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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0

  导言:依旧占据全球手机市场三分之一份额的诺基亚,在9月中做出了一些系列决断,不仅请来了前微软副总裁史蒂芬·埃洛普接替有20年诺基亚工龄的康培凯,更是从Symbian到Meego,公布了一系列未来操作系统平台的布局。留下的问题只是:芬兰特色的诺基亚将会引入美国风格的管理?以及诺基亚能否对抗苹果和Google,形成智能手机业的三足鼎立吗?

  刚刚辞职的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在哪里,那位被册封为诺基亚下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加拿大人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来了吗?9月14日的伦敦ExCel展览馆,所有人都在观察着密集的人群中,有没有这两位诺基亚管理权更迭期的焦点人物,在诺基亚全球大会的五天前,诺基亚董事长约玛·奥利拉突然公布的人事变动,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尽管几个月前就有康培凯即将离职的传言,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诺基亚一年一度的全球大会前夕。

  在2010年初,一本名为《Uusi Nokia》的商业评论书籍出现在了赫尔辛基的书店内,这本由诺基亚前员工撰写的思考文集,在芬兰引起了知识界的足够重视,作者Juhani Risku列举了诺基亚足够多的问题,尤其指出诺基亚犯了大公司病,但他并不建议引入美国式的管理方式,在他看来侵略性和傲慢态度,与诺基亚一贯的芬兰小集体团队哲学,无法融合。可最终诺基亚还是找来了硅谷血统的新管理团队,终结了芬兰籍首席执行官的传统。而《商业周刊》对这个问题,更乐于用全球化分工协作的地缘方式思考,在他们看来诺基亚作为欧洲消费电子界少数几根独苗,不可能在遥远的北欧形成足够旺盛的创新环境,诺基亚应该在10年前把全球总部迁到加州去。

  “我们大概在两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开始思考未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Meego系统上的筹划期,每八个月升级一次,现在已经接近成熟”,诺基亚执行副总裁、集团执行董事会成员安西·凡约基(Anssi Vanjoki)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他在诺基亚大会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3日突然辞职,辞职来的如此突然,以至于他不得不依旧按照原计划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7月初,他在诺基亚官方博客上写了一篇《反击从现在开始》的文章,被很多诺基亚铁杆支持者视作战前宣言,可谁也想不到在经历一系列管理层地震后,安西·凡约基选择了引退,尽管他还将继续留任6个月等待交接,可他在采访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多的态度。他说道:“诺基亚如果作Android手机,绝对是愚蠢的事。”实际上诺基亚的核心管理团队已经做出了足够缜密的战略布局,在保持Symbian的传统手机操作系统的同时,逐步改变程序内核,再由Symbian 3升级到Symbian 4,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Meego则主打类似iPad的平板电脑市场。从微软挖来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无疑将带来浓厚的硅谷管理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前Plam负责设计的高级副总裁彼得·斯基尔曼(Peter Skillman)也在诺基亚大会前夕悄悄加盟,主管的正是Meegoo项目的用户体验。

  在诺基亚大会上,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对于诺基亚前途的私下讨论,以至于没有人注意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出现,更多人还忽视了主管市场的诺基亚执行副总裁Niklas Savanger,在9月14日大会开场白中的发言:“反击策略的执行将依赖更多的人,而不是依靠两个人,现在诺基亚有六万人在执行我们的策略。”而更多的参会者,则更关心诺基亚几个新操作系统平台,能否切实与iPhone和Android对抗,形成三足鼎立的商业态势。“诺基亚大会上的氛围更像商业合伙人们的社交培训”,Puio的创始人加森·布朗尼随意的说道,上一次碰到他还是在6月初的苹果WWDC开发者大会上,作为独立的应用软件开发社团,Puio试图在苹果和Google的应用软件商店之外,再试探为诺基亚的Ovi平台编写应用程序,他说道:“为苹果写软件确实可以获得丰厚收益,但是竞争更激烈,必须保持技术和创意上的前瞻性,而我不打算涉足Android平台,即便Android手机在全球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iPhone,因为Android应用软件市场太混乱,没有健康的生态环境,诺基亚的Ovi则更像蛮荒之地,到处都是空白,加之Sybmina3和Meego两套操作系统之间的间接关联性,至少诺基亚给全球移动互联网程序员们画了一张足够大的饼。”

