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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30

记者:尚进 朱布冲

《星球大战》,对于电影迷绝对不会陌生,《哈利·波特》和《指环王》在它面前都不值得一提。而对于所有经历过冷战岁月的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也曾经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部分。尽管有不少人并没有搞清楚两者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看来,电影《星球大战》无疑就是冷战的产物,所谓的邪恶与正义的争夺仅仅被从地球放大到宇宙空间去了。不得不佩服乔治·卢卡斯这个大胡子,他不仅仅依靠《星球大战》为自己创造了空前的星战文化帝国,创造了毫无实际意义的阿拉贡语。更依靠一部部《星球大战》的出现,为全球电影界开辟视觉技术上的先河,他的工业光魔公司,早已经垄断了好莱坞70%的电脑后期制作。而黑武士的塑料面具,X和钛飞船的怪异造型,还有充满荧光粉的激光剑,这些最容易被做成玩具的器物,成为了我们对于《星球大战》印象最深的烙印。

曾经在《星球大战前传2:幽灵的威胁》上映的时候,有专业的电影媒体工作者对中国的星战普及状况做出过一般统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却只有不到10%的被访者能够说清楚这部史诗性科幻电影的情节。对于乔治·卢卡斯断断续续已经拍了快30年,却只生产了6集的《星球大战》,中国观众似乎并没有产生源自北美那样的狂热。印象中仅仅是一张张并不确认的人物脸谱,而这些脸谱能够被我们记住,很大还要归功于诸如丽亚公主的歌舞伎煞白脸,或者反面角色一整套面具化的行头。实际上乔治·卢卡斯面对《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集正在饱受美国媒体和观众的广泛质疑。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终结篇的情节过于黑暗和暴力,而被定格为“限制级”,成为星球大战历史上第一部限制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电影,要知道星战迷们不仅仅是那些经历70年代的中年人着迷,中年人们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市场。

中国存在《星球大战》迷吗,最先提出这个疑问的是1997年的香港商人范先生,当时他试图代理《星球大战》玩具在内地的销售权。但是这位香港星战迷似乎并不了解国内行情,也许一件印有STAR WAR标记的背心要比一把激光剑畅销的多。所以当eBAY拍卖网站上统计历史十大拍品数量排行榜的时候,星球大战相关物件高居榜首的时候,即便并不存在类似中国观众与《星球大战》时间代沟的欧洲人也很迷惑。为什么美国佬会如此热衷《星球大战》,而《星球大战》又蔓延成为了一场全球文化运动呢。

乔治·卢卡斯——星战之父的光荣和再就业难题

从方便面青年到特技教父
正当全球亿万影迷翘首期盼《西斯的复仇》,这部为28年来星战传奇画上一个句号的假期票房炸弹时,乔治·卢卡斯也在他位于加州马丁郡的“天行者庄园”里思考如何实现自己电影生涯的二次革命。是舒适地躺在六部星球大战电影的拷贝上掌控他的数码特技帝国,还是拣起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的好莱坞改革者的叛逆精神,继续探求电影和特技发展的新潜力?答案也许是后者。近日,卢卡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声称自己对继续制造票房炸弹不感兴趣,尽管他还将出任大名鼎鼎的《印第安那琼斯》第四部等娱乐电影的制片人,但他真正的兴趣却是拍摄类似于他于1971年推出的处女作《THX1138》这样的小成本试验科幻电影。早在星战前传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推出时,卢卡斯就讽刺性地将自己比喻为影片中因黑暗之力的诱惑而走入歧途的黑勋爵达斯·瓦德:“1973年的《美国往事》是一个让我进入好莱坞的意外事故,我从来不认为由商业公司控制电影工业是件好事,然而我现在却成了这样一个我一直抨击的机构主脑,现在是我继续寻求那条天行者卢克之路的时候了。”

