为了避讳美国电视巨头们在2010年底对于GoogleTV的联手抵制，包括三星和夏普在内的众多互联网电视概念机型，都被贴上了互联网智能电视的标签。CES国际消费电子展主办方CEA主席盖瑞·夏培罗并不想掩饰Google掀起的互联网电视浪潮，他说：“宽带网络连接的高清晰电视，会彻底改变观众的欣赏习惯。现在美国有3000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在使用连接互联网的电视内容，在2014年，这个比例将会高达70%。”

主动液晶快门眼镜、被动偏振眼镜和裸眼3D，三种主流3D电视技术都可以在CES现场找到试验品。而对于松下和索尼这样拥有完整电视直播级摄像编辑设备制造能力的消费电子制造商，3D电视似乎更具诱惑力。具备双镜头的3D摄像机，直接将CES现场拍摄的动态画面自动编辑切换，配合索尼还处于概念模型阶段的头戴式3D显示器。尽管佩戴专用眼镜的3D电视，明显受制于娱乐片源的限制，且并不适合所有内容，但是更多的液晶电视消费者更倾向于将具备3D播放能力，作为液晶电视额外能力的功能储备。

“我们已经意识到普通消费者对于3D眼镜的佩戴无奈。”索尼集团高级副总裁吉冈浩在接受本刊采访中说，“从实用角度看，裸眼3D无疑是使用体验最轻松的，但是从视觉质量上，裸眼3D的成本最高，至少5年内，我们还看不到裸眼3D成为主流。”对于互联网智能电视和3D化问题，松下高级副总裁鲍勃·贝瑞更乐于将此定义为过渡阶段，他在CES现场谈论道：“全球电视机制造业已经经历了10年的动荡期，现在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电视播放内容。如何智能控制，如何连接互联网，以及采用哪种3D表现方式，技术路线都摆在哪儿，关键在于，最终用户需求偏爱谁。”

平板的井喷和4G的抢跑

黑莓Playbook、三星Galaxy Tab、摩托罗拉XOOM、联想乐Pad、华硕EeePad、宏碁ICONIA、戴尔4G版的Streak7，在CES现场，几乎可以找到几十款全新设计的平板电脑，屏幕尺寸从7到10.1英寸，除了黑莓Playbook，一律内嵌Android操作系统，版本跨度从2.1到3.0。CEA消费电子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夏培罗对此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本刊采访中开诚布公地说：“2010年iPad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全球电脑制造商和手机巨头，2011年CES现场涌现出如此多的平板电脑，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从优胜劣汰的角度看，这些平板电脑中肯定会有一两个成功者，甚至修炼成苹果iPad杀手。平板电脑市场出现竞争，将极大加速这类消费电子产品走向成熟，就像5年前1080p液晶电视的惨烈竞争一样，最终可以让全球每个家庭只花费1000美元，就享受到高清电视的视觉体验。”

苹果和Google都没有以正式参展商身份亲临CES现场，但是iPhone和iPad的影响力，伴随Android的开放性杀伤力，牢牢地控制着全球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集体走向。实际上，2011年CES上涌现众多Android平板电脑，早已经被IDC等行业数据分析机构预测到了，尤其是面对全球个人电脑销售增速的负增长局面。但是谁也没想到，众多电脑制造商和手机巨头会迅速开发出自己的平板电脑，距离第一代iPad发布只过去了11个月，这个速度远高于Android手机落后于iPhone的两年研发周期。甚至像Streak7和XOOM这类的平板电脑，在设计之初已经将自己的竞争目标瞄向了2011年2月才会公布的第二代iPad。

不仅电脑制造商和传统手机巨头们纷纷转型设计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在内的传统个人电脑核心技术提供者，也不得不迎合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转移。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在CES开幕演讲上满是惆怅地说：“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无论你使用何种设备，Windows始终都在，下一代的Windows系统将支持ARM芯片。”这意味着以往微软只迷恋英特尔X86架构的操作系统，将彻底兼容个人电脑以外的ARM架构信息设备，微软和英特尔已经形同虚设的个人电脑时代盟友关系，彻底中止了。

而与平板电脑市场的稚嫩竞争相比，智能手机领域早已经是一片焦土，尤其是在以北美市场作为商业靠山的CES消费电子展上。诺基亚甚至只是布置了针对Qt应用开发软件的技术展示，尽管苹果从不以官方身份参加CES消费电子展，但是并不妨碍iPhone开启的智能手机大战，给CES现场的每一部新款智能手机留下深深的烙印。“现在，美国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在使用智能手机，人们逐渐开始倾向使用智能手机，来完成大部分本来通过电脑才能完成的事情。”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全球终端产品高级副总裁阿兰·穆特西(Alain Mutricy)在CES现场特意强调，智能手机已经进入普及时代。为了应对传统个人电脑制造商涉足智能手机领域，三星、LG、索尼爱立信等老牌手机制造商，拼命优化智能手机细节设计上的含金量，而摩托罗拉和HTC则将矛头瞄向了美国运营商Verizon刚开始铺设的4G网络。即便国际电信联盟对于4G标准技术规范迟迟不肯盖棺定论，但是并不能阻碍像Verizon和日本DoCoMo这类强势电信运营商，以完善3G网络为由升级到LTE标准，借此实现自己在未来电信运营商4G大战中的抢跑地位。

破费1.96亿元，第一视频收购手机游戏开发商3GUU的70%股份，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小米科技融资3500万美元，老牌手机网站3G门户融资3000万美元，网龙以5000万元发起mFund移动互联网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超大额支票，压注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众多创业公司上。按照清科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投资研究报告》的数字，过去十年时间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至少吸纳了7.97亿美元的投资，仅2010年就至少发生了22笔大额投资，已披露的16起投资金额就超过了2.07亿美元。以至于风险投资公司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冯涛坦诚的质疑，为移动互联网不计代价的融资，正在大幅抬升这些创业公司的估值，高估值有可能成为移动互联网业的毒瘤。实际上大额融资和高估值，一方面因素来自移动互联网的众多未开垦空间，另一方面要素在于汹涌的热钱，迫切需要粘住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增值空间。

而以苹果应用软件商店为蓝本，作中国应用软件下载平台，尤其是从开放源代码的Android操作系统下手，正在成为众多盘算移动互联网淘金的创业群体，共同的憧憬。除了联想的乐Phone应用商店，摩托罗拉的智件园，中国移动的Mobile Market，这些智能手机终端品牌自己的移动互联网下载平台外，91手机助手、豌豆荚、掌智手机助手，还可以找到众多以破解软件快捷安装，作为连接手机需求的工具入口。不同于苹果应用软件商店以付费下载作为主要商业模式的分成机制，也不同于Google自身Android Market上二十万应用的精品情节，国内本地化的应用软件商店更像一种移动互联网门派争夺的入口。

“中国不可能产生苹果应用软件那种下载生态”，CSDN创始人蒋涛在采访中说道：“内置好足够多的常规应用，并且以免费下载安装作为前提，这更符合中国软件消费在过去十几年时间累积下的不付费习惯。”于是，每个手机制造商都想形成自己的平台粘性，而作为提供应用下载服务的软件平台，更像一个移动互联网应用中介，帮助那些希望成为移动互联网入口的网络服务商。华为联合腾讯开发的HiQQ手机，在Android操作系统之上，一口气内置整合了十九种腾讯手机应用，无疑在开放模式之外，也在进行封闭应用的统一化尝试。3G门户在《2011年手机体验白皮书》中甚至预测道：“应用软件商店混战的战国环境，谁先掌握用户需求，谁先聚集众多应用开发者并为其带来利润，谁就将在这个年代胜出。”从支付宝到新浪微博，从中国移动Mobile Market到诺基亚的Qt开发大会，2010年10月底开始，几乎每周都有针对移动互联网的研发论坛，开放API接口给第三方开发合作伙伴，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流行的口头禅。

实际上信息入口效应，依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效，即便入口终端变成了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随着众多iPad上Flipboard这类聚合网页方式的APP应用流行，这种移动互联网信息入口的争论，更集中于，到底是以下载特定APP应用框架，还是直接依存于浏览器。尽管开发程序员为了便于平台间移植，在越来越多的APP移动应用代码上开始使用HTML5语言，有些应用甚至可以被视作挂着APP外壳的浏览器调用，但是他们依旧坚信APP下载单个应用的应用外框包装，至少可以规避传统浏览器的WEB网页环境下，已经被传统互联网巨头榨干的生态体系。而与众多新生移动互联网淘金者不同，老牌手机内容提供商3G门户的移动互联网战略升级，不同于众多应用软件商店的APP下载门派入口，也没有像淘宝和微博那样搭建纯粹网页内容平台的手机改良，而是延续手机WAP时代的简化信息门户作为入口，试图也走出一条独立于应用客户端的整合模式。2011年的中国移动互联网能否出现商业模式上的真正变革?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3G门户总裁张向东。

三联生活周刊：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Web已死”论断，引发了很多对于移动互联网未来的争议，《2011手机体验白皮书》更强调超越电脑的易用性，你认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未来表现方式，在于App应用，还是浏览器?

张向东：未来三年，智能手机的APP应用会越来越受欢迎，而浏览器将不仅仅是上网工具那么简单，而将会成为Web网站，手机WAP网站和各种手机应用的整合入口，形成一种新的入口模式。浏览器和APP之间的界限，肯定不会再像现在如此清晰，APP应用下载模式更像一种应用包装。智能手机的硬件设计不再是关键要素，用户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产品设计成败的根本，3G门户从WAP文字页面时代到现在多媒体化的手机网页体验，我们针对不同手机终端屏幕的不同尺寸和界面习惯，提供至少八种针对不同手机体验的网页尺寸，足以应付移动互联网交互界面的分化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Google的Android手机，已经成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终端最泛滥的软件基石，但是各个本地Android手机都有自己的不同，甚至一些标准应用都无法在不同厂商的Android手机上兼容，如何应对这种混乱?

张向东：我们有一系列手机应用已经进入到Android的全球电子市场，并且未来会更向Android倾斜。现在Android确实有些混乱，但是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曾经经历过比现在更加混乱的时期，各个不同版本Symbian系统差异之大，曾经被视作对程序员的最大考验。Java、Symbian等老一代智能手机系统，再加上iPhone和Android等新一代智能手机体系，终端界面和体验方式发生的诸多变化，其实并没有改变移动互联网内容形式的需求。手机虚拟操作系统GG心脏、手机浏览器GO、移动互联网阅读软件GGBook，3G门户这几个应用软件在各个手机平台之间已经实现了兼容，像GGBook这个阅读软件现在每天有超过3000万的独立用户，从WAP时代手机阅读的体验粘性，成为了移动互联网体验过渡的最佳桥梁。

三联生活周刊：像小米科技、创新工厂、机峰网等众多App应用开发机构，正在试图以Android系统作为开放源代码基础，打造自己的手机软件体系，甚至像91手机助手等安装工具，也在从另一个角度蚕食移动互联网的APP安装机制。作为国内最早专注于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公司，3G门户如何保持平台的竞争力。

张向东：早期我们将自己定义为手机上网的门户，要知道2.5G时代的手机流量不仅慢，且价格不菲，所以那时候的移动互联网核心体验就是简化，提供最简化的丰富信息。从2005年开始，我们意识到手机门户的平台价值，大家以你这个门户作为手机信息体验的入口，就如同诺基亚早期对Ovi手机内置门户一样。最基础的手机媒介价值，已经让3G门户在2008年广告收入就接近了1亿元，现在手机信息平台的战略升级，已经从单一广告向服务和体验增值延伸，那些以Android作为开发蓝本的国内移动互联网开发机构，更多是在开发免费为主的软件平台，以获得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基数。

三联生活周刊：免费依旧是移动互联网目前最普遍的商业模式，你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会不会发生巨变?