  事实上,如何保持诺基亚的地位,已经成为了9月21日就任首席执行官的史蒂芬·埃洛普,必须立即决断的问题,目前诺基亚依旧保持着全球手机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这其中多数手机都是低于150美元的低端产品,单个手机的利润率远低于苹果iPhone。在诺基亚大会上新亮相的N8和E7等基于Symbian 3系统的新手机,无疑表达了对于新技术追逐的积极态度,但同时基于Symbian老旧的S40系统,将触摸屏和数字键盘组合在一起重新设计出的X3-02,则又在暗示诺基亚对于低端市场份额的依依不舍。

  专访诺基亚手机业务执行副总裁玛丽·麦克道尔(Mary McDowell)

  三联生活周刊:诺基亚全球核心管理团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更换了首席执行官,甚至董事长约玛·奥利拉宣布自己在2012年股东大会后退休。新首席执行官之前在微软就职,而你又来自加利福尼亚,诺基亚核心管理团队正在呈现一种淡化欧洲色彩的变化,这些更迭会带来什么变化吗?

  玛丽·麦克道尔:确实我们刚刚有两位高级管理核心成员选择了离职,但是诺基亚在全球还有六万余人在每天尽职尽责的工作。我认为诺基亚制定的发展战略是非常清晰有效的,人事变化只是发展调整的一部分,更国际化的管理层无疑会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我认为诺基亚正在反击,在诺基亚大会的演讲中,我提到了手机产品线的复兴,没错,诺基亚又杀回来了。新一代的N8手机足以展示Symbian操作系统的未来方向,还有我们跟英特尔联合开发的Meego,反击火力将异常强大。我们依旧会将中国市场视作全球业务的重点,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一直在推动本地化的发展方向,众多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定制手机,刚刚在中国引入的代理服务器技术,还刚拿到了基于地理信息的位置服务许可证。

  三联生活周刊:诺基亚传统的Symbian系统一直是诺基亚全球市场份额的基石,未来Symbian3和Symbian4的智能手机系统对抗iPhone和Android的路线已经很清晰了,即便如此诺基亚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发布了支持触摸的S40新手机,你们如何考虑的,继续投入开发这种老Symbian系统的手机,值得吗?

  玛丽·麦克道尔:诺基亚不只提供高端手机,我们提供一系列产品,最低甚至低于30美元,新发布145欧元的C系列手机就是Symbian的高端产品。互联网化的智能手机确实代表着潮流的方向,但是我们的世界并非都需要智能手机,去年诺基亚卖了3.64亿部的S30和S40手机,基本每天100万部。其实互联网化的智能手机和传统强调功能的手机之间,正在发生重叠,他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技术倾向上,智能手机是开放架构,可以让第三方程序员为它的操作系统特别编程,而S40是封闭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第三方程序员只能在上面编写Java应用,而不能应用程序化。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但是我们看到了智能手机价格曲线的下降,同时也会看到更多智能化新特性出现在嵌入式操作系统上,两者在发生某种交汇。

  三联生活周刊:苹果、Google和诺基亚的Ovi,无疑可以算是现在全球最具规模的三大应用软件平台,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中的很多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局限于第三方开发者,也包括应用下载的最终使用方式,甚至包括应用的免费与付费价格。你们如何看待应用软件商店模式的未来?

  玛丽·麦克道尔:全球每个市场的特色文化和基础设施不同,注定了应用软件商店模式不能刻意强调全球统一行为。诺基亚的Ovi应用软件商店非常灵活,我们并不是每部诺基亚手机只有通过应用软件下载的方式才能享受应用,我们非常乐于与运营商合作,采取电信市场常用的预装商业模式。我们在诺基亚大会上推出的Qt精简代码计划,可以帮助应用软件开发者在Symbian跨平台上精简70%的代码工作量,这无疑将让程序员们可以在C++图形界面用户框架下,用更熟悉的编程语言开发更高效的小程序。