如同卢克一样,出生于加州莫德斯托的乔卢卡斯在中学时代就显露了他的才气和不安分的特质,这个在学校里平均成绩为D的逃学大王,常常驱车几小时去旧金山看电影,并最终使他进入了著名的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作为嬉皮运动的大本营,50至60年代的旧金山不仅是瘾君子与无政府主义,垮掉派的天堂,也成为美国新电影运动的摇篮,以美国著名实验电影人布鲁斯·贝利,与斯坦·布拉奇治为首的一批西海岸艺术青年正在使用军方淘汰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美国第一批独立电影。在旧金山,卢卡斯也狂热地沉溺于美国现代宗教哲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著作,在这位独辟蹊径,以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神话与宗教起源的学者影响下,卢卡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揣摩一个关于发生在父子间,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故事,为《星球大战》勾勒出了最初步的故事大纲。

在南加州大学,卢卡斯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加入了一个即将在未来影响整个好莱坞的电影人群体。从他的同班同学,日后《现代启示录》的编剧约翰·米厄里斯那里,卢卡斯第一次观看了《七武士》等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作品,深受黑泽明“武士精神”影响的他决心有朝一日在自己的作品中设计一群同样坚韧,自制,将武力视为修炼而非征服手段的角色。而对卢卡斯拍摄风格影响最大的电影人就是首先尝试将动画,模型与真人在电影中相组合的加拿大动画大师诺曼·麦克拉伦,以及美国先锋导演阿瑟·李普塞;在其著名实验短片《21-87》中,李塞普将画面与声音随意剪辑拼贴,从而创造出一种完全超越音像本身的叙事方式。为了向这位年仅四十一岁,就以自杀结束生命的怪才致敬,卢卡斯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THX1138》里,主人公就生活在机器全面控制人类的2187年,到了星球大战第一部《新的希望》中,当卢克与索罗船长前往营救莉阿公主时,发现她被帝国突击队关押在代号“2187”的监牢中。

卢卡斯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这位摄影天才喜欢全程掌握作品的拍摄与制作,从而惹怒了好莱坞:1972年,华纳兄弟公司将他的《THX1138》剪辑得面目全非,然后把拷贝扔到一些B级影院中上映。两年后,环球电影又威胁卢卡斯,如果他仍然坚持对影片的后期制作插手,他们将拒绝发行《美国往事》。这一切都迫使卢卡斯感到,只有象星球大战里的反抗军一样建立自己的基地——制作公司,才能够与目光陈腐的好莱坞“帝国”对抗。以1975年特技工作室“光魔实业”的建立为标志,卢卡斯开始借助技术奠定自己在电影界的地位,其中包括被好莱坞电影制作奉为圭臬的 THX认证标准以及数码剪辑系统“EditDroid”。从《E.T》,《银翼杀手》到《侏罗纪公园》,它们都不得不依仗光魔的力量来赢得票房,卢卡斯也终于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象李普曼和麦克拉伦那样将现实与虚拟,影象与声效随心所欲地在银幕上拼接组合。

黑勋爵的不归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卢卡斯在追随了李普曼等电影革命先驱近40年,并成为诸如彼得杰克逊等新一代电影技术狂人的偶像后。他却开始对自己一手创造出的魔幻世界感到困惑,电影评论家罗杰·艾伯特抨击说,在充当了20年的梦幻孩子王和好莱坞圈内人后,卢卡斯身上学院派和独立电影人的气质还能剩下多少:“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把阿西莫夫和罗伯特·海因莱恩的作品统统搬上银幕,只不过他恐怕会发现自己无从下手。”而诸如阿伦·普拉默,这个在“光魔”与卢卡斯共事了17年的计算机图象模拟专家也开始怀疑,这些特技是否已经越俎代庖,从实现电影叙事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电影本身的目的。正如尤达大师教导阿纳金的名言“物体的尺寸其实无关紧要”那样,打算改弦更张的卢卡斯发现他辛苦积攒的财富与设备也许帮不上他的忙,还记得在去年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的科幻独立电影《雷管》吗?它不过是一位32岁的退休程序员山恩加鲁斯单枪匹马搞出来的,成本只有7000美元。

