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给多套一袋儿”，在北京双井家乐福超市收银台前，一个50多岁的男子很认真的对收银员说道。可收银员却并没有做出反应，即便这位购物者在掏钱包支付62元货款的时候，又重复表达了一次自己再要一个塑料袋的想法，可收银员依旧没有反应。转瞬间，她开始扫描下一个顾客的货品了，当问及为何不给前面那个男子塑料袋的时候，收银员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的回答道，“最近都多要袋，哪那么多啊。”

类似的场景并不仅仅发生在4月初的北京家乐福超市，全国很多零售店铺都在发生类似的场景。背后起源则是2008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注明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甚至基于谙熟中国流通商业规则的习惯，这则通知更明确指出：“商品零售场所必须对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并在商品价外收取塑料购物袋价款，不得无偿提供或将塑料购物袋价款隐含在商品总价内合并收取。”很显然，一面强制限制塑料袋生产，另一面以价格方式向塑料袋使用者直接高额收费。一场彻底清剿塑料袋的运动，正在2008年的中国商业流通领域上演。

正是因为突然到来的塑料袋限制，让很多超市在最近几个月内频繁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白色污染，这个词汇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接近15年了，塑料袋的泛滥使用，已经在消费道德感上将两者无形的拉近了。谁都明白塑料袋不可降解，且泛滥使用难以管控，存在着长期污染土地和水源的问题。可似乎中国普通人对于塑料袋的使用习惯，已经成为了一种近似依赖式的习惯。当迪亚天天超市在2005年初开始对塑料袋使用收费，大多数人都报以赞许的眼光，从环保积极分子到普通消费者，面对媒体的质询时，应答者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理解，以及自己今后随身携带布袋的想法。可现实情况呢？

从便利店711到大超市沃尔玛，在2005年到2007年的时间内，那些依旧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的主流超市，保持着每年17%的平均开店速度，而不再发放塑料袋的迪亚天天，却并没有遍地开花的拓展。在没有正式对于塑料袋使用作出规定之前，普通百姓用自己的选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谁都知道塑料袋的污染问题，可却依旧是利己方便至上。减少塑料袋联盟的池田武在一次人民大学内部的讨论，实际上直接挑明了限制塑料袋的公众情绪问题，他说道：“那些反对塑料袋收费的人，保护的并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一种浪费的习惯。如果采用替代品的方式，只会是拆东墙补西墙，甚至导致另一种浪费，因为有人误以为替代品是环保的，多用也没关系，但实际上不管是纸袋还是可降解塑料袋，对环境的压力都很大，某些研究显示纸袋的环境成本比塑料袋还高。”

回望塑料袋在中国消费领域的普及，也不过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事情，伴随超市和快餐文化，方便至上，成为了经济快速发展的伴随品。尽管菜篮子米袋子，这样词组依旧是百姓对生活质量常用的表达词汇，可现在谁去买菜，还带菜篮子呢。塑料袋作为化学工业最廉价的派生品，彻底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国城市消费者对于塑料袋的习惯性依赖，从某个角度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过度现代化表达”，专门研究社会公共趋势的高松对塑料袋限制有自己的看法，他解释道：“塑料袋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中国消费者接受，除了廉价和方便，更暗含着快速社会变化的现代性，在公众对于环保意识和消费道德没有群体性觉醒之前，塑料袋就代表着流行普及性，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家庭流行买电镀椅子，而认为木头家具陈旧一样，塑料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潜意识中承载了很多它本身无法承载的东西。”

几年前一个叫约瑟夫·纳托利的学者，写了一本叫《新兴市场的力量》的金融研究著作，在论述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会外，也从社会现实角度考量了新兴现代社会的问题，其中描述认为，对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兴市场崛起，从政府到每个消费者，对于方便效率的追求，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方向。从6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中国，从90年代的巴西到最新的越南，人们可以迅速的放弃以往的老习惯，迅速的迷恋上代表现代化的新习惯，追求效率和便捷，压倒了经验主义和人们对于环境危害的最后疑虑，一旦民间先行者尝试了某项快速技巧，很快就会在这个社会群体中传播开，对于新事物的恐慌性投机心理，往往是政府根本无法控制的。恰恰塑料袋在中国商业流通中的演进，印证了约瑟夫·纳托利的判断。

于是道德觉醒，成为了反思过度现代化的自然反映。中国国内以6月1日为限期的塑料袋限制令，完全可以被视作全球道德觉醒的一部分。早在2002年孟加拉国就已经开始了严格的塑料袋限制，爱尔兰也在2002年启动了塑料袋税，对每个购物塑料袋征税15欧分，这个税额更是在2007年提高到了22欧分，德国最为夸张，一个塑料袋要价0.5欧元。甚至至今未签订京都议定书，且一贯崇尚粗狂主义的美国社会，也开始迎合这场全球化的反塑料袋浪潮，旧金山市在2008年1月20日成为美国第一个消灭塑料袋的城市。中国以行政指令的形势表达对于塑料袋的决断，很大程度上弥补自己与国际环保潮流的鸿沟。尽管这则限制令，已经让数以万计的塑料袋生产工人失去了工作，并且让普通最终消费者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企业迷失于可降解塑料袋、纸袋、布袋的替代选择之中。