  现在全球移动信息市场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不对称鸿沟,在新兴市场或者更低端不发达市场,低下的电脑普及率,让普及率相对高的手机成为了信息传递的最佳载体。而在成熟市场,我们可以从电脑上获得极大丰富的信息,甚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泛滥,在成熟市场已经出现了信息过量。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推动信息关联性,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地理位置服务上投入资金,以及跟众多社交网站深度合作,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你是谁,你在哪,所有信息都相关起来的生活环境。

2010-09-12

  导言:贸工技,一直是左右联想集团发展的战略顺序,尽管在购并IBM PC之后,联想已经不再乐于讨论这种顺序关系,但是贸易,依旧是联想集团放在首位的要旨,而一直被放在最后一位上的技术,正在悄悄前移,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全球化代工制造体系的成熟,制造业正在出现全球化分工,另一方面在于并购IBM PC后,联想有了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发中心,加上联想在北京的研发底子,国际化普遍历程中产品研发上短板,正在快速生长。

  变与不变

  “这里只有几台Thinkpad历史上的经典电脑,因为我们要在年底搬家,以后在横滨新办公室会作个ThinkPad的博物馆”,联想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指着长廊尽头的蝴蝶键盘701c和双屏幕W700ds说道,这条连接大和实验室两座楼宇的玻璃顶走廊,曾经在两侧摆满了历代ThinkPad的样机。一周后,在北京上地西路的联想集团研发中心,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在他的会议室里,指着墙上印满联想历代电脑的大幅打印纸说道:“这里描绘了联想从1998年到2010年的主要产品,从早期的天禧电脑到IdeaPad的A300一体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年努力的轨迹”。紧挨着这张打满联想历代重头产品的巨幅打印纸旁,另一张巨幅打印纸上更密集的排列着苹果电脑的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ThinkPad被视作唯一在工程设计角度有能力可以跟苹果掰掰手腕的角色,而现在,联想北京研发部门操刀的IdeaPad,也把自己的比较体系聚焦向了苹果。

  《谁是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是《PARASOL》杂志网络版上的标题,在他们看来苹果在工业设计界正在成为标靶,拥有软件系统的开发机制,让苹果将其他传统消费电子巨头甩在了几个街区之外,真正有潜力追赶的,只剩下索尼VAIO、被惠普收购的Palm、联想ThinkPad和隐身于Google背后做代工设计的HTC。实际上ThinkPad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程师文化,这些要素并没有因为从IBM到联想的企业主体变更,以及全球化代工制造和委托设计机制泛滥,而发生什么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将这种ThinkPad产品形态上的“固执”,理解为日本大和研发团队的守旧,但正是这种有些刻板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中,始终被杨元庆看中的一些东西。

  大和实验室很大程度上被视作IBM时代技术遗产,尤其是研发团队的技术继承上,作为大和实验室工龄最久的元老,58岁的内藤在正已经在神奈川县大和市下鹤间的办公室干了36年,他现在的正式头衔是联想笔记本研发部副总裁,在2005年之前,他是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而他更乐于接受“ThinkPad之父”这个称号。自从1992年开始担任ThinkPad首席设计师,内藤在正几乎亲历了每一代ThinkPad电脑的开发,从他第一台亲自操刀工程设计的ThinkPad 700c,到2010年初联想升级换代的T410s。实际上第一次采访到内藤在正是2006年9月,当时是为了庆祝ThinkPad品牌诞生15周年,那时联想并购IBM PC还没满一年,Thinkpad还处于联想品牌和IBM品牌的过渡期。而4年后的内藤在正依旧说话不紧不慢,唯一的变化,只是他把两撇胡子剃掉了。“现在回想起大和实验室走过的这些年,似乎每个时代都有很多挑战,产品技术的挑战,研发预算的挑战,不过相比较看,从IBM过渡到联想,应该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大挑战”,内藤在正放慢语速说道:“这种挑战有沟通方式上的,也有对产品创新方向理解上的,不过与五年前相比,大和实验室的员工数扩张了不少,”实际上在2006年初威廉·阿梅里奥就任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不久,构思了一个庞大的公司结构调整计划,大和实验室也被摊派上了裁员指标,尽管内藤在正现在并不想提起那段时光,但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于购并早期那段波折的记忆。