“虽然他和40年前一样,仍然在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电影语言,但如果他再次要求我的指导,我可不会象当初那样大胆地鼓励他。”曾指导过卢卡斯的南加州电影学院教授伍迪·欧文斯如是说,他坚持认为自己这位得意门生今日的声名是妨碍他继续挑战自我的最大障碍,而其他科幻作家也把卢卡斯看作一个脑满肠肥的商人,而非人类未来的真正质疑者,“星球大战与科学技术以及人类未来命运其实关系不大”,英国数码朋克作家理查德·摩根在《纽约时报》上冷嘲热讽说,“里面充斥的其实是一些善恶斗争的陈词滥调和好莱坞的恶俗东西。”
《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也认为卢卡斯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运用计算机特技,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银翼杀手》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部关于未来的出色预言,而《星球大战》呢,它的特技和精神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老古董。”

更加艰难的也许是卢卡斯影视帝国的转型,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要把他的帝国从一艘好莱坞梦工厂的“歼星舰”,逐渐转变为一家“更为灵活的小型多元企业”,并打算把电子游戏,电视节目与低成本独立电影是它未来的业务支柱,但他能够拒绝因制造“星球大战”等票房炸弹而带来的滚滚财源吗?卢卡斯想和尼基·卡罗一样拍摄的梦想简直可以上愚人节新闻的头条:虽然依靠DVD出租和在线观看业务,卡罗的《鲸骑士》在去年获得了21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不过与《星球大战》电影系列带来的34亿美元的累计票房收入和90亿周边产品收入相比,简直象一个笑话。正是在星战系列这棵摇钱树的支持下,卢卡斯工作室已经从一个小作坊边发展为一个年赢利达10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包括游戏制作小组“卢卡斯艺术”,特级制作公司光魔实业公司,音响制作室“天行者音响”,并拥有星球大战所有周边产品的设计与版权。而在六月,卢卡斯电影公司即将带着它的1500名员工搬进位于旧金山的新总部,耗资三亿五千万美元的Letterman数码艺术中心,这一切都使卢卡斯的未来更象是电影特技界的比尔·盖茨。

对于大多数导演而言,在职业生涯的中期推倒一切,另起炉灶无疑是一种奢侈,然而对于卢卡斯来说,他的最终障碍似乎在于自己依靠的“力”的黑暗面:“在你新片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如果全美能有一百万观众乖乖走进电影院去看,那么恭喜,你就可以在五百万美圆到手的同时,在票房排行榜前十位占据一个位置”,卢卡斯在《西斯的复仇》预映时对记者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的作品只能被做成DVD,到租赁市场去碰运气。在这个生态圈里,老鼠是斗不过狮子的,除非他自己想办法进化成为一只狮子。”已经成为狮子的卢卡斯会不会象《杰迪骑士归来》结尾时脱下面具的黑勋爵那样,面对他所一直渴望的那个全新境界而手足无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30年前,卢卡斯可以用一支2号铅笔勾勒出整个星战世界的草图,但今天他会发现自己的梦想早已经不能依靠铅笔,乃至任何技术条件来实现了。

星球大战的重现 卢卡斯的消失

陈赛

1977年5月1日,《星球大战:新希望》在旧金山的北点剧院举行试映会。20多年以后,《法国电影手册》将这个日子列入“电影百年成长中具有特殊意义的100天”之一,纪念文章的标题是“星球大战出现,卢卡斯消失”。文中不无惋惜的叹道,这个好莱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故事,竟断送了那个时代最具潜力的一位导演的生涯。

的确,卢卡斯在《星球大战》中开启的技术革命使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者”,此后的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拿起导演话筒,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两个尖端的影像技术实验室:Lucasfilm与ILM(工业光魔),后者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监控了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的视觉特效,从最酷的《侏罗纪公园》到最烂的《魔鬼克星2》,从最温情的《阿甘正传》到最恶心的《异形》系列。