张向东：巨变正在静悄悄的进行。我认为2011年是移动互联网商业价值开始被大众认知的起点，移动互联网必须构筑一套不同于传统Web网络的商业生态，对手机广告而言，传统Web1.0方式的互联网广告只是基础，结合触摸屏幕、地理信息位置、交互视觉效果，必然会产生全新的广告表现方式，这种营销价值自身也存在着媒介基因。在移动支付越来越流行，大家信任手机上的电子钱包之后，付费娱乐肯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金矿，娱乐方式不会局限于看书听音乐这么简单，移动互联网游戏会变得更个人化，更社交化，譬如利用手机摄影头的互动游戏。电子商务向手机的外延拓展，也会变成个人消费的常态方式，就像你在街头零售点随意买冰激凌一样，智能手机上的购物会更随意更快捷。

导言：在一个创意胜过专利、体验大于拥有的消费观念迁徙时代，以往那种一步到位的设计观念，越来越难以生存。一个诱人的产品往往不再是经历百般雕琢的终极成果，而更像一个还需要时间打磨的原始模型，一个依赖第一批尝试者添砖加瓦才能够完善的好东西。

提示1：“软件设计3个月的开发底线，早已经被冲淡了，现在的更新以天为单位计算。”

提示2：“Beta版文化是一种严格依据工业标准流程继续改进产品的设计态度。”

轻周期和技术过剩

“18个月前我就开始统计收集全球工业设计中各类获奖作品，以设计产品的不同品类来分拣，试图通过分类的过程，提出一些规律。我惊奇地发现，很多传统的设计品类消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设计周期彻底紊乱了。”Uncrate的杰夫·斯廷纳在旧金山Mission区的设计展览间说，“我翻阅去年旧金山艺术学院学生们的设计档案，发现居然没有一个人设计书柜，家居设计中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桌子和个人密闭化的躺椅。我询问得到的回答很值得思考，在新一代设计者们看来，没有人会关心书柜如何巧妙，因为即便有书，也没多少人会乐于整齐地码放起来，而大家却都离不开书桌，尤其是那种便于连接电源和网线的小桌子。设计需求导向正在压迫设计周期，那些失去宠信的设计品类，正在被放逐，而很多需要3年才会彻底升级一次的产品，突然被迫加速，从设计概念出炉到最终上市，往往只给6个月时间。因为消费欲望和设计成本的降低，尤其是设计者同最终设计品体验消费者之间沟通鸿沟的消逝，让整个设计界的生物钟发生了稍许变异。”

没有了手工试验的黏土模型，笔绘的设计草图直接绘制在电子手写板上，加热老化试验和耐磨损测试一律委托代工制造商来完成，甚至，只要能依赖软件刷新实现升级的产品，往往没有了1.0版，直接从Beta测试版跳跃到2.0。整个设计界在过去10年内，因为设计工具和工艺技巧表达演示方式的变化，正在经历强烈的自我进化。轻周期，这个衍生自金融业的流转概念，已经成为2010年全球消费产品设计界都在默默执行的设计规则。

在底特律车展上，纯电动汽车新锐Tesla公司的弗朗茨·冯·霍兹豪森(Franz Von Holzhausen)对于轻量化的设计周期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本刊采访中说：“设计方式和设计工艺确实为研发周期提供了提速的保证，我在两年前为马自达设计Furai概念车的时候，很多细节设计必须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我带着几个3D制图师不断地调节图纸，但是再怎么设计也无法摆脱传统汽车的机械物理结构。我们22人的设计团队，耗费了20个月，才造出来概念车样品。而在我跳槽到Tesla后，找到了全新的设计节奏，没必要浪费时间在很多底层设计理念上。我们可以找来莲花跑车作为原始设计基础，电动汽车模块化的结构大大降低了以往设计时需要顾忌的机械零件磨合问题。你无法想象未来电动汽车的设计周期，应该可以跟新款笔记本电脑升级速度保持同步，而不像传统汽车制造业那样，每5年才能做出一次大改款。”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更新频率的刺激，正在向工业设计领域施压，尤其是在各类CAD和Autodesk Inferno软件工具，大大降低了设计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实验强度之后。满足全球市场对设计更新的频率提速，成为轻周期现象幕后的推手。德国威斯巴登市场研究机构有一项长期跟踪调查，在欧盟区域，新款汽车升级改款速度从90年代的平均7.5年，提升到现在的5.1年。大众高尔夫轿车就被视作最典型的案例，第一代高尔夫诞生于1974年，9年后才升级到第二代，再8年后第三代。此后，研发换代间隔一直在缩短，2004年才上市的第5代高尔夫甚至只存在了4年半，就被替换掉了。到底是消费欲望膨胀催生了设计的轻周期化，还是设计界本身的周期变化推波助澜了消费频率呢?

实际上，风险投资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霍勒曼在此前的《红鲱鱼》讨论会上有过一番阐述，在他看来，全球消费设计领域一直在经历技术过剩的威胁，太多成熟的技术和工艺被闲置，电子商务和全球化制造分工，加速了商品制造流转的效率。企业管理者迫切希望这些资源被充分利用，而设计师们早已经厌烦了“十选一”的商业设计筛选机制，只有服装大亨们还在恪守四个季节的设计周期，那些以独立工作室作为组织结构的创业公司，才不会顾忌常规意义上的库存问题。

而创意，这个非专利保护机制下的创新要素，也是造成设计轻周期现象的关键点之一。iHandysoft的黄扬清就一直在抱怨创意保护与产品设计周期之间的矛盾，他的软件设计团队很早就涉足iPhone的工具开发，并且利用智能手机中的重力感应器，设计出很多依托于手机硬件基础之上的小工具，但是在他创意设计出这些小工具发布的几周后，类似的设计品一夜蜂拥，最终消费者根本无法从数十个类似创意的小软件中甄别谁是最佳。而黄扬清只能选择加快开发速度，以轻周期的设计理念来应对创意抄袭者们的尾随。他在接受本刊采访中，有些无奈地说：“在设计门槛被拉低的环境下，一个好的设计灵感很容易被秉承后来居上理念的克隆品淹没，以往软件设计3个月的开发底线，早已经被冲淡了，我们现在的研发更新周期是以天为单位计算。”

不完美设计和Beta习俗

如果从2007年1月乔布斯在Macworld上炫耀还处于工程样品的第一代iPhone算起，短短3年，iPhone已经升级到了第4代，每次升级都会拿出一些新变化，并且通过互联网的自动软件刷新方式，让以前的老产品也实现更新同步，最终用户成为产品设计周期完善的一部分。这完全与诺基亚和黑莓为主导的传统手机设计生态大相径庭，看看诺基亚2007年重量级的N95，再看看2010年的N8，从键盘滑盖手机变化为全触摸屏，从Symbina到Symbina 3，谁也不敢说诺基亚的工业设计能力在退化，但是全球市场份额上的举步维艰却说明了一切。以往需要5年才能彻底进化一次的设计周期，被人为重新分配成若干零碎的进化过程，不再是那种一步到位的完成品，那种为了突破创意而不断变换造型的工业设计辛劳，在软件界面和多元内容面前，被一次性消解掉了。套用Tesla设计总监弗朗茨·冯·霍兹豪森的说法，界面设计的威慑力第一次比工程设计更犀利了。而《华尔街日报》的老牌评论员沃尔特·莫斯伯格将此形容为不完美设计，或者干脆叫半成品，这个略带贬义的描述，已经彻底被改变，越来越多的新锐设计带有“半成品”色彩。“空寂”美学，这种以破损茶碗金色漆边修补，秉承残破修补美学为情操的观念，再一次默默地酝酿。

实际上，Beta习俗并不仅局限于消费电子和互联网产品。2010年初丰田汽车在全球遭遇召回尴尬，其实也可以视作一次几年前遗留下的不完美设计典型。连接行车电脑的刹车优先系统早在2002年就被注册了，只不过专利一直被欧洲汽车巨头控制，丰田和其他日系制造商并不想缴纳每辆车几十美元的专利费，而在召回后的补救升级措施，其实只是一则简单的软件刷新设计匹配问题。召回，不再代表纯粹的产品不足，而正在被理解为一种对不完美设计的服务态度。很多时候，最早那批追求时髦前卫的消费群体，也在使用过程中，无形中充当了设计师贴膏药设计方式的小帮手，充当了不完美设计的试金石。Google可以算是不完美设计界的常客，在2008年的一份统计中，Google当时一半的产品都标记了Beta的测试标志，从在线文档程序Google Docs到财经频道Google Finance，当时Google发言人解释说：“Beta版文化是一种严格依据工业标准流程的设计态度，我们仍在继续改进这些产品，但并不代表这些产品有什么大问题。很多时候，只有大家对一个产品进行海量测试，我们才能真正完善和改进这个产品的设计细节，体验者在这个时候也是设计的一部分。”Google在12月初亮相的eBook商店，完全可以被视作最新一代的半成品设计典型，为了给基于Android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一个足以匹敌苹果iBooks和亚马逊Kindle的卖书平台，Google很急切地堆砌起eBook的售卖平台，没法添加读书笔记，不支持横向翻转屏幕，只有白底黑字和黑底白字两种模式，无法在不同光线条件下调节阅读对比度，300万册免费图书，至少280万册都是处于版权失效期，这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圣诞节之前发布。反正明年Google的程序员们会设计更完善的升级版本，而大多数习惯于Beta版设计文化的尝鲜者，往往并没有多少抱怨。

如果说众包的设计模式，仅仅是将原本应该由设计师和产品企划者承担的调研压力，毫无选择地公平分散给外脑的话，在轻周期环境下的Beta化设计节奏，则要比众包设计更直接。众包只是把设计风险和设计选择机制实现了下放，对于每个众包设计模式的承包者而言，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更要承担漫长尝试设计过程的焦灼感。而轻周期造成的设计不完美情绪，是以每个Beta版用户参与者的热情作为补偿的，哪怕是这种情绪补偿背后带有一丝饥渴营销的味道。更激进的消费心理学者们认为，无处不在的按钮和触摸调节旋钮，早已经让消费者对产品设计产生了控制欲依赖，如果仅仅是将贴上合格标签的最终消费设计摆放在使用者眼前，让他们仅仅享受，而不是融入式地体验产品设计细节，即便是提供一些并不重要的选择机会，也依旧无法表现出那种带有体温感的设计亲昵，哪怕这种体温感还并不完美。