  T43、T60、T400、T410s,在联想并购前后,如果细致揣摩ThinkPad五年来的旗舰机型,不难发现大和实验室自身的研发变化,从T30上的钛纤维复合涂层到T43上的铝镁合金外壳,主要的研发成果还来自于2005年底以前IBM时代的累积,那么T61和T400上普遍采用的镁合金防滚架,让ThinkPad在联想时代继续保持着在工程结构上的先驱姿态。如果说1992年塞尔克·拉特利奇和阿肖克·钱德拉构想出的定位杆小红点鼠标,以及蝴蝶式键盘尝试开拓出的键盘敲击手感,构筑了ThinkPad工程设计上几次重要突破的话,那么联想接手大和实验室后,在ThinkPad电脑上出现的镁合金防滚架结构,注定将成为ThinkPad产品历史上的重要突破。包括内藤在正在内的大和实验室元老们,并不想躺在ThinkPad的历史经典机型之上睡大觉,他们也希望在联想体系内,创造出一些新的经典。2008年初的X300,无疑是一次不计成本的工程设计挑战,让联想ThinkPad跟苹果Macbook Air在厚度上打了个平手,但在内藤在正看来,ThinkPad在设计思路上的自我挑战,不只是X300,还包括在13英寸的ThinkPad Edge上尝试红色外壳,以及在X100e使用运算能力稍弱,但芯片整合程度更高的AMD处理器。甚至在2004年,ThinkPad决定在Z60上使用16:10尺寸的宽屏幕时,很多铁杆ThinkPad用户抗议声不断,可整个电脑制造业都在从4:3的屏幕尺寸上转移,内藤在正不得不做出了顺应技术潮流的改变。

  实际上对于购并后的联想而言,大和实验室不仅仅在战略价值上延续了ThinkPad的生命线,更让联想保持了与日本消费电子制造业在工艺技巧上的同步升级,对此内藤在正说道:“大和实验室做了20多年的电脑设计,充分发挥了日本工程界对于精密设计工作的热情,在跟中国的同事交流后,我觉得民族文化并不是最大的区别要素,而更应该视作一种工程师文化传统的环境态度。”正是这种日本工程界的环境要素,让ThinkPad在保持IBM美国风格的商用主义之外,越来越凸现日式笔记本设计风格中的细腻元素,更加的有别于惠普和戴尔。

  三角进攻

  三角进攻,这个词汇很容易让人想到铸造公牛王朝和湖人王朝的菲尔·杰克逊,他所创造的三角进攻战术,被视作NBA最近二十年内效率最高的战术方法之一。而对于联想而言,上地西路的北京研发中心,即将搬迁到横滨的大和实验室,以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利研发中心,同样构筑了一套很有特色的三角体系。“全球三地的研发机构,并不是简单的组织架构布局,北美罗利和大和实验室作为IBM PC时代的资产,不只是延续以前的开发资源”,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在采访中说道:“联想研发体系这五年经历的变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最具写实性的一面,尤其对于消费电子设计和制造领域而言,完全的中国代工厂制造模式,让北京研发中心的份量越来越重,也正是因为制造因素,ThinkPad部门的工作站和服务器研发,在2006年从罗利搬到了北京作开发。其实联想这三个研发体系各自有各自的任务,研发产品不重叠,北京研发部门主要做IdeaPad相关的产品,大和实验室则是主攻ThinkPad笔记本具体工程研发方面,罗利则与大和实验室搭配,更多作研发前的产品构思。经过五年的磨合,联想整体的研发实力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我们逐步摸索出这三个研发机构各自的特点,大和实验室在盯细节上有独到之处,他们可以把一个设计做的很精致,可又太专注细节,以至于难以作出战略性的技术创新,这方面则是美国罗利部门所最擅长的,美国绝对有全球最好的架构工程师土壤,硅谷文化的熏陶很重要,北京研发团队则是极具成长性,学习能力和冲劲又足,像ThinkPad X300的超薄设计构思,就是北京设计团队在头脑风暴时的产物。”