历史总是在轮回中前进。今天的年轻人对着《黑客帝国》、《哈利波特》、《魔戒》如痴如醉,就像当年16岁的皮特.杰克逊们对着《星球大战》热血沸腾:“就像一场地震,我的脑子一下子被炸开了。电影原来可以这样拍的”。如今已在好莱坞立住脚跟的许多导演、视效总监、概念设计师、艺术指导谈起当年的《星球大战》,都充满了感情,甚至包括如日中天的詹姆斯.卡迈隆,在看《星球大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后他拍出了《泰坦尼克》。可以说,《星球大战》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好莱坞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人对于技术、暴力、奇观、想象力有着狂热的追求,他们都是卢卡斯的门徒,崇拜他,模仿他,学习他。

《星球大战》首部曲1200万美金的预算中有1/3花在了布景与特效上面,那些充满立体感的太空战舰,十多米高的会走路的陆战坦克,CANTINA酒吧里各种奇形怪状的外星人、机器人和怪物,还有嗡嗡作响的激光剑,都是人们以前从未在电影屏幕上见到过的,其震撼感大概不亚于我们今天看到《魔戒》中绿色的死魂灵大军漫过帕兰诺平原。不过,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还很落后,大部分的场景和角色都是利用传统的特效手段完成的,比如模型、木偶、蓝屏、爆破、特殊化妆术……连片中的机器人也是由真人扮演的,尽管它们看起来那么像纯种的机器人。

在卢卡斯的带领下,当年的《星球大战》剧组就像一群顽童,寻找各种正方偏方来实现脑子里希奇古怪的想法,比如用缠绕着高反光胶带的木棍做光剑,用土豆冒充银河系的陨石,用女性剃毛刀充做武士的无线电,请来36000支上色的棉签充当赛车场上簇动的人头,而纳布星球飘渺的瀑布则是从25英寸处潜心撒下的细盐……《武士归来》中一段原始森林的追逐场面已成为影史上的经典,如今看来仍令人狂赞不已。当时的摄影技术怎能拍出这样的场景?后来看到《星球大战》的纪录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摄影师先用一格一秒的速度进行拍摄,然后转换成每秒24格,再与蓝屏前拍摄的人物合成在一起,最后的效果看起来就像是人物在丛林中飞快的飞行,其速度竟不亚于《超人总动员》中冲冲在森林中那场追逐。

从星战三部曲到星战前传,中间间隔了十几年,其间电影技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1999年《星站前传》推出的时候,整个影片的拍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次数字与传统技术的拼贴游戏。用计算机来控制摄影机的运动,借以表现惊心动魄的太空追逐战,这种运动控制摄像技术是当时的视效监制约翰·戴克斯塔专门为《星球大战》发明的,如今这位《蜘蛛侠2》的视效总监开创的技术,几乎成为了所有动作片的摄影标准。

作为《星球大战》的终结篇,5月19日全球上映的《西斯的复仇》即将结束一个时代。无论是2300多个特效镜头,还是阿纳金和奥比旺之间那场号称将是“影史上最长的打斗场面”的终极决斗,都不过是给这场技术革命划上一个句号。就像卢卡斯本人所说的,“在制作前几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现在上了年纪,变得有点保守和乏味。父亲们总是有点严肃和阴郁,而孩子们却总像小动物们一样喜欢搞怪逗趣。”电影世界需要有更多好玩逗趣的小孩,也许卢卡斯是时候消失了。


技术催生“电影独裁者”
—专访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当《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充斥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电影院中时,一个叫做查理·博斯韦尔的家伙也许正在偷着乐。正是查理所提供的64位计算机为乔治·卢卡斯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援,同时也彻底的打破了苹果电脑在视频效果界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很多时候《星球大战》在电影界的技术意义,就如同id公司的射击游戏Doom之余电脑游戏。不论乔治·卢卡斯在70年代拍摄老版本《星球大战》时,所使用的各种模型道具微缩拍摄,还是新版本所大量使用的蓝幕CG效果,都始终试图在电影技法上领导时代潮流。而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战前传3》中,这种技术的升级被引导到64位技术上来了。以至于64位技术在《星球大战》中的实际应用,被麻省理工大学的《技术观察者》评价为:“乔治·卢卡斯电影技术的与时俱进”。为此三联生活周刊独家专访了这套64位技术的提供者,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好莱坞的专业电影杂志Millimeter特别评析了《星球大战前传3》上使用pre-viz动画和64位计算技术。那么为乔治·卢卡斯这样的视觉大腕提供技术援助是什么感觉。