而地理位置社交网站Foursquare，也在无形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设计公司，其创始人丹尼斯·克劳利在被问及未来5年后会如何建设Foursquare时，他很坦白地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使用者潜在的好恶习惯，可以引导我们完善地理位置社交产品的最终设计。”实际上，Foursquare在不知不觉间充分利用手机移动网络的三角定位特性，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位置关系体系。如果说GPS那些依靠卫星导航的传统定位模式，必须依靠下载新地图数据，才能实现准确位置引导的产品设计，属于20世纪典型的一次性售卖工业设计产品的话，那Google在过去几年时间，在全球不停依靠数据采集车搜集的街景信息构建起来的Google地图，可以被视作以年为单位更新的数字信息化产品。而依靠用户关系作为人肉向导的Foursquare，在全球的移动互联网进化中，无疑构筑了一条具备多种信息源头融合能力的产品设计技巧，因为它的设计和更新是时时刻刻的，是以使用者作为产品设计完善对象、以个人地理信息为指标的产品体系。

符号化的觉醒

“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原始产品，促成人们对于精生活感受的丧失，审美创伤日益严重，这成为人们探究现代设计思考和感受方式的原始动力。而与100余年前催生现代工业设计的起点类似，随着科技更新频率和沟通交互方式的重组，我们有必要返身思索一下为何设计，就像设计美学早期理论大师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曾经经历的时代相仿，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也正在经历世界转型带来的设计痛楚。”原研哉在《设计中的设计》上试图反思新世纪以来的设计脉络。作为日本平面设计大师，原研哉一直试图通过找寻设计同生活之间的交融过程，摸索从生活中发现新问题的行为轨迹，从中可以预见到现代主义的将来。轻周期和不完美设计，这种由新技术模式和无尽消费欲望牵引的设计态度，实际上也是现实世界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一种镜像。在日本工业设计大师深泽直人看来，这种趋势并不是对于传统讲究极致完美的负责任态度的背离，反倒是一种自然状态的本能回归，很难再出现那种可以畅销多年的经典设计，新设计没必要再在思辨哲理上跟自己较劲。他在为Boffi和Fantini设计的抛光黄铜镀铬水龙头，在讲述设计理念时他说道：“生活节奏加速压迫下，人们无暇深究个性化的审美，反倒是设计产品本身的设计造型更容易被符号化。一个好的设计作品，会让你觉得眼熟，却又是全然陌生的，它只是静静地在那客观地表达生活。”

芝加哥设计公司Minimal的创始人斯科特·伊尔森(Scott Ilson)在不久前设计的TikTok和LunaTik腕表，完全可以被视作轻周期下的符号化代表。并没有钻研表盘工艺，与其说TikTok和LunaTik是两块手表，不如说是两块将新一代iPod Nano固定在手腕上的束缚器，以航空级锻造工艺的铝壳包裹住Nano，配以硅胶注塑生产的柔软表带，充分利用Nano特有的内置时钟，甚至在LunaTik侧面有一个镂空区，为耐克的运动计数器预留了安置空间。而作为去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100位设计新锐之一，从创意构思到付诸设计，斯科特·伊尔森只用了6天时间，他在阐述设计理念时表达道：“当iPod新一代Nano被摆上货架的那天，我就意识到了将其设计成手表的可能，它有可能打败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电子表。iPod太具符号特色，也许它并不是为手腕佩戴而生，但从我们的设计数据看，它不失为手腕上的好玩物，我们很快就会将TikTok和LunaTik付诸生产。”这恰恰与田中一兴在为设计期刊《入门》做演讲的一些观点一致，作为无印良品的老牌设计顾问，田中一兴始终强调设计的平淡色调，即便是大家所熟知的瓶瓶罐罐，也可以通过陌生化的重新塑造，以形成某些本能体验认知的物质符号。实际上以快速消费循环作为消费背景的设计氛围，追求迅捷和简化的设计过程，很容易就自觉地走向平易近人的方式，来探讨设计的本质和内涵。■

导言：1974年发明的SIM，在经历26年的进化后，正在悄悄成为全球移动互联网的电信运营商入口。而iPhone和Android主导的智能手机阵营，在技术理论层面，随时可能翻越SIM卡，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指向自己。

严禁机卡分离，联通为了遏制iPhone4的3G号码被商贩分拆售卖，在12月1日开始执行修订版的《中国联通客户3G iPhone合约计划业务协议》。其中核心焦点在于USIM卡、用户号码和iPhone终端的绑定，每个月联通会在后台服务器上核实绑定情况，一旦出现分离，即意味着用户违背了合约，联通将取消终端补贴优惠政策，甚至可能采取停机和锁定iPhone终端的严厉制裁。这无疑引起了众多iPhone4粉丝们的抵触情绪，更关键是这项措施明显对中国移动一直默默提供的SIM卡裁剪服务。实际上在此之前一组分析数据显示，在所有iPhone新机消费群体中，从中国移动叛逃到联通186的比例是73%，而其中35%到38%的群体，预备在六个月内保持双号双机状态。

SIM卡，这个缩写自客户识别模块的物理介质，早在1974年就由法国人罗兰·莫瑞诺(Roland Moreno)注册了技术专利，自从GSM数字移动电话替代模拟手机之后，几乎近20年没有大变化，只不过随着芯片存储容量的提升，从最初8kB存储容量猛增到了拥有4GB容量的STK，但是作为数字移动电话连接无线电话网络的入口，并没有发生变化。联通同中国移动对于iPhone4用户在SIM卡上的较劲，无疑暗示了SIM卡的导向作用，就如同搜索引擎作为个人信息检索入口的导流效应一样。“SIM卡可以被视作2G的GSM网络成功过渡到3G的商业基石，手机号码作为个人社会化信息关系的一部分，一直是最稳定的社交关系，至少要比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Twitter更沉淀”，在2010年初的3GSM大会上，阿尔卡特朗讯公司执行副总裁保罗·图法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如此说道。已经辞职的诺基亚前副总裁安西·万约基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在采访中他说道：“智能手机作为个人信息终端，与SIM的号码组合，一方面是电信运营商的商业盟友，另一方面又充当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用户自我身份准确定义的载体。”

而就在全球各个电信运营商为了争夺移动互联网以自己的SIM卡，作为信息入口的时候。苹果在11月初不声不响的收购了老牌SIM制造商Gemalto。之所以一贯在收购上吝啬的苹果选择收购Gemalto，在于Gemalto掌握在SIM卡中加入Flash升级组建的专利和技术，也就是说Gemalto可以为手机定制生产内置SIM卡，并且这个SIM卡可以根据不同运营商，在无需换卡的情况下，以后台数据网络自动切换的方式，实现在运营商之间选择切换。意味着依靠SIM作为介质，实现运营商同智能手机捆绑的这套现行商业模式，瞬间被瓦解了。英国沃达丰、法国电信和西班牙Telefonica，警惕的欧洲电信运营商们罕见的发出了集体警告，甚至威胁一旦苹果在下一代iPhone中引入内置SIM卡的技术，欧洲运营商将会拒绝提供入网补贴。对此投资银行伯恩斯坦分析师罗宾·毕莱斯托克分析道：“如果苹果将原本独立的SIM卡内置于iPhone中，势必大大削弱了电信运营商同最终用户之间的关系，全球电信运营商集体性的移动互联网忧虑，就是担心的自己沦为移动互联网数据流动的搬运工，而不是紧贴用户的服务员。”

在传统的GSM手机时代，可拔插的SIM，实际上有助于用户自行更换新手机，3GSM联盟的统计报告显示，在2003年至2008年间，全球GSM手机用户平均每25个月更换一部新手机，没有可拔插SIM卡的CDMA手机，类似的更换频率是33个月。可在智能手机时代，苹果和Google这类手机设计巨头，并不痴迷于让手机用户频繁更换新电话，而是希望以应用软件和后置互联网服务的商业模式，牢牢控制整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链条。尽管只是苹果提出了以内置芯片替代可拔插SIM的构想，可一旦Google的Android手机也跟随苹果的步伐，势必有可能动摇全球电信巨头们稳固的SIM根基。作为唯一可以与苹果iPhone抗衡的Android手机，一直在采取同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和亲策略，Google将Android代码下放给手机制造商，并且将在Android 3.0系统上采用Google标准化的统一界面，这意味着Google正在一点点收紧过去的开放尺度。更何况Google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发射16颗卫星的O3bNetworks网络计划，以卫星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方式覆盖30亿人口。

微软是不是落伍了?面对智能手机带来的移动互联网热潮，微软似乎只有Windows7和Office，这两套个人电脑时代的软件王牌。在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退休之后，曾经被视作盖茨接班人的首席软件架构师雷·奥兹，突然在10月初选择辞职。更让质疑微软的声音找到了释放点，与之伴随的是微软股价的持续低迷，今年已经持续下跌了15%。即便在10月底公布的财报中，依靠Windows7和Xbox游戏机的推动，财季收入162亿美元，增长了25%，实现54.1亿美元利润，增长高达51%。

“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上的创新迟缓，以及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上被苹果赶超，造成了很多投资人对于微软未来的暂时忧虑”，Rowe Price基金投资分析师Ken Allen此前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其实微软早在三年前就以2.4亿美元购买了社交网站Facebook的1.6%股份，并且一直试图在微软邮件管理软件Outlook中整合社交信息，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在11月13日以整合通讯功能作为卖点的Facebook Message，并非针对传统的邮件体系，而更应该被视作Outlook之类邮件管理软件的在线化集合体，一种以云计算作为基础，以沟通效率作为优先选项的信息通讯管理体系。也正是为了应对社交网络巨头们的咄咄逼人，微软决定关闭MSN Space的博客空间，只保留MSN即时通讯软件这张王牌，混合以微软自家的Bing搜索引擎，这种策略不一定可以保证微软击败Google，或者在社交网络环境下获取领先地位，但却可以保证微软在互联网不断变化的模式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加之微软已经在Office办公软件上尝试的在线版本，微软从售卖拷贝的软件体系向在线云计算的搬迁趋势已经非常清晰。

在11月初公布的WP7智能手机系统，相比iPhone和Android要迟到了很久，以至于微软Smartphone时代的全球市场份额优势，几乎消失殆尽。可迟到的WP7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还是明确的昭示了微软的移动互联网战略，至少可以同苹果、Google、黑莓和诺基亚一起参与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马拉松竞赛了。即时APP应用软件商店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惹眼，但是HTML5网页编码方式的流行，让APP应用软件更像一个用来收取0.99美元的包装外壳，微软势必迎合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的下载趋势，为WP7在全球不同市场开设本地化的应用软件商店，这种软件下载的分销模式，本质上与微软固守的软件付费许可证制度并不矛盾，但应用软件商店更零碎，并且会涉及第三方开发者的分成问题，微软必须同时适应两种不同销售思路下的商业体系。

此外，微软还有一张比WP7智能手机和软件云计算化更具杀伤力的王牌，那就是曾经让微软背负反垄断调查的IE浏览器，即便Google的Chrome和苹果的Safair各有千秋，火狐和Opera浏览器也有各自的粉丝，但是微软的IE浏览器在全球市场依旧还有50%的地盘，这足以保持微软浏览器作为互联网入口的强力终端效用。况且中国金融界对于IE浏览器的安全偏好，让很多网络银行只能运行于IE浏览器之上，而且中国本地的互联网公司们正在加速开发自己的浏览器，但是这些浏览器实质内核都来自微软的IE浏览器，却通过重新开发用户界面等方式来引导浏览器充当自身的用户入口，这种基于开放源代码体制下的信息入口借用，无疑也在帮助微软巩固着IE浏览器全球市场份额表面上的数字优势。

微软确实有很多经典王牌，Windows和Office等巨型软件之外，还有MSN、Bing搜索、IE浏览器、SQL数据库，以及WP7手机、Xbox游戏机等平台，如何将这些微软传统优势彻底盘整，以迎合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潮流，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念坚。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观点认为微软在过去几年有点落伍了，错过了搜索、智能手机等技术的领导地位，并且传统付费授权软件的销售模式也遭遇了APP商店和免费等新商业模式的挑战，你如何看?