  实际上主管大和实验室的内藤在正,在合并之初就被请到北京,当时的管理团队甚至提出,是否由内藤在正来辅助执导联想产品的工程研发,但此后的实践证明,三地研发体系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协作模式,更能提升产品研发的效率,在采访中内藤在正回忆道:“在合并之前,我没有看过联想的产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看了几台当时联想研发团队的机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就是觉得联想不同电脑之间没有统一性,更多是为了追求一个卖点造型,而进行的研发设计。”最初北京研发团队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主管联想早期产品设计的姚映佳,在2007年的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和实验室的观察,在他看来,北京研发团队的创意实现能力甚至比大和实验室更前瞻,但2010年再采访姚映佳时,他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北美罗利研发部门现在也就剩下10多人,他们更多的设计工作是满足北美市场的需求,从纯粹工业设计角度看,北京研发部门和日本大和实验室之间,更像两个平行竞争者,但我们却是同一个公司的战友,其实我们学习了不少大和实验室的工艺技巧,譬如笔记本表面加固工艺,优化键盘手感的卡缝细节,在我看来他们更擅长解惑研究,当然大和实验室也从我们这里学去了一些,ThinkPad Edge的亮红色外壳,就是借鉴自我们设计的乐Phone。”

  在具体产品设计工艺和研发技巧的互补之外,三地研发团队之间的人员互换,犹如润滑剂般填补了地域和文化上的沟壑。大和实验室的神田洋一郎就有颇多感慨,他在接受采访前,一口气连续递上了五张名片,从深圳、上海、北京到最后的大和实验室,从名片地址上的变迁,足以看出神田洋一郎在过去五年时间的经历。作为大和实验室台式机和服务器方面的研发专家,他随着ThinkPad服务器等产品研发部门迁移到了中国,在2010年4月结束了外驻派遣,又回到了大和实验室,他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5年的感慨:“回到大和实验室,感觉跟五年前相比工作内容和气氛变化不大,当然这是相对北京研发部门说的,北京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们节奏要更快,过去联想更依赖代工设计,现在则是多数产品设计由IdeaPad部门操刀,设计思路和开发技巧上的更新频率,高于整个电脑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2006年初,联想就开始了全球研发部门骨干工程师的派遣学习,不仅有神田洋一郎这样的大和实验室员工派驻,北京研发中心也前前后后派遣了近60人去大和实验室和罗利研究中心,研发交流最短也要外派两周,最长的去了半年。

  而ThinkPad X300的研发过程,无疑将这种“三角进攻体系”推向了一个阶段性的高潮。杨元庆在此前的采访中评价道:“ThinkPad需要一个新的亮点,X300凭借内置光驱等丰富的配置优势,可以跟苹果Macbook Air比拼轻薄,要知道Macbook Air是以牺牲功能作为代价的,没有光驱,电池不能拆卸,很多接口被简化,而联想的设计团队却依靠协作,实现了很多工程设计上的突破。”实际上X300最原始的创意来自北京研发中心,当时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和团队搞头脑风暴,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像摩托罗拉刀锋手机那样,以极端薄作为设计原则。之后在北美罗利总部的笔记本电脑业务高级副总裁彼得·豪顿休斯完善了这个想法,并且将设计工作布置给了罗利研发中心首席设计师大卫·希尔,大卫·希尔早期设计蓝图明显受到了ThinkPad历史上经典的701C影响,10英寸屏幕搭配可折叠的蝴蝶键盘,为此他甚至请教了ThinkPad已经退休的元老级设计师理查德·萨帕。可此后大和试验室在将图纸付诸于具体样品设计时,他们又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于是13英寸屏幕取代了10英寸的小屏幕,自然可折叠的蝴蝶键盘也变得累赘,设计重量也从3.4磅,被一点点地减肥到了最终生产时的3.1磅。

