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这场地震让半个四川的通讯系统几近瘫痪，可与成都周边民众无法沟通亲友相比，那些地处山区的重灾民，因为各种通讯网络的损坏，突然间成为了最危难的信息孤岛。
“BY8AA呼救，BY8AA呼救，食物暂时够用，我们需要水、帐篷、雨衣和雨具。”5月13日的下午3点多，一串微弱的声音从汶川发了出来。这串呼叫被距离汶川1200公里的广州抄收到，来自广州海珠区少年宫BY7KH业余电台的刘建荣，成为了民间第一个听到汶川声音的人。无线电，这个只有“火腿们”才迷恋的老式通讯手段，突然间成为了地震后灾区与外界沟通最的草根方法。因为中国电信主导的固定电话和小灵通，以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覆盖的手机，在12日下午14时28分的8级地震面前，几乎遭到了灭顶性的破坏。所有人都已经产生依赖的通讯技术，在突发的灾难面前，靠不住了。
像汶川呼号BY8AA的民间无线电爱好者毕竟是极少数人，更多灾民在发生地震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打个电话。当时困在都江堰的宋军向记者描述了地震最初的情况，“刚震完，我就拼命跑到了街上，十分钟内又来了一次余震，所有人都吓坏了，当时我什么也没拿就从屋里面跑出来的，余震一完，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冲回了房间，当时把我妈吓坏了，死命的喊我回来，我20秒钟就跑出来了，把我的手机抢出来了，我要打个电话，我要找我爸。”
当时主导四川固定电话网络的中国电信，阿坝州下属汶川县、理县、黑水和茂县本地通信全部受阻，甘肃陇南和甘南也有五个县受阻，不仅仅是中国电信的光纤被震断了，一些中国电信存放服务器设别的机房也倒塌了。网通则是二级干线传输系统中断，造成两条2.5G及一条155M互联网电路中断，长途电话和互联网接近彻底中断。联通在陕西靠近四川的区域有约500个发射基站中断，西安到成都间仅有的两条长途光缆，断了一条，在发生地震之后的短暂时间内，有些联通手机发射站还可以依靠备用电能运转，在12日晚上5点以前，一些联通手机还可以勉强找到网络收发短信，却拨不通电话。此后5月16日联通董事长常小兵透露的损失，相比12日晚上地震第一时间统计结果更严重，联通在四川省内一半的基站都暂停了服务，主要原因还是断网和断电。损失最惨重的还是中国移动，5月12日午夜基站中断出现了高峰，全国共有4457个基站退服，三部处理设备因为瞬间巨大电话拨打压力，发生了拨打拥堵，从全国各地打到四川的话务量是平时的5到 6倍，呼叫次数是平时的16倍到17倍，12号晚上7点的最低谷，网络接通率几乎只有21%，中国移动运营维护管理处处长李威向记者透露道：“12号地震之后最疯狂的数字，还要算是北京用户拨打四川用户呼叫次数，下午16点前后达到了180万，这几乎是平时常规数据的60倍。”甚至中国移动远在河南的机房也受到了这次地震的冲击，业务支撑机房内没有固定的电信设备，足足平移了一公分。
这场地震让半个四川的通讯系统几近瘫痪，可与成都周边民众无法沟通亲友相比，那些地处山区的重灾民，因为各种通讯网络的破坏，突然间成为了最危难的信息孤岛。由于还有零星固定电话和手机可以使用，陆陆续续一些灾情传递了出来，成都的抗灾指挥系统试图用各种方式跟灾区取得联系，可一些偏远的地方依旧没有消息，在以县为单位登记各个地区汇报灾情的消息后，人们突然发现，广元市青川县、绵阳市平武县、汶川县等5个县城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先联系上青川县和平武县这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县，在13号凌晨成为整个灾区最迫切的事情之一。跟第一批直升机飞进青川和平武，成为了13号凌晨摆在中国移动面前的任务。彭海丰和王刚，这两个 中国移动四川下属区域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成为了头两位进入重灾区的通讯突击队员，同时他们也成为青川和平武的头号信息救援者。
“以前没坐过直升机，这次坐军用直升机飞到青川，下飞机的时候，我被震撼了一下，不光是地面几千人伸手对我们的召唤，更是被直升机降落时候，那股大风给吹到了，我扛着通讯设备和发电机，都感觉自己要被吹跑了，幸好有老乡冲过来帮我抬发电机，拽住了我跟设备。”27岁的彭海丰在接到记者电话后，表达了自己的第一感受。作为中国移动遂宁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彭海丰在12日晚上11点接到了公司领导打来的紧急电话，要求他轻装奔赴成都移动公司大楼。“我是13号凌晨4点20到达成都的”，彭海丰回忆道：“通信设备和发电机外，就带了件毛衣，准备了一天的干粮和水，当时网络部的彭总给讲授了应急知识和生存技巧，四川移动公司李华总经理亲自给我们布置的任务，我现在还清晰的记者李华给我布置任务时候的口气，他除了要求我们将没有任何消息的地区实际情况传送出来，更说了一句话：你们一定要坚强的活着出来。