梁念坚：我们确实错过了一个行业周期，但不会太晚。微软确实一直在调整自己，以应对互联网商业环境带来的创新节奏，我们的Bing搜索引擎越来越强大，已经在北美市场预售的WP7手机，也展现出了独特的智能手机体验。而不同于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快速更新频率，微软核心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开发工作量非常大，我们需要兼顾整个全球计算机软硬件链条，必须考虑兼容性，所以不可能像手机操作系统那样快速开发。

三联生活周刊：明年安装微软WP7系统的智能手机将会密集涌现，与iPhone和Android，甚至诺基亚的诸多机型比较，你认为微软在新一轮智能手机竞争中将处于什么地位。会不会出现国内Android手机制造环境那样的混乱格局。中国智能手机应用市场很独特，几周前看到你代表微软在移动开发者大会上演讲，APP市场的分成模式似乎并不适合中国消费习惯，WP7智能手机会如何运营应用软件平台?

梁念坚：所谓的开放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理论上的免费，可这种免费是有代价的，无法形成良性的产业链条自我循环，Android手机目前混乱局面已经很显现了，微软明年初将引入中国市场WP7智能手机，不会采用放任的开放策略。微软会跟手机硬件制造商捆绑的很紧密，三星和HTC都会拿出不同款式的WP7手机，界面会是统一的，微软非常在意用户界面的自然体验。

智能手机应用商店的路线是否在中国能走通，我觉得关键要看怎么合作。苹果应用软件商店有几十万种不同应用，但是用户真正需要的有多少，一个普通用户怎么可能从十几万应用中选择。微软肯定会在中国为WP7手机作一个统一的应用下载平台，就像微软在全球为Xbox游戏机搭建的Xbox Live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上周微软MSN同新浪公布了战略合作，除了为因为全球战略要关停MSN Space的博客空间，为那些老用户提供一个搬迁的平台，还有什么其他深度合作。微软是否会以参股或者其他形式介入到中国本地的移动互联网经营?

梁念坚：微软一定要本地化，所有的互联网服务都会本地化。我们跟新浪的合作并没有涉及资本层面，更多是一个数据开放对接的协议。我们还是希望跟本地互联网公司合作，中国用户跟美国用户习惯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先天上商业理念的不同，又存在着诸多阻碍。并不是微软不认同免费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我们MSN也是免费的，但是收入来源主要还是依赖广告，包括微软的Bing搜索。

三联生活周刊：以网络作为存储和计算核心，每个个人使用者只以轻量级信息终端作为交互界面，云计算无疑是未来十年整个信息技术界的集体趋势，微软如何在云计算的全球竞争下保持个人电脑时代的统治力。

梁念坚：微软很早就意识到了云计算的前景，现在微软工程师开发的项目有70%都跟云计算有关，明年这个比例将超过90%。微软的云计算将是非常灵活的，不会像很多倡导云计算的巨头那样坚持云技术非卖品化。微软会区分出公有云和私有云的不同需求，如果你担心安全而不放在微软的公有云平台上，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提供云计算技术，让你自己搭建自己的云计算平台。只要有稳定的电源线缆和高速光纤网络，我们就可以在20分钟搭建起一套云计算系统，你需要多少计算能力都封装在一个集装箱货柜里，按需付费即可。不再局限于软件设计，我们投入了很多研发精力在系统整合上，如何优化硬件匹配，尤其是在电源利用效率上。

三联生活周刊：有第三方机构曾经统计过，在中国有大概接近1000万台Xbox游戏机在使用，微软一直迟迟因为很多政策因素，无法在中国出售Xbox360，包括像Kinect这样的体感外设。而微软已经开始第三代Xbox游戏机的开发，会不会再次尝试申请将Xbox引入中国市场?

梁念坚：微软一直没有放弃Xbox入华的事情，只是很多不确定的政策因素在起影响，全世界有几千万台Xbox游戏机在使用，其实在微软看来每个游戏机都是云计算的一部分，微软一直在说三屏一云，电视屏幕是三屏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屏幕，而Xbox游戏机恰恰就是电视屏幕最直接的联机终端。

导言：腾讯QQ和奇虎360的不兼容冲突，前所未有的波及到了数亿网民，这场真刀真枪的争夺，不一定能让乐于免费之道的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警醒，但却充分投影出了中国互联网几大巨头各自的业务地盘与竞争底线。客户端装机数量，访问流量和增值消费模式，一切商业竞争的核心能量均在于此。

戮力、恩怨和收手

“马化腾的保镖什么样?”，奇虎董事长周鸿祎在电话中问道，此时距离他的360扣扣保镖同腾讯QQ正式碰撞已经过去了四天，之所以周鸿祎在电话中上来就迫不及待的询问，因为11月7日下午马化腾悄悄跑到了北京，为8号亲自同工信部交涉作准备，而周鸿祎早在11月6日就离开了北京，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很谨慎，特意选择0196的网络电话打回来。之所以马化腾和周鸿祎都不自觉地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在11月3日QQ和360发生不兼容的二选一事件后，为数众多的QQ和360软件最终用户纷纷表达出激动的情绪，甚至在腾讯北京办公室和深圳总部外，都出现过过激的用户抗议。

几乎从11月3日下午，QQ启动不与360安全软件兼容的二选一策略开始，整个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高潮，下辖近6亿活跃用户的QQ，与装机量超过3亿台的360安全软件，以前所未有的用户覆盖数量，在个人电脑终端上开战了。“这确实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行动”，马化腾如此解释，他们选择与360不兼容的二选一策略，尽管这一由腾讯QQ发起的攻势，招致了无数网民的抵触，“我们很早就跟公安部门和工信部汇报了360对QQ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中国法律体系目前还没有强制令，在查清楚之前，先终止对方的侵害行为。对于任何一个互联网运营商来说一定会采取一个紧急的避险措施。我们发现3号下午3点开始，360开始加速，利用QQ好友关系链进行二次传播，我们内部分析，就算已有2000万用户被劫持，利用QQ每个用户平均40个好友的数据结构，很快就能影响到8亿人，如果我们坐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那不出三天，QQ就会被360给卸载过半了。”正是基于这个判断，马化腾才会迫不得已选择被很多人称为“断腕”的二选一策略。

其实让一贯以温和姿态示人的马化腾暴怒的360扣扣保镖，早在10月29日就大张旗鼓的上线，当时奇虎360方面号称扣扣保镖可以全面保护QQ用户的安全，包括阻止QQ查看用户隐私文件，防止木马盗取QQ帐号，甚至在功能推广时还特意提及可以给QQ加速，尤其是禁止启动QQ秀和涉及QQ会员增值服务的一些限制功能，直接妨碍了QQ增值服务等获利源泉，正是这个扣扣保镖，成为了引爆双方对垒的焦点。事实上更早之前的9月27日，360还针对QQ发布了隐私保护器，暗指QQ扫描用户数据，将中国互联网界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用户隐私问题放大。而扣扣保镖这个命名，以及选择10月29日马化腾生日这天上线，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事件的过程中在一些不知名论坛上，有人刻意将深圳市政府吸引人才计划中对于马化腾的住房补贴公布出来，无疑从侧面煽风点火着众多QQ长期用户群体，对于腾讯和马化腾的不友好情绪。而对于为何奇虎360针对QQ一步步紧逼不放，周鸿祎有些委屈的说道：“实在是躲不过去啊，他们年初开始做QQ电脑管家，采取捆绑推广的方式，逼着360没有退路，腾讯QQ已经是一个充满霸权的独立平台，它就像微软捆绑IE浏览器那样，也不需要创新，任何新颖的互联网应用都会被QQ抄袭，然后再利用QQ用户优势打败原来的创新者。”

为了洗刷马化腾将360扣扣定义为外挂恶意软件，奇虎特意将360扣扣保镖1.0beta1005版送到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信息安全实验室，测试结果显示，9项开启功能中，2项功能是以明文的形式向互联网发送数据，7项功能未向互联网发送数据，而4项未开启的功能包括屏蔽QQ加载模块、替换360浏览器、备份和恢复QQ、拦截QQ升级，在这4项安全性测试中未发现扣扣保镖有自我复制的行为。也就是说在送测版的360扣扣保镖上，并没有发现后门等隐秘功能，但却并不能彻底洗脱360被腾讯定义的外挂恶意软件概念。尽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事情爆发后，也就是11月9日找了双方负责人谈话，可并没有当时就判断双方谁对谁错，而是要求腾讯公司停止二选一的不兼容措施，同时让360召回扣扣保镖。似乎这场前所未有的中国互联网内战，就这样偃旗息鼓了，马化腾甚至在采访中颇有预见的摆出姿态说道：“只要没有人入侵我们，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免费与增值模式的流量之争

可事实上率先宣布召回扣扣保镖的奇虎360，以及说出“观其言看其行”的马化腾，早已经搅乱了中国互联网界原有的平静。那些始终抱怨腾讯巨无霸，抱怨腾讯涉嫌垄断的互联网新锐，一直在默默地支持周鸿祎和他的奇虎360。周鸿祎在采访中说道：“一直没有挑战者敢于对腾讯说不，尤其是在个人电脑客户端领域，QQ一直试图在智能手机上复制这种优势，不作为就只有被排挤。”与此对应则还有一群热衷以公开声明方式支援腾讯的反360群体，金山、搜狗、傲游、可牛、百度联合宣布自己的客户端将不兼容360系列软件，即便第二天张朝阳表示搜狗将保持中立。这还没包括曾经在雅虎中国和3721上与周鸿祎发生过摩擦的阿里巴巴集团，以及被360安全软件永久免费模式断掉财路的瑞星等传统杀毒软件公司。