  火炬效应和LePhone征途

  “这五年,我们一直不敢懈怠,技术应用和生产工艺的更新频率在悄悄加快,IdeaPad整合前每年也就研发10款机型,现在则是30到40款,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惠普和戴尔。”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特意解释联想在研发上的速度法则,在他看来,之所以联想能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保持近40%的市场份额,产品研发上的灵活原则与多层次扩张,管了大用。而这种适应性,恰恰是整个联想研发体系在2005年购并之后,始终保持自我创造力的关键。联想集团创新设计中心总经理姚映佳讲这套理论解释为,全球化时代消费电子界的新生态法则,他在采访中说道:“快鱼吃慢鱼,合并IBM PC之后的五年来,我越来越坚信这条法则,ThinkPad商用客户很稳定,他们可以满足用户金字塔的上层需求,而IdeaPad又足够丰富,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调整,惠普和戴尔很难下探到中国四线以下城市用户需求,而联想却可以,加之中国产品消费更新周期本身就要比国际快。”

  并不是只是设计电脑,2007年4月祥云火炬设计方案的公布,让我们看到了联想研发部门的另一面。在北京研发中心设计团队,2005年11月25日跑到郊区九华山庄搞封闭创意之前,当时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是不知道他们在抽出额外时间竞标火炬设计方案的,直到从388个火炬备选方案中筛出九强,并且经过初审入列四甲之后,杨元庆才知道了火炬设计的事情,实际上在联想内部推举出祥云火炬之前,还有凤凰涅磐理念和长城烽火台思路的草稿,甚至还有人大胆的构思了双人持握的玉佩火炬。“当时我们感觉自己有点High了,各方面对祥云火炬都很认可”,姚映佳在采访中说道:“现在想来,设计火炬,对于联想研发团队快速树立信心,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让我们在电脑产品以外,获得了设计成果上的成功,这种效果甚至比后来我们研发团队去拿红点奖,拿iF,这些设计领域的专业奖项,更能激励团队。”

  之所以成功设计火炬,被联想北京研发设计中心的元老们看中,也有很大因素在于他们一直憋着一口气,之前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威廉·阿梅里奥在员工内部大会上,有些伤了他们的心。当时员工提问环节,有人问阿梅里奥如何看待消费类产品,结果阿梅里奥应答说,联想未来更要依赖商用产品线。姚映佳和贺志强都还记得当时的气氛,正是那之后,联想陆续开始暂停一些边缘和研发周期过长的产品,“当时我们做了一套24小时在线电脑体系,就是在常规笔记本之外,再嵌入一套ARM芯片,并行CPU来处理数据,还有联想一直在维持的Linux代码,都是在那个时期被迫放弃的”,联想首席技术官贺志强回忆道:“当时在联想手机之外,联想研究院一直在设计一套推送邮件机制,很类似后来的黑莓手机,阿梅里奥要求砍掉这个项目,好在杨元庆亲自过问,保住了联想研究院在手机方向的研究成果,这才有了现在的LePhone。”而被柳传志视作联想移动互联网战略重头的LePhone,实际上只用了18个月的研发时间,依靠高通提供的硬件解决方案,以及Google的开放Android系统,只保留了联想研究院早期研发的软件推送系统。第二代LePhone的研发计划已经悄悄排上了日程,不再只是北京研发中心的项目,大和实验室也将被委派工程开发的重任。贺志强感概道:“研发上没有白投的钱,Android系统底层还是Linux,联想还是有很多积累的,并不是依靠以前写的程序代码,而是依靠研发部门老辣的工程师,以及一直坚持不懈的研发方向,正如同杨元庆在2005年合并之初叮嘱我的那样,看准一个明确的未来方向,我们可以坚持投入开发10年。”

2010-09-04

  前两天在日月潭边发呆,赶上三个台风,没吹到我们,就是天天下午开始瓢泼大雨,晚饭前准停。

  

 

  其实日月潭就是一水库,只不过不像密云水库那样,承担保障水源的重任,更多是在玩水平面发电。人工景点就算了,反正对那些原住民少数民族的东西,也没什么大兴趣,倒是tw当地人很乐于这些,就像那些前两年热衷西藏自驾游的闲人。大溪的水库活鱼,味道还行,不过做法太农家菜,没吃出来鲜味,甚至备受推崇台湾小吃,其实跟北京东华门夜市比起来,也没什么大区别。

  倒是日元潭边的安静,已经台北低矮的老城区,让我想起来80年代还能垂钓的密云水库,以及那时候在胡同一切靠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