查理·博斯韦尔:乔治·卢卡斯对于新技术的敏感确实很独特,至少在充满技术革新的好莱坞,乔治·卢卡斯总是坚持特立独行的风格。12位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直接与导演充当了《星球大战前传3》视觉效果的先头部队。他们总共使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作视觉效果的渲染,他们做出来的动画直接成为整个电影镜头的蓝图,然后演员们再按照这个动画预先的线路,在绿色背景前作出一系列动作,最后合成工作再转移到由乔治·卢卡斯亲自督阵的工业光魔制作室,要知道美国电影业75%的电脑特效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以往的传统,苹果才是好莱坞视觉特效的利器,为什么乔治·卢卡斯会选择AMD的64位系统呢。

查理·博斯韦尔:如果翻看好莱坞视觉效果制作的历史,最初电影创作者们都选择sgi图形工作站,后来苹果电脑依靠强大的色彩能力占据了主力地位。但是在好莱坞这个制作视觉幻想的地方,每部电影30%至40%的预算都花在电脑特效上了,以至于性能价格比成为了关键,在数字动画领域,成本的高低对应制片时间的长短差距,都会直接体现在画面渲染时间上。要知道AMD64位系统相比以往的32位电脑,同时间内的执行计算效率要高出30%以上,况且AMD64系统还兼容传统的32位计算,以至于乔治·卢卡斯的手下以创作效率震惊了好莱坞。

其实在作《星球大战前传2》的时候,乔治·卢卡斯就找过我,当时他需要用Athlon MP组成列阵,来实现一些大场景的光影效果。当这次第三集筹拍时,Athlon MP被升级为支持64位计算的Opteron,这样的技术升级让整个电影特效渲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从而使前传3更复杂但花费却少于前传2。在前传2中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用Athlon MP制造了4500个镜头,2200个情节。而这次前传3利用Opteron创造了6800个镜头。这个数字让乔治·卢卡斯有充分的制片空间来“为所欲为”,他也借用这种64位的速度优势来丰富了很多电影细节,不仅仅是激光剑的反光,或者黑武士可以当镜子的黑面具。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脑游戏领域,对于计算机速度的追求,早已经形成了硬件升级与游戏加速的循环经济链。为了玩画面更华丽的游戏,而升级电脑速度,这已经是目前民用电脑技术前进的少数动力之一。那么CG电影的大张旗鼓,尤其是类似《星球大战》电影的泛滥,是否加剧了这种对于速度的极端追求。

查理·博斯韦尔:数千人的办公大楼、生物研究所的DNA分析所,以及好莱坞和广告贩子,这些人早已经是这个时代对于计算技术追求最为极端的人群了。孩子们在家玩游戏相比绝对是民用级别的家庭需求。电影的创作者始终在追求与观众的双向交互,而游戏界则不停的追逐电影效果的画面,实际上电影与游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娱乐,早已经在技术角度产生了极大的融合,而伴随计算机速度的不断进化,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却是在被不停的放大,也许这就是人类对于娱乐极致的本能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始终有人在批判好莱坞电影的过渡电脑特技化,作为被批判的技术提供者,你有没有反思过什么?