之所以腾讯最终选择放手斗狠，根源在于其与奇虎360公司在商业模式上近似性，以互联网作为个人电脑客户端软件安装和管理的24小时渠道，同时软件服务的大多数基础功能坚持免费，收入来源依赖于与用户流量有紧密关系的增值应用模式。对于腾讯与360的争斗与商业模式之间的关系，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采访中回应道：“每个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有类似情况，我们只不过体现在软件应用集成上领先，我们确实通过用户群体在拉动商业增长，但是我认为创新研发并不与用户规模相矛盾，完全创新一个商业模式是非常难的。”作为克里斯·安德森那本《免费》中文版的序言执笔人，周鸿祎更是对免费商业模式的盈利之道驾轻就熟。凭借短短半年时间内累积的过亿新增用户，打着免费旗号的360安全软件，已经帮助奇虎实现了收支平衡，正是看到庞大粘性使用群体对于免费的偏好，以及增值应用和在线用户流量的收益源泉，才让周鸿祎决心挑战一下腾讯，这个中国互联网界最成功的免费商业模式实践者。即便360同QQ之间在近似商业模式上如此戮力，马化腾似乎依旧坚信腾讯现有商业路径的正确性，他在采访中回应道：“国外免费力量也在增强，这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并不是免费跟收费的商业模式就天然对立，我认为这两种模式应该是伴随的，不是分道扬镳的关系，但是像360安全软件这样的产品完全免费，这个产业可能就不完全健康，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维持性研发投入，于是就必须从别人那抢流量，抢别人的浏览器，抢别人的导航站，这样才能养活自己。”

杀毒、即时聊天和输入法

就在腾讯QQ和奇虎360暂时收手，只保持口舌攻势之时。那些原本被QQ和360压制的竞争者，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11月10日金山安全与可牛宣布合并，以金山网络的新名字独立运作，且一上来就宣布未来安全软件将永久免费，很显然这是冲着周鸿祎的360来的。在360同QQ交恶之前，周鸿祎一直将金山安全和可牛压的喘不过气来，甚至在5月25日，通过微博亲自炮轰金山网盾存在漏洞，并且在可牛杀毒软件上线五分钟后就被360安全卫士拦截，而可牛的创始人傅盛正是周鸿祎昔日门下负责360的副总裁。与此同时卡巴斯基、瑞星等传统依赖收费模式的安全软件厂商，也趁机拉拢被360免费策略抢走的老用户，纷纷打出一年免费使用的跟随策略。

更深层的恩怨还涉及到刚刚重返金山管理层的雷军，马化腾特意在微博上写道：“雷军昨晚告诉我金山全部游戏惨遭360拦截启动，很可怕的云报复”。在此后的采访中，马化腾一直没有忘记云报复隐约的威慑性，他特意解释道：“现在木马病毒太多，杀毒工具普遍采用云查杀的方法，也就是说客户端只是一个机器，它是听从服务端的指令。这个武器太强大了，如果木马病毒爆发，让其他人进行升级免疫，这套方法效率很高，但是当对手有非安全方面的业务冲突，争夺浏览器，抢夺软件装机量等不公平竞争行为时，这个强大的武器就会被滥用。如果未来不改变规则，譬如安全领域等底层软件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牌照管理制度。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可能不在腾讯身上，也会在其他软件身上重演。”

另一方面腾讯最根基的即时通讯领域，也在这段敏感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微软在2011年将关停MSN SPACE空间，为了给MSN SPACE忠实用户搬家到新浪博客，微软同新浪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作为交换，MSN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并绑定新浪微博。甚至为了应对360的舆论攻势，一直与新浪在微博上较劲的腾讯，也不得不选择注册新浪微博帐号，充当官方舆论阵地的一部分。延续这种免费客户端软件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在杀毒和即时聊天工具之后，输入法领域也随时可能爆发类似QQ和360类似的争斗。在搜狗拼音、QQ拼音、谷歌拼音等输入法之后，阿里巴巴和百度也在10月相继发布了自己的输入法产品，一场类似杀毒界互联网免费化的流量争斗在所难免。输入法的开发难度并不高，但是却是每台联网电脑最不可或缺的输入工具，这种信息入口作用甚至比浏览器还要更前一步。加之输入法为了解决生僻字和提高输入准确率，大多引入了云概念的辅助功能，这无疑又如同QQ和360一样，在个人电脑之上牢牢站住了一个客户端席位。并且随时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端作为增值服务扩展的阵地，最早涉足输入法的搜狗，已经用三年时间累积了近亿台电脑的装机量，与之伴生的成果，则是搜狗在搜索市场获得了仅次于百度和Google的地位。

导言：随着智能手机和iPad类信息终端的流行，个人电脑的速度如何，渐渐不再是大众瞩目的消费焦点，但这并不代表CPU不再重要，英特尔选择在大连投产其全球第九家芯片制造厂，不仅仅是为了优化全球电脑制造产业链条的地缘成本结构，更是在为英特尔掌控的X86芯片架构重新布局。

“CPU的速度对很多人而言，不再是一切”，这是去年《Slate》在讨论极客情绪下滑时的论断，至少以往建立在摩尔定律为基础的半导体工业消费文明，正在遭受来自智能手机和云计算趋势的威胁。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必再在乎，每18个月作为一个半导体扩张周期的摩尔定律，130纳米、90纳米、65纳米、45纳米、32纳米，以及英特尔最新实现的22纳米制程工艺，在过去十年内，整个信息产业阶梯式的快速扩张，肆无忌惮的挥霍计算速度，像挖掘最后的矿藏那样，一点点逼近着硅材料的物理极限，这背后都蕴藏着摩尔定律的触手。而英特尔作为全球半导体界的绝对领袖，一直在引领着半导体生产工艺升级的步伐，不再只是18个月作为纯粹物理方式的晶体管扩张周期，英特尔早已开始采用颇具商业意味的“钟摆”理论，也就是一年升级中央处理器的架构，第二年在此架构上升级制程工艺，之后一年再升级架构，如此循环。这套发起自90纳米时代的商业工程谋略，一直被视作微软和英特尔联盟终结的起始点，也正是AMD在双核处理器上难以提升制成工艺，才让英特尔重拾CPU竞争的制高点。

但当iPhone和Android为首的智能手机，试图挑战传统个人电脑作为信息终端的绝对普及地位时，很多分析师不再考虑信息终端在计算速度上的升级，而更偏向审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应用的紧密程度，以及移动信息方式所创造出的新商业机会。“半导体业的自我淘汰速度并没有放慢”，英特尔首席技术官贾斯汀在此前的IDF大会上说道：“智能手机应用的科技基础依旧根植于半导体业，英特尔之所以一直保持着钟摆理论的制程工艺递进，就是希望始终保持全球半导体技术先行者的角色。”正是基于这种对于半导体业重心趋势的理解，让英特尔最终选择在大连投建自己的第九家芯片工厂，也是英特尔在亚洲的第一家芯片厂。其实早在大连工厂立项之前，英特尔更倾向在大连投建芯片封装厂，以接替上海芯片封装厂，但是此后芯片封装厂内迁成都，以及中国电脑代工制造业的井喷式繁荣，最终让英特尔董事会决断在大连斥资25亿美元投建全功能的芯片工厂。

Fab29，这个英特尔大连芯片厂最早的命名，估计未来只会停留于英特尔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中，因为CEO欧德宁的意见，英特尔打破了以往对于工厂的命名方式，美国的五个工厂编号都是以2作为后缀，以色列的三个工厂编号后缀则是8，原本编号后缀为9的大连工厂，被改为更吉利的Fab68。“为了这个68，我特意质询了以色列工厂，他们要保留住48和58”，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必杰调侃道：“只要他们把88留给我就行。”实际上300毫米直径硅片的芯片工厂，一直被列为限制出口技术，目前国内只有中芯国际掌握了65纳米300毫米直径硅片的批量生产工艺，英特尔为了迎合全球消费电子制造业的代工密集趋势，将芯片制造迁移到大连，这无疑暗示着传统组装思维的IT制造业格局，正在依附成本优势的全球分工脉络，深入到芯片级别的核心元件制造上。“大连芯片厂将不仅仅满足中国市场对于英特尔芯片的需求，它的产能将足以满足整个亚洲的需求”，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在采访中说道：“全球6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都是在成都芯片封装厂最终下线的，中国消费电子制造环境的密集效应，正在充抵劳动力上涨等传统代工制造业的瓶颈。”

实际上大连芯片厂对于英特尔远远不止降低芯片制造成本那么简单，为X86架构的手持移动信息终端作准备，早已经成为英特尔长久的战略计划。而就在大连芯片厂投产前两个月，英特尔收购了德州仪器的电缆调制解调器部门和英飞凌的无线解决方案部门，甚至以每股48美元现金吞下了安全软件公司McAfee，单比收购就高达78.6亿美元。这一切更昭示了英特尔对于未来芯片业的野心，一个极度整合的处理器将让英特尔重返90年代最辉煌的“Inside”状态，而嵌入的则是Meego血统的LTE网络智能手机。

大连芯片厂对于英特尔到底有何战略目的，为何投产之初只停留在65纳米的制程，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英特尔公司技术与制造事业部副总裁兼全球芯片制造部总经理周伟德(Joshua M Walden)。

三联生活周刊：从上海芯片封装厂到成都封装厂，再到新投产的大连芯片制造厂，我们看到英特尔在过去十年逐步的迁移，地价和劳动力成本无疑是迁移的因素，同时大连芯片厂作为英特尔全球第九个芯片制造厂，是美国和以色列之外，英特尔在在亚洲投产的第一个芯片制造厂，你们如何规划芯片制造的未来格局?

周伟德：三年前我们决定在大连投资建设芯片制造厂，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全球芯片制造的变迁趋势。全球绝大多数的电脑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这成了英特尔下决心在中国建设全套芯片生产线的幕后动力。从大连切割生产，拿到成都封装，再送到深圳装入计算机，无疑把全球繁琐的制造链条缩减到了最短。

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25年了，我们亲历了中国市场如何成为全球计算机消费的核心市场，也亲历了中国制造如何融入电脑生产的全球化。三年前我们关闭了上海封装厂，将芯片封装工作转移到了成都，因为那时英特尔处于金融危机环境下的发展低迷期，后来我们把上海工厂转变成英特尔研发中心的一部分，并且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芯片厂，而现在很多上海工厂的高级管理人才，已经转移到了成都和大连工厂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大连芯片厂投产之初还只是生产65纳米的芯片，尽管目前英特尔主流处理器还在用65纳米制程，但是其它生产线早已投产45纳米，甚至32纳米的新工艺，为何大连新工厂的制程并不是最新的?

周伟德：65纳米制程目前依旧是英特尔量产产品中普遍采用的工艺，之所以大连芯片厂投产之初采用65纳米，主要是受制于美国政府对于半导体技术的海外管控，海外工厂制程必须比美国本土工厂落后两代，我们上周公布了2011年升级22纳米制程的时间表，这意味着大连工厂将很快可以升级到45纳米，依旧可以保持技术领先性。基于目前最先进的32纳米工艺，我们已经在全球销售了超过五亿块高K金属栅极的微处理器，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对于英特尔而言，保持每两年一次制程升级，能够延续摩尔定律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全球个人电脑需求增长正在减速，意法半导体、Ti、台基电等芯片巨头都在转产ARM架构的手持设备芯片，英特尔传统意义上的微处理器和芯片组，需求无疑受到了影响，大连工厂65纳米的多余产能，是否会去投入到其他芯片领域?

周伟德：与CPU搭配的芯片组，一直是英特尔立足PC业的基础，我们已经计划不会用45纳米工艺生产芯片组，很长一段时间英特尔芯片组都会采用65纳米技术。当然我们也会设计不同的半导体解决方案，手持信息终端和通信设备都会涉及。

三联生活周刊：从原始工业硅到最终切割成芯片，半导体制造并不是一个纯绿色的生产过程，以往英特尔设立芯片厂更偏向选择人迹罕至的郊野，而大连工厂却临海且紧挨城市，这无疑对芯片制造过程中废液处理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加之东北亚区域空气灰尘密度在一些季节会偏高，势必增加芯片生产中的空气过滤难度，现在试产阶段芯片合格率能达到多少?