彭海丰跟另一位从乐山分公司紧急抽调来的工程师王刚，在13日早上凌晨6点20分别登上了去青川县和平武县的直升机。在上飞机以前，他俩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具体降落在哪，同机的除了机械师，只有先头探路的军官，以及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战地摄影师。“从直升机侧面窗外看下去，整个青川县城如同被轰炸过一样，然后就是数千人在拼命向我们挥手”，彭海丰如此形容从空中俯瞰的青川县城，“我们选了半天着陆点，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降落，当时在飞机上耗了十几分钟，大家都有点着急了，后来勉强在城郊河边空旷地降落，马上就有大批群众涌向飞机，当时他们上来就问我，是不是飞机要带他们离开。”此时接近10点20分，彭海丰和同机的军队人员成为了第一批从空中闯入青川县的救援者。启动发电机，发电，彭海丰快速的操作通讯装备，并且打开了卫星电话，可始终没有找到信号，直到彭海丰跑到河坝上，才让当地民政局局长打出了第一个汇报电话。在向成都的救灾指挥部和四川移动公司汇报完情况后，13日下午2点40，彭海丰突然接到了一个从外面打到他卫星电话上的来电，拨叫者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普通话不错的彭海丰照着青川县委李书记写的灾情汇报稿，第一个通过传媒发出救援者的声音。，在谈及与媒体连线的感受时，他回忆当时的想法道：“我巴不得一口气就说完，然后全国的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马上就能到达青川来拯救这里的人民。电视直播的电话连线挂断的时刻，我知道，全国都应该听到了青川的灾情，我的任务完成了。”
从13号着陆到14号凌晨3点，彭海丰手上的卫星电话不断，除了物资局、市委指挥部、省卫生局，一个个电话应急不断。而14号早上8点，彭海丰还没休息多久，就被广元市教育局长急切的叫走了，他们要到青川灾情最严重的木鱼镇，抢救木鱼中学。彭海丰对记者描绘当时的情景说道：“那天早上余震特别多，大家都很疲倦，毕竟一夜也没怎么休息，可到了木鱼中学，我们都惊呆了，木鱼中学有一千多学生，被困400多，当时负责指挥的何副市长都快疯了，因为联络不上外面的救援，眼看着学生压着，只有靠民兵用双手往外扔水泥块，操场另一头摆放着已经发现的学生尸体，尸体周围都是孩子们哭嚎的亲属，尸体一个一个抬出来，不见生还的。我手中的卫星电话成了木鱼中学争取外援的唯一机会，幸好附近有辽宁消防总队的100多名战士，半个小时内他们就赶到了，同来的还有内江医疗小组和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小组。可我一边拨打卫星电话，一边看到消防战士平均五分钟抬出一具学生尸体，接着就是操场另一头的哭喊声，当时真的很难受，甚至有点感觉对不起他们，要是早点信息能出去，也许这些学生中还能救出生还者。”
跟彭海丰一块起飞的王刚，几乎与彭海丰前后脚着陆，他们的飞机很顺利的降落在了平武县，当时有三万多人困在山里面，包括2000多游客，除了通讯和电力供应中断，平武县城损失并不大，可却从当地老乡的口中获悉，距离平武71公里的南坝镇伤亡惨重，于是他与同飞机着陆的毛政委商量，决定奔向南坝镇。在距离南坝镇还有25公里的地方，路断了，余震让山上飞下很多碎石，王刚眼瞅着飞石砸死了路上的人，继续前进还是回到平武县，王刚在13号下午4点10分，遇到了他救援行动的第一个抉择。当时路上还有很多家长，都是要赶到南坝镇小学救孩子，王刚决定跟着这些家长独自前行，抛弃发电机，背着卫星电话步行到南坝镇。在傍晚王刚赶到了南坝镇，除了南坝镇小学数百多学生被压在房屋下面，还有很多南坝镇民众被砸死，当时南坝镇中国移动的机站没坏，就是地基下落了，钻进机房一看，机器还在运转，就是光纤断了。在5月15日打通南坝镇道路之前，王刚独自承担起了联络救援的任务，如果不是14号南坝镇的老乡给了王刚两个鸭蛋，按照王刚自己的说法，也许自己也趴下了。彭海丰和王刚出发的时候，都背了能坚持一天的压缩干粮和少量水，可在从平武县到南坝镇的路上，王刚遇到了一个被余震飞石砸伤的老头，奄奄一息的躺在路边，他把自己剩余的干粮留给了老头。当问及为什么当时要把口粮给路边伤者的时候，王刚很平淡地说道：“吃的不重要，只要卫星电话能打通，就还有救援。”