限速，这个交通词汇越来热门了，并不是因为全球汽车需求极度扩张，而是互联网的使用状况越来越“拥挤”了。原本对于互联网道路的拥挤问题，全球的电信运营商们普遍采取加宽路面的办法，可现实似乎于事无补。中国电信和网通对于互联网带宽的苦恼，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本地特色。那些一贯采取放任态度的国际电信巨头，都不再含蓄，互联网带宽资源如同石油和稀有金属一样，成为了信息时代资源民间争夺的一部分，以P2P数据交换技术为基础的下载，已经让电信运营商跟每个用户间的关系，闹僵了。

日本电信大亨们原本公认最慷慨，提供最高48兆带宽的ADSL接入，包月价格只相当于在当地超市买两个西瓜，而且从未限制过用户速度。在两年以前日本热衷P2P交换的人还很少，但是随着一个叫Winny的本地P2P软件流行，占据家庭宽带疯狂下载的人越来越多，对于一张DVD电影要价2000日元的市场，Winny的免费诱惑力惊人，更重要的是Winny上满是AV电影，这无疑暗中迎合了日本男权互联网的色情价值取向。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恋上文件分享，日本的互联网接入商们也坐不住了，四家最大的公司在3月25日公布了自己的制裁措施。一旦这些电信公司发现用户涉嫌非法多次下载分享影音或者游戏文件，将自动向其发送一封提醒邮件，在24小时内不做出改正，服务器将自动识别，并将强行断开网络连接。打击盗版的口号声彻底压过了隐私保护的屏障，《读卖新闻》将此评价为无奈的倒退，有损日本宽带互联网全球排名第二的尊严，并且他们预计将有175万日本网民接受到警告。

就在全球电信巨头们对P2P恨的牙根痒痒的时候，美国运营商Comcast却突然松动了。Comcast公司以前是最激进的P2P限制论支持者，始终公开叫嚣要跟全球最流行的BT软件死磕。早在2006年，Comcast就以主服务器来甄别BT软件使用情况，并且在网络高峰时段人为延迟BT协议文件上传。可Comcast却突然在3月28日宣布中止自己与BT软件的冷战，Comcast首席技术官托尼·沃纳(Tony Werner)正式宣布放弃以往管理带宽流量的监控方法，不再侦测用户是否使用P2P之类的分享软件，而是改为基于网民所使用的带宽额度来管理流量，也就是不管用户使用何种软件进行数据传输，只要总量不超过安装宽带之初的带宽额度，就不会被限制。BT首席技术官埃里克·克林科尔(Eric Klinker)勉强接受了Comcast抛来的橄榄枝，并且将Comcast的技术调整称之为：“暂时的和谐，透明化的网络共同体技术，信息文明资源彻底的原始平均主义分配。”

堵塞还是疏导，就在日本电信四巨头和Comcast公司，各家有各家盘算，谁也不愿意多投资解决矛盾的时候。一群隶属于Verizon的工程师站了出来，他们搞出了一套简称为P4P的新算法。这套算法依旧保持网络分享的点对点特性，只不过分享数据的参与者和范围，不再是毫无顾忌的海量传递，以往P2P方式下的数据传递参与者是随机的，全球范围内，连上谁就是谁，以至于各种P2P软件毫无节制的拥堵住带宽，每台电脑都如饥似渴的吸食网络资源。而P4P技术的核心就是改良这种随机性，引入了数学界的拓扑理论，精算集合论中的任意点集对应问题，让以往的P2P连接实现智能优化，网民间的任意交换变得更具地域性，同一路由器，同一数据列阵，都成为了P4P智能选择数据交换对象的数学基础。

目前已知的P4P试验，可以让数据交换分享的效率提高200%，在保持不降低下载速度的前提下，减少59%的网络拥堵。如果P4P用户大量集中在以城市为中心的人口密集区，下载速度甚至有可能直接提高60%。这无疑为全球电信公司与网民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新的技术解决之道，更为未来真正网络传播数字流媒体的商业梦想，提供了又一次转机。Pando网络的罗伯特·李维图就在公司博客上以醒目的红色写道：“P4P将成为网络分享机制与电信运营商之间关系的历史转折点。那些认为网络暴民无休止交换大容量文件引发互联网崩溃的谬论，可以终结了”。要知道包括苹果iTunes电影下载，微软Xbox视频中心，甚至NBC电视网，都采用老套的P2P技术，始终在宏观上饱受带宽侵蚀的压力。P4P一旦真的被全球电信巨头认可，网络下载电影的产业构想，将一夜成真，甚至蓝光DVD的前途都将受到威胁。因为蓝光DVD还需要物理流通，光库存现金压力就够分销商头疼的，P4P的宽带环境却什么也不需要，唯一缺少的，也就是一套让好莱坞和观众们都满意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