周伟德：我参与过英特尔全球四个工厂的建设，可以说大连芯片厂的标准是最高的，我们采用了英特尔全球新提出的DEX技术平台，这是大连芯片厂领先于其他八家工厂的特别之处。而在处理环境问题上，Fab68厂不仅强化了空气中的灰尘过滤，在废料废液处理上，也严格遵循我们在全球执行的标准，芯片生产中的众多重金属元素都会得到有效的处理，芯片生产中的超纯净水来自反渗透装置净化的自来水，而在反渗透之前，预处理系统就能回收反渗透处理过程的排水，将反渗透排水再用于废气洗涤塔。所有设施和工艺都是精密布局好的，加之工厂员工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培训，所以试产阶段我们就可以将芯片良品率拉升到了全球同类芯片厂的平均水平。

　　“我很乐于看到更多的融合性变化”，索尼董事长霍华德·斯金格10月13日晚上在东京塔下如此说道。同一天在纽约，索尼正式公开亮相了与Google合作的互联网电视产品，在霍华德·斯金格看来，正是参与GoogleTV这种多方合作的商业技术联盟项目，充分利用索尼集团在影音娱乐上的多元优势，再整合到索尼独具特色的消费电子产品中，正在成为了索尼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法宝。而与2006年CES消费电子展开幕演讲上与汤姆·汉克斯大谈《达芬奇密码》相比，霍华德·斯金格并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除了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外，在2009年索尼一度出现亏损之后，他还接替了中钵良治的总裁职位，被视作索尼日本元老的中钵良治成了副董事长，很显然这位68岁的美国籍威尔士人，已经彻底将索尼引入到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日本企业套路的经营方向上。

　　实际上从哈佛商业评论到大前研一的工商管理研究，一直热衷拿索尼和日产当案例，因为这两家传统日本企业都在被外籍CEO领导，霍华德·斯金格是美国籍威尔士人，日产掌门人卡洛斯·戈恩则是黎巴嫩出生的法国人，复杂的国际背景无疑带来了“异类”的管理哲学。加之在2008年起的这轮金融危机中，索尼和日产均因过分依赖北美市场，而导致突然亏损。但在一系列公司结构调整之后，两家公司都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更关键的是，他们都借助结构调整的机会，找到了产品研发上的“异类”杀手锏。日产拿出了纯电力驱动的Leaf车，而索尼则是瞄准了3D电视和单电相机。

　　与Leaf电动车包含配套充电站等一揽子平台产业链谋略近似，索尼的3D谋略也不只是3D电视机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上，针对3D电视播放和全球同步直播的3D电视制作方式，几乎为全球传统电视台洗了脑。负责3D事业部的岛津彰在采访中介绍道：“在五块比赛场地以32台摄像机机位拍摄了25场比赛，索尼特别改装了4辆超级大货柜车作为3D移动编辑平台，这种3D体育赛事直播的方式，必将席卷全球。我们跟ESPN已经在尝试商业化运作，现在全球外派了很多3D拍摄小组，2011年你会看到索尼和探索频道合作的3D频道，7天24小时的不间断连播。”而在电影界，借助索尼拥有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米高梅联美电影公司，让拍摄3D版本电影母带成为好莱坞新的制片规范，甚至很多经典老电影也被翻出来重新处理成3D版。“在2010年底会有68部用3D摄像机拍摄的电影问世，已经列入拍摄计划的，还至少有200部”，岛津彰补充道。另一方面索尼拼命挖掘自己消费电子产品上的3D潜能，除了BRAVIA电视，索尼在NEX和A系列等数码相机上都配备了3D全景扫描功能，利用新版固件升级的方式，让已经上市近5年的PS3游戏机也可以间接升级到3D。

　　即便如此索尼还是无法回避目前3D电视的普及化上的最大障碍：3D眼镜。负责3D事业部的岛津彰回答道：“3D电视上以4位信号发生一次频闪，裸眼技术并不难，但是全球已有技术方式还是无法保证裸眼下的画质，所以我们选择保留3D眼镜下的高画质，如果一味追求抛弃眼镜的裸眼3D，势必让画质大打折扣，观众很容易就视觉疲劳了，那样无疑会影响公众对于3D视觉趋势的信心。”就在10月初的东京CEATEC电子展上，东芝发布了全球首款裸眼3D电视，只有12寸和20寸两种小屏幕规格，这无疑也是为了规避裸眼3D的画质问题。三星显示事业部总裁BK Yoon甚至当场就对裸眼3D电视提出了质疑，他说道：“没有3D眼镜的3D电视，现在就是对消费者的亵渎，以牺牲观众视觉疲劳作为代价，至少五年内裸眼3D电视都不现实，反倒是像手机之类的5寸以下屏幕，实现裸眼3D更实际。”

　　正是因为无法甩开繁琐的3D眼镜，索尼也在试图寻找裸眼3D视觉技术成熟前的新商业模式。于是跟Google结盟互联网电视，被索尼列为战略重点。从24寸到46寸，内置Google的Android操作系统，搭配英特尔的Atom处理器，一共四种尺寸的GT1互联网电视，打破了以往互联网电视内容上的封闭状态，Chrome浏览器和硕大的RF遥控器键盘，意味着索尼在设计电视时不再迎合电视台，而是优先考虑习惯于互联网操控界面的年轻一代。反倒是GT1互联网电视上的3D功能被悄悄藏了起来，索尼家庭娱乐事业本部的高级副总裁奥田利文在采访中说：“GT1互联网电视目前还只限于美国市场，更多代表了索尼对于开放互联网娱乐方式的态度，我们新一代的产品都具备一个Ready3D标签，就像五年前1080P高清电视初期的ReadyHD一样，代表这些设备随时可以升级到3D，而在3D电视和互联网电视若干年成熟之后，我们甚至会把专业级分辨率的4K电视引入商用，那可是四倍1080P画质。”

　　专访索尼株式会社执行副社长吉冈浩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世界杯期间索尼一致在努力展示3D电视的魅力，而最近又介入与Google的合作，利用索尼旗下诸多电影公司的独特资源，大胆试验互联网电视的商用空间，在你们看来未来电视娱乐的机会点在哪?

　　吉冈浩：索尼在电视领域始终充当着领导者，我们不仅有自己的面板生产线，还拥有包括LED背光到3D显示在内的众多新锐电视技术。其实互联网电视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两三年前包括索尼在内的许多厂商都尝试过类似产品，但是那个阶段的环境因素不成熟，产业链条和使用偏好上存在着诸多阻碍，电视与互联网连接方式上，数字化内容上，造成当时市场对互联网电视接受度不高的尴尬局面。但是现在新一代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对互联网有着本能的偏好，本能的会去互联网寻找影视娱乐内容，这触动了索尼重起互联网智能电视的引线。与苹果的AppleTV相比，我们更开放，允许使用者轻松调用各种在线娱乐内容，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势必会形成新颖的娱乐体验，3D电视将强化索尼产品的视觉冲击力，互联网电视则让索尼保持开放创新的活力。

　　三联生活周刊：苹果iPad在半年时间席卷全球，以至于影响传统个人电脑消费增长放缓，索尼VAIO笔记本受到影响了吗?要知道索尼爱立信已经涉及了Android手机，并且索尼早年还基于Palm系统开发过Clie品牌的PDA，而同时你们还一直在生产基于电子墨水技术的电子书，索尼如何应对iPad。

　　吉冈浩：索尼的VAIO笔记本电脑一直以时尚作为设计指针，所以并没有受到iPad的直接冲击。现在全球消费电子界，确实因为苹果iPhone和iPad的流行出现了格局变化，互联网元素改变了很多传统消费电子产品的应用方向。之所以索尼选择Google的Android系统合作，就是考虑到了Google在互联网服务上的优势，不只局限于索尼爱立信的Android手机，刚刚发布的GT1系列互联网电视也是基于Android系统的，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消费电子延伸服务的互联网化趋势，我们内部已经在设计索尼的Pad类产品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08年开始的北美金融危机之后，所以经历了短暂的亏损期，依赖北美市场份额，让很多亚洲消费品制造商都吃了亏，最近美元的一系列调整，让日元和人民币都在不断升值，这对于出口型市场无疑是严峻的问题，索尼有没有应对措施?

　　吉冈浩：这确实是我们目前很头疼的问题，尤其对于全球环境下的出口型企业。索尼现在只能采取稳健的货币策略，保持汇率因素下的商业结算平衡性。发达消费市场在那场金融危机之后，正在缓慢复苏，索尼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新兴市场的机会，我们正在调整自己的全球化节奏，在尼日利亚、智利等市场，深入研究新兴市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

　　三联生活周刊：索尼现在是数码制造领域为数不多自己可以生产CCD和CMOS感光半导体元件的厂商，全画幅大尺寸的CMOS只有索尼和佳能在生产，而最近索尼似乎停止为包括尼康在内的众多数码相机制造商提供CCD，与此同时佳能则在实验室内试产出了202乘205毫米的超大CMOS感光芯片，你们在CCD和CMOS感光元件上有何未来战略规划?

　　吉冈浩：并不是索尼不再为尼康相机提供大尺寸感光半导体元件，实在是最近索尼遇到了严重的产能不足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索尼NEX单电相机，处于造多少卖多少的状态。可以说借助NEX相机，索尼在全球市场可换镜头相机领域打了翻身仗，在此之前我们的市场份额一度低于10%，而现在在可换镜头数码相机领域，纯粹从份额上计算，索尼同佳能和尼康已经很接近了，如果要不是大尺寸感光半导体元件生产能力不足，也许借助NEX我们已经拿下可换镜头数码相机市场35%的份额了。我们在高端数码相机和高端数码摄像机上，试探了一系列差异化产品，譬如袖珍的NEX5相机，每秒连拍十张，使用半透光镜的A33和A55，还有更换镜头的DV，这个思路打破了很多传统商业模式的禁锢。现在迫切的问题还是大尺寸感光半导体元件产能问题，作为应对，我们就在几周前紧急追加了400亿日元的扩产投资，这个投资额度可能还不够。

　　导言：依旧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三分之一份额的诺基亚，在9月中做出了一些系列决断，不仅请来了前微软副总裁史蒂芬·埃洛普接替有20年诺基亚工龄的康培凯，更是从Symbian到Meego，公布了一系列未来操作系统平台的布局。留下的问题只是：芬兰特色的诺基亚将会引入美国风格的管理?以及诺基亚能否对抗苹果和Google，形成智能手机业的三足鼎立吗?