查理·博斯韦尔:也许还有人在怀疑数字娱乐时代的现实,却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娱乐的成果。创造视觉奇迹与商业胜利,始终是好莱坞对我们这些技术提供者的要求。其实不仅仅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包括《罪恶之城》、《马达加斯加》等最近票房爆棚的影片,都出自于我们的64位电脑系统。正如同《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制作人瑞克·麦凯隆评价的:利用计算机技术预先设计出电影画面的流程与构思,然后导演再来改进故事模板,这种数字化的视觉预览技术让乔治·卢卡斯可以充分的预先筛选他的创意,这样乔治·卢卡斯可以在导演、演员、幕后人员和工业光魔的特效人员之前作出所有的决定,这无疑彻底的改变了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方法,也许乔治·卢卡斯会因为这种技术的改变,彻底成为一位“电影创作中的独裁者”。


中国有星战迷吗:头盔后的秘密

曾飚

从幼儿园开始,我常常去一家乡村理发店理发。大人都嘲笑那个剃头匠的手艺,而我不在乎。每次在等的时候,我都在看一本小人书,由于这本书,我希望等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后来我知道,原来它就是《星球大战》。那时候我开始上小学了,有了自己一个小小的书房兼卧室。一次偶然机会听说了这名字,而且知道了里面的武士有一个很富有日本风味的名字,叫“斋代”。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冬天夜晚,我在等母亲睡后,悄悄地打开电视,居然发现一个看起来很诡异的片子,当那个叫路克的孩子,看到远方地平线似乎有东西坠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星球大战》。我看完了整整两集,那是我小学时候少有的熬夜经历。80年代末期,这两集已经是《星球大战》的全部。
我开始知道了犹达师傅,一个看起来和顾长卫很象的武士,索罗,索罗的长毛同伴,还有一个叫奥比王的武士。我喜欢奥比王这个翻译,比其他的什么奥比旺,奥比万要好多了。不过看过这片子的同伴太少了,无人可以交流,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在谈《天空战记》,《变形金刚》,《希曼和希瑞》。《星球大战》和它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成了我脑海里的谶语一样的东西,一直保存着。
我一直想知道的是黑武士面具后的,那张脸是谁?这个在第三集中揭晓,我等不到,去了北京。讨论星球大战的人似乎多了一些,但是很多人爱往文化上说,这个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但凡爱谈文化的,都是虚荣心大于好奇心的,与他们交流感觉是比知识,而不是分享什么。我对《星球大战》依然停留在那些奇怪的名字上,情节已经渐成碎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第三集,让我大失所望。公主被俘虏了,穿着三点式,有点情色的意味。
当我再次看到星球大战,卢卡斯已经运用了诸多高科技,北京已经出现了华星这样的大屏幕影院,媒体开始谈技术如何如何了,比如什么三维动画。《星战前传》前两部我都看了,我想自己喜欢上了那个女王,也就是《那个杀手不太冷》中的女孩波特曼,她比技术更加有力量。相反,我对黑武士的童年大失所望,一个能够从斋代武士,变成黑武士的人,应该有一个忧郁,沉默,甚至有点大智若愚的童年。然而,他,也就是天行者(skywalker)却从小那么的自信,乐于助人,富有领袖气质。也许真的是对技术的迷恋,让卢卡斯昏了头,而“让大能伴随你(may the force with you)”,变成了一句成功学口号。
慢慢地,我发现我也变了,我也变得文化起来了。我自以为是地看出《星战前传》融合很多元素,比如日本武士盔甲,日本剑道,北非的沙漠建筑,史前生物的复原,甚至西方文化中对3的暗示。我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支持那个十几年前的我看《星球大战》的心情。试想一下,在炎热的南方夏天下午,一个孩子在一家乡村理发店,猜测黑色面具之后的那张脸。
如今,我在等《星战前传》第三集的出现,我想守着一个黑白的电视在夜里把它看完。

记者:尚进 朱布冲

《星球大战》,对于电影迷绝对不会陌生,《哈利·波特》和《指环王》在它面前都不值得一提。而对于所有经历过冷战岁月的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也曾经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部分。尽管有不少人并没有搞清楚两者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看来,电影《星球大战》无疑就是冷战的产物,所谓的邪恶与正义的争夺仅仅被从地球放大到宇宙空间去了。不得不佩服乔治·卢卡斯这个大胡子,他不仅仅依