而比只能依靠两个鸭蛋和浑浊井水应付的吃喝问题更严重，王刚在路上抛弃了发电机，卫星电话电池即将耗尽，寻找发电机，在王刚看到比什么都重要。“当时我真得很着急，在犹豫是找发电机，还是独自试验修理断网的基站”，王刚形容道，“好在碰到了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他带着我去找发电机，居然从倒塌的废墟中找到一个破旧的老发电机，机器里面勉强有一点点油，整个14号，我几乎翻遍了南坝镇，就是希望能找到一点汽油，哪怕半升。”实际上彭海丰在14号也碰到了汽油的问题，原本他发电机配置的油罐是可以坚持到15号的，出发时候里面装了近4升半的汽油，可在武警抢救木鱼中学的时候，救援装备也没电力支持了，彭海丰把自己油机中剩余的汽油，支援了一半给武警救学生。直到5月15日下午，青川县和南坝镇获得大量外援之前，彭海丰和王刚几乎把所有空余精力都放在汽油上了，“就算我跟海丰被要求撤回成都休息的5月16日，汽油依旧是重灾区最缺的东西”，王刚在电话中很急切的说，“水和食品进来以后，供电局不敢合闸，怕着火，大部分电力供应都是靠汽油，尤其是通讯，必须快点送油。”
从13号上午第一批进入灾区到16号下午撤出，彭海丰和王刚手头卫星电话的几乎没断过，最初大部分电话往来都是协调救援，后来14号下午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陆续修复了青川县的光纤，新疆联通赶来的救援队带了两部卫星电话到南坝镇，才缓解了最初灾情信息孤岛的窘境。可很多普通老百姓依旧难以便捷的与外界沟通，中国电信主导的固定电话除了因为一次强烈余震断网，几乎打通了每个重灾区的联络，可房屋大量毁坏，根本没有人敢冒死跑回自己家中拨打固定电话，只得在中国电信应急站排长队，拨打报平安的免费热线。在震区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覆盖率不低，在地震发生之前，整个四川本地移动拨打次数最高不超过3500万，可在12号下午地震发生后，最高峰接近了3.25亿。即便此后中国移动派出了173辆紧急调拨应急通信车，大量配备油机保证发射基站供电，仍然无法全面恢复地震前的信号覆盖密度。在地震后很多人急切通过手机拨打电话和发短信息，可却陆陆续续在14号和15号发现自己手机没电了。找一个插座为手机充电，几乎成了重灾区居民最棘手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卫星电话依旧是很多还没有通电，且汽油紧张地区，普通百姓与外界联系最简单手段。当时南坝镇村民急于报出自己家人平安的消息，拿着卫星电话的王刚很是着急，因为卫星电话最关键的任务是保障救灾指挥的通讯，可面对灾民迫切的需求，王刚还是请示了四川移动公司，“当时我们领导根本没考虑，直接批准了，保证重要信息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帮助灾民”，王刚在获得上级准许后，保障救灾指挥的卫星电话变成了发布重灾区灾民个人平安信息的“公用电话”。在王刚和彭海丰之后，第三个出发的中国移动青年突击队员王辉，也加入到这场卫星电话报平安的行列，他在灾情最严重的映秀镇也发回了近200条灾民个人消息。可允许使用卫星电话为普通百姓报平安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及卫星电话，每分钟两美元的卫星收费。彭海丰也感受到了灾民对于信息沟通的渴望，他向记者描述道：“当时我在用卫星电话调运物资，旁边有个老奶奶不断打量我，经过几次都没有开口，最后她还是鼓足勇气找到了我，从兜里面翻出一个纸烟盒，上面写着两个电话号码和四个名字。在接通电话的时候，那个老奶奶嘴巴抽动的利害，抽泣中跟家人说：家里地震了，房子、房子都垮了跨了。”
而就在彭海丰和王刚第一批突击队员冲入重灾区的同时，一场全国性的通讯修复战役，也在12号深夜紧急启动，除了疏通通讯网络的拥堵之外，各个通讯巨头的四川分公司最快速的开始实施救援反映。中国移动集团公司总裁王建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晓初、中国联通集团公司董事长常小兵、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春江、中国铁通集团公司董事长赵吉斌和中国卫通集团公司总经理芮晓武，这六位中国通讯公司最高管理者，在最短时间内都齐聚灾区。13日凌晨中国电信从陕西机动通信局紧急调度了两辆卫星车，以及一辆千线级交换车和60千瓦发电车，除了中国电信在灾区机房内零星背留的卫星电话外，还紧急调用了六部海事卫星电话。中国移动则紧急调度了广东、贵州、重庆、河南、云南、山西、江西等7个省公司的17辆应急车和160台油机，在13号上午又追加了15台卫星电话和 10套基站。中国联通、网通和铁通也在13号启动了各自的自救方案，中国卫通则在地震灾害后，承担了最紧迫的任务，13日上午350台卫星通信设备就被连夜加急送到了成都。此后一批批通讯器材被送到灾区，面对余震不断，新拉的光纤和应急基站时不时被损坏，抢修，成为了每个电信职工参与信息救援的方式。到 17号晚上，整个灾区不再存在信息孤岛，抢险队员手中的卫星电话不再是救命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