　　刚刚辞职的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在哪里，那位被册封为诺基亚下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加拿大人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来了吗?9月14日的伦敦ExCel展览馆，所有人都在观察着密集的人群中，有没有这两位诺基亚管理权更迭期的焦点人物，在诺基亚全球大会的五天前，诺基亚董事长约玛·奥利拉突然公布的人事变动，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尽管几个月前就有康培凯即将离职的传言，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诺基亚一年一度的全球大会前夕。

　　在2010年初，一本名为《Uusi Nokia》的商业评论书籍出现在了赫尔辛基的书店内，这本由诺基亚前员工撰写的思考文集，在芬兰引起了知识界的足够重视，作者Juhani Risku列举了诺基亚足够多的问题，尤其指出诺基亚犯了大公司病，但他并不建议引入美国式的管理方式，在他看来侵略性和傲慢态度，与诺基亚一贯的芬兰小集体团队哲学，无法融合。可最终诺基亚还是找来了硅谷血统的新管理团队，终结了芬兰籍首席执行官的传统。而《商业周刊》对这个问题，更乐于用全球化分工协作的地缘方式思考，在他们看来诺基亚作为欧洲消费电子界少数几根独苗，不可能在遥远的北欧形成足够旺盛的创新环境，诺基亚应该在10年前把全球总部迁到加州去。

　　“我们大概在两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未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Meego系统上的筹划期，每八个月升级一次，现在已经接近成熟”，诺基亚执行副总裁、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安西·凡约基(Anssi Vanjoki)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他在诺基亚大会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3日突然辞职，辞职来的如此突然，以至于他不得不依旧按照原计划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7月初，他在诺基亚官方博客上写了一篇《反击从现在开始》的文章，被很多诺基亚铁杆支持者视作战前宣言，可谁也想不到在经历一系列管理层地震后，安西·凡约基选择了引退，尽管他还将继续留任6个月等待交接，可他在采访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多的态度。他说道：“诺基亚如果作Android手机，绝对是愚蠢的事。”实际上诺基亚的核心管理团队已经做出了足够缜密的战略布局，在保持Symbian的传统手机操作系统的同时，逐步改变程序内核，再由Symbian 3升级到Symbian 4，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Meego则主打类似iPad的平板电脑市场。从微软挖来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无疑将带来浓厚的硅谷管理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前Plam负责设计的高级副总裁彼得·斯基尔曼(Peter Skillman)也在诺基亚大会前夕悄悄加盟，主管的正是Meegoo项目的用户体验。

　　在诺基亚大会上，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对于诺基亚前途的私下讨论，以至于没有人注意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出现，更多人还忽视了主管市场的诺基亚执行副总裁Niklas Savanger，在9月14日大会开场白中的发言：“反击策略的执行将依赖更多的人，而不是依靠两个人，现在诺基亚有六万人在执行我们的策略。”而更多的参会者，则更关心诺基亚几个新操作系统平台，能否切实与iPhone和Android对抗，形成三足鼎立的商业态势。“诺基亚大会上的氛围更像商业合伙人们的社交培训”，Puio的创始人加森·布朗尼随意的说道，上一次碰到他还是在6月初的苹果WWDC开发者大会上，作为独立的应用软件开发社团，Puio试图在苹果和Google的应用软件商店之外，再试探为诺基亚的Ovi平台编写应用程序，他说道：“为苹果写软件确实可以获得丰厚收益，但是竞争更激烈，必须保持技术和创意上的前瞻性，而我不打算涉足Android平台，即便Android手机在全球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iPhone，因为Android应用软件市场太混乱，没有健康的生态环境，诺基亚的Ovi则更像蛮荒之地，到处都是空白，加之Sybmina3和Meego两套操作系统之间的间接关联性，至少诺基亚给全球移动互联网程序员们画了一张足够大的饼。”

　　事实上，如何保持诺基亚的地位，已经成为了9月21日就任首席执行官的史蒂芬·埃洛普，必须立即决断的问题，目前诺基亚依旧保持着全球手机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这其中多数手机都是低于150美元的低端产品，单个手机的利润率远低于苹果iPhone。在诺基亚大会上新亮相的N8和E7等基于Symbian 3系统的新手机，无疑表达了对于新技术追逐的积极态度，但同时基于Symbian老旧的S40系统，将触摸屏和数字键盘组合在一起重新设计出的X3-02，则又在暗示诺基亚对于低端市场份额的依依不舍。

　　专访诺基亚手机业务执行副总裁玛丽·麦克道尔(Mary McDowell)

　　三联生活周刊：诺基亚全球核心管理团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更换了首席执行官，甚至董事长约玛·奥利拉宣布自己在2012年股东大会后退休。新首席执行官之前在微软就职，而你又来自加利福尼亚，诺基亚核心管理团队正在呈现一种淡化欧洲色彩的变化，这些更迭会带来什么变化吗?

　　玛丽·麦克道尔：确实我们刚刚有两位高级管理核心成员选择了离职，但是诺基亚在全球还有六万余人在每天尽职尽责的工作。我认为诺基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非常清晰有效的，人事变化只是发展调整的一部分，更国际化的管理层无疑会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我认为诺基亚正在反击，在诺基亚大会的演讲中，我提到了手机产品线的复兴，没错，诺基亚又杀回来了。新一代的N8手机足以展示Symbian操作系统的未来方向，还有我们跟英特尔联合开发的Meego，反击火力将异常强大。我们依旧会将中国市场视作全球业务的重点，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一直在推动本地化的发展方向，众多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定制手机，刚刚在中国引入的代理服务器技术，还刚拿到了基于地理信息的位置服务许可证。

　　三联生活周刊：诺基亚传统的Symbian系统一直是诺基亚全球市场份额的基石，未来Symbian3和Symbian4的智能手机系统对抗iPhone和Android的路线已经很清晰了，即便如此诺基亚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发布了支持触摸的S40新手机，你们如何考虑的，继续投入开发这种老Symbian系统的手机，值得吗?

　　玛丽·麦克道尔：诺基亚不只提供高端手机，我们提供一系列产品，最低甚至低于30美元，新发布145欧元的C系列手机就是Symbian的高端产品。互联网化的智能手机确实代表着潮流的方向，但是我们的世界并非都需要智能手机，去年诺基亚卖了3.64亿部的S30和S40手机，基本每天100万部。其实互联网化的智能手机和传统强调功能的手机之间，正在发生重叠，他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技术倾向上，智能手机是开放架构，可以让第三方程序员为它的操作系统特别编程，而S40是封闭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第三方程序员只能在上面编写Java应用，而不能应用程序化。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是我们看到了智能手机价格曲线的下降，同时也会看到更多智能化新特性出现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两者在发生某种交汇。

　　三联生活周刊：苹果、Google和诺基亚的Ovi，无疑可以算是现在全球最具规模的三大应用软件平台，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中的很多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局限于第三方开发者，也包括应用下载的最终使用方式，甚至包括应用的免费与付费价格。你们如何看待应用软件商店模式的未来?

　　玛丽·麦克道尔：全球每个市场的特色文化和基础设施不同，注定了应用软件商店模式不能刻意强调全球统一行为。诺基亚的Ovi应用软件商店非常灵活，我们并不是每部诺基亚手机只有通过应用软件下载的方式才能享受应用，我们非常乐于与运营商合作，采取电信市场常用的预装商业模式。我们在诺基亚大会上推出的Qt精简代码计划，可以帮助应用软件开发者在Symbian跨平台上精简70%的代码工作量，这无疑将让程序员们可以在C++图形界面用户框架下，用更熟悉的编程语言开发更高效的小程序。

　　现在全球移动信息市场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不对称鸿沟，在新兴市场或者更低端不发达市场，低下的电脑普及率，让普及率相对高的手机成为了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而在成熟市场，我们可以从电脑上获得极大丰富的信息，甚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泛滥，在成熟市场已经出现了信息过量。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推动信息关联性，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地理位置服务上投入资金，以及跟众多社交网站深度合作，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你是谁，你在哪，所有信息都相关起来的生活环境。

　　导言：贸工技，一直是左右联想集团发展的战略顺序，尽管在购并IBM PC之后，联想已经不再乐于讨论这种顺序关系，但是贸易，依旧是联想集团放在首位的要旨，而一直被放在最后一位上的技术，正在悄悄前移，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全球化代工制造体系的成熟，制造业正在出现全球化分工，另一方面在于并购IBM PC后，联想有了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发中心，加上联想在北京的研发底子，国际化普遍历程中产品研发上短板，正在快速生长。

　　变与不变

　　“这里只有几台Thinkpad历史上的经典电脑，因为我们要在年底搬家，以后在横滨新办公室会作个ThinkPad的博物馆”，联想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指着长廊尽头的蝴蝶键盘701c和双屏幕W700ds说道，这条连接大和实验室两座楼宇的玻璃顶走廊，曾经在两侧摆满了历代ThinkPad的样机。一周后，在北京上地西路的联想集团研发中心，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在他的会议室里，指着墙上印满联想历代电脑的大幅打印纸说道：“这里描绘了联想从1998年到2010年的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天禧电脑到IdeaPad的A300一体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年努力的轨迹”。紧挨着这张打满联想历代重头产品的巨幅打印纸旁，另一张巨幅打印纸上更密集的排列着苹果电脑的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ThinkPad被视作唯一在工程设计角度有能力可以跟苹果掰掰手腕的角色，而现在，联想北京研发部门操刀的IdeaPad，也把自己的比较体系聚焦向了苹果。

　　《谁是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PARASOL》杂志网络版上的标题，在他们看来苹果在工业设计界正在成为标靶，拥有软件系统的开发机制，让苹果将其他传统消费电子巨头甩在了几个街区之外，真正有潜力追赶的，只剩下索尼VAIO、被惠普收购的Palm、联想ThinkPad和隐身于Google背后做代工设计的HTC。实际上ThinkPad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程师文化，这些要素并没有因为从IBM到联想的企业主体变更，以及全球化代工制造和委托设计机制泛滥，而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将这种ThinkPad产品形态上的“固执”，理解为日本大和研发团队的守旧，但正是这种有些刻板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中，始终被杨元庆看中的一些东西。

　　大和实验室很大程度上被视作IBM时代技术遗产，尤其是研发团队的技术继承上，作为大和实验室工龄最久的元老，58岁的内藤在正已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下鹤间的办公室干了36年，他现在的正式头衔是联想笔记本研发部副总裁，在2005年之前，他是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而他更乐于接受“ThinkPad之父”这个称号。自从1992年开始担任ThinkPad首席设计师，内藤在正几乎亲历了每一代ThinkPad电脑的开发，从他第一台亲自操刀工程设计的ThinkPad 700c，到2010年初联想升级换代的T410s。实际上第一次采访到内藤在正是2006年9月，当时是为了庆祝ThinkPad品牌诞生15周年，那时联想并购IBM PC还没满一年，Thinkpad还处于联想品牌和IBM品牌的过渡期。而4年后的内藤在正依旧说话不紧不慢，唯一的变化，只是他把两撇胡子剃掉了。“现在回想起大和实验室走过的这些年，似乎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挑战，产品技术的挑战，研发预算的挑战，不过相比较看，从IBM过渡到联想，应该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挑战”，内藤在正放慢语速说道：“这种挑战有沟通方式上的，也有对产品创新方向理解上的，不过与五年前相比，大和实验室的员工数扩张了不少，”实际上在2006年初威廉·阿梅里奥就任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不久，构思了一个庞大的公司结构调整计划，大和实验室也被摊派上了裁员指标，尽管内藤在正现在并不想提起那段时光，但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于购并早期那段波折的记忆。

　　T43、T60、T400、T410s，在联想并购前后，如果细致揣摩ThinkPad五年来的旗舰机型，不难发现大和实验室自身的研发变化，从T30上的钛纤维复合涂层到T43上的铝镁合金外壳，主要的研发成果还来自于2005年底以前IBM时代的累积，那么T61和T400上普遍采用的镁合金防滚架，让ThinkPad在联想时代继续保持着在工程结构上的先驱姿态。如果说1992年塞尔克·拉特利奇和阿肖克·钱德拉构想出的定位杆小红点鼠标，以及蝴蝶式键盘尝试开拓出的键盘敲击手感，构筑了ThinkPad工程设计上几次重要突破的话，那么联想接手大和实验室后，在ThinkPad电脑上出现的镁合金防滚架结构，注定将成为ThinkPad产品历史上的重要突破。包括内藤在正在内的大和实验室元老们，并不想躺在ThinkPad的历史经典机型之上睡大觉，他们也希望在联想体系内，创造出一些新的经典。2008年初的X300，无疑是一次不计成本的工程设计挑战，让联想ThinkPad跟苹果Macbook Air在厚度上打了个平手，但在内藤在正看来，ThinkPad在设计思路上的自我挑战，不只是X300，还包括在13英寸的ThinkPad Edge上尝试红色外壳，以及在X100e使用运算能力稍弱，但芯片整合程度更高的AMD处理器。甚至在2004年，ThinkPad决定在Z60上使用16：10尺寸的宽屏幕时，很多铁杆ThinkPad用户抗议声不断，可整个电脑制造业都在从4：3的屏幕尺寸上转移，内藤在正不得不做出了顺应技术潮流的改变。

　　实际上对于购并后的联想而言，大和实验室不仅仅在战略价值上延续了ThinkPad的生命线，更让联想保持了与日本消费电子制造业在工艺技巧上的同步升级，对此内藤在正说道：“大和实验室做了20多年的电脑设计，充分发挥了日本工程界对于精密设计工作的热情，在跟中国的同事交流后，我觉得民族文化并不是最大的区别要素，而更应该视作一种工程师文化传统的环境态度。”正是这种日本工程界的环境要素，让ThinkPad在保持IBM美国风格的商用主义之外，越来越凸现日式笔记本设计风格中的细腻元素，更加的有别于惠普和戴尔。

　　三角进攻

　　三角进攻，这个词汇很容易让人想到铸造公牛王朝和湖人王朝的菲尔·杰克逊，他所创造的三角进攻战术，被视作NBA最近二十年内效率最高的战术方法之一。而对于联想而言，上地西路的北京研发中心，即将搬迁到横滨的大和实验室，以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利研发中心，同样构筑了一套很有特色的三角体系。“全球三地的研发机构，并不是简单的组织架构布局，北美罗利和大和实验室作为IBM PC时代的资产，不只是延续以前的开发资源”，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在采访中说道：“联想研发体系这五年经历的变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最具写实性的一面，尤其对于消费电子设计和制造领域而言，完全的中国代工厂制造模式，让北京研发中心的份量越来越重，也正是因为制造因素，ThinkPad部门的工作站和服务器研发，在2006年从罗利搬到了北京作开发。其实联想这三个研发体系各自有各自的任务，研发产品不重叠，北京研发部门主要做IdeaPad相关的产品，大和实验室则是主攻ThinkPad笔记本具体工程研发方面，罗利则与大和实验室搭配，更多作研发前的产品构思。经过五年的磨合，联想整体的研发实力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逐步摸索出这三个研发机构各自的特点，大和实验室在盯细节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可以把一个设计做的很精致，可又太专注细节，以至于难以作出战略性的技术创新，这方面则是美国罗利部门所最擅长的，美国绝对有全球最好的架构工程师土壤，硅谷文化的熏陶很重要，北京研发团队则是极具成长性，学习能力和冲劲又足，像ThinkPad X300的超薄设计构思，就是北京设计团队在头脑风暴时的产物。”

　　实际上主管大和实验室的内藤在正，在合并之初就被请到北京，当时的管理团队甚至提出，是否由内藤在正来辅助执导联想产品的工程研发，但此后的实践证明，三地研发体系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协作模式，更能提升产品研发的效率，在采访中内藤在正回忆道：“在合并之前，我没有看过联想的产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看了几台当时联想研发团队的机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就是觉得联想不同电脑之间没有统一性，更多是为了追求一个卖点造型，而进行的研发设计。”最初北京研发团队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主管联想早期产品设计的姚映佳，在2007年的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和实验室的观察，在他看来，北京研发团队的创意实现能力甚至比大和实验室更前瞻，但2010年再采访姚映佳时，他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北美罗利研发部门现在也就剩下10多人，他们更多的设计工作是满足北美市场的需求，从纯粹工业设计角度看，北京研发部门和日本大和实验室之间，更像两个平行竞争者，但我们却是同一个公司的战友，其实我们学习了不少大和实验室的工艺技巧，譬如笔记本表面加固工艺，优化键盘手感的卡缝细节，在我看来他们更擅长解惑研究，当然大和实验室也从我们这里学去了一些，ThinkPad Edge的亮红色外壳，就是借鉴自我们设计的乐Phone。”

　　在具体产品设计工艺和研发技巧的互补之外，三地研发团队之间的人员互换，犹如润滑剂般填补了地域和文化上的沟壑。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就有颇多感慨，他在接受采访前，一口气连续递上了五张名片，从深圳、上海、北京到最后的大和实验室，从名片地址上的变迁，足以看出神田洋一郎在过去五年时间的经历。作为大和实验室台式机和服务器方面的研发专家，他随着ThinkPad服务器等产品研发部门迁移到了中国，在2010年4月结束了外驻派遣，又回到了大和实验室，他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5年的感慨：“回到大和实验室，感觉跟五年前相比工作内容和气氛变化不大，当然这是相对北京研发部门说的，北京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节奏要更快，过去联想更依赖代工设计，现在则是多数产品设计由IdeaPad部门操刀，设计思路和开发技巧上的更新频率，高于整个电脑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2006年初，联想就开始了全球研发部门骨干工程师的派遣学习，不仅有神田洋一郎这样的大和实验室员工派驻，北京研发中心也前前后后派遣了近60人去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究中心，研发交流最短也要外派两周，最长的去了半年。

　　而ThinkPad X300的研发过程，无疑将这种“三角进攻体系”推向了一个阶段性的高潮。杨元庆在此前的采访中评价道：“ThinkPad需要一个新的亮点，X300凭借内置光驱等丰富的配置优势，可以跟苹果Macbook Air比拼轻薄，要知道Macbook Air是以牺牲功能作为代价的，没有光驱，电池不能拆卸，很多接口被简化，而联想的设计团队却依靠协作，实现了很多工程设计上的突破。”实际上X300最原始的创意来自北京研发中心，当时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和团队搞头脑风暴，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像摩托罗拉刀锋手机那样，以极端薄作为设计原则。之后在北美罗利总部的笔记本电脑业务高级副总裁彼得·豪顿休斯完善了这个想法，并且将设计工作布置给了罗利研发中心首席设计师大卫·希尔，大卫·希尔早期设计蓝图明显受到了ThinkPad历史上经典的701C影响，10英寸屏幕搭配可折叠的蝴蝶键盘，为此他甚至请教了ThinkPad已经退休的元老级设计师理查德·萨帕。可此后大和试验室在将图纸付诸于具体样品设计时，他们又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于是13英寸屏幕取代了10英寸的小屏幕，自然可折叠的蝴蝶键盘也变得累赘，设计重量也从3.4磅，被一点点地减肥到了最终生产时的3.1磅。

　　火炬效应和LePhone征途

　　“这五年，我们一直不敢懈怠，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更新频率在悄悄加快，IdeaPad整合前每年也就研发10款机型，现在则是30到40款，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惠普和戴尔。”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特意解释联想在研发上的速度法则，在他看来，之所以联想能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保持近40%的市场份额，产品研发上的灵活原则与多层次扩张，管了大用。而这种适应性，恰恰是整个联想研发体系在2005年购并之后，始终保持自我创造力的关键。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讲这套理论解释为，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界的新生态法则，他在采访中说道：“快鱼吃慢鱼，合并IBM PC之后的五年来，我越来越坚信这条法则，ThinkPad商用客户很稳定，他们可以满足用户金字塔的上层需求，而IdeaPad又足够丰富，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整，惠普和戴尔很难下探到中国四线以下城市用户需求，而联想却可以，加之中国产品消费更新周期本身就要比国际快。”

　　并不是只是设计电脑，2007年4月祥云火炬设计方案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联想研发部门的另一面。在北京研发中心设计团队，2005年11月25日跑到郊区九华山庄搞封闭创意之前，当时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是不知道他们在抽出额外时间竞标火炬设计方案的，直到从388个火炬备选方案中筛出九强，并且经过初审入列四甲之后，杨元庆才知道了火炬设计的事情，实际上在联想内部推举出祥云火炬之前，还有凤凰涅磐理念和长城烽火台思路的草稿，甚至还有人大胆的构思了双人持握的玉佩火炬。“当时我们感觉自己有点High了，各方面对祥云火炬都很认可”，姚映佳在采访中说道：“现在想来，设计火炬，对于联想研发团队快速树立信心，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让我们在电脑产品以外，获得了设计成果上的成功，这种效果甚至比后来我们研发团队去拿红点奖，拿iF，这些设计领域的专业奖项，更能激励团队。”

　　之所以成功设计火炬，被联想北京研发设计中心的元老们看中，也有很大因素在于他们一直憋着一口气，之前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威廉·阿梅里奥在员工内部大会上，有些伤了他们的心。当时员工提问环节，有人问阿梅里奥如何看待消费类产品，结果阿梅里奥应答说，联想未来更要依赖商用产品线。姚映佳和贺志强都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正是那之后，联想陆续开始暂停一些边缘和研发周期过长的产品，“当时我们做了一套24小时在线电脑体系，就是在常规笔记本之外，再嵌入一套ARM芯片，并行CPU来处理数据，还有联想一直在维持的Linux代码，都是在那个时期被迫放弃的”，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回忆道：“当时在联想手机之外，联想研究院一直在设计一套推送邮件机制，很类似后来的黑莓手机，阿梅里奥要求砍掉这个项目，好在杨元庆亲自过问，保住了联想研究院在手机方向的研究成果，这才有了现在的LePhone。”而被柳传志视作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重头的LePhone，实际上只用了18个月的研发时间，依靠高通提供的硬件解决方案，以及Google的开放Android系统，只保留了联想研究院早期研发的软件推送系统。第二代LePhone的研发计划已经悄悄排上了日程，不再只是北京研发中心的项目，大和实验室也将被委派工程开发的重任。贺志强感概道：“研发上没有白投的钱，Android系统底层还是Linux，联想还是有很多积累的，并不是依靠以前写的程序代码，而是依靠研发部门老辣的工程师，以及一直坚持不懈的研发方向，正如同杨元庆在2005年合并之初叮嘱我的那样，看准一个明确的未来方向，我们可以坚持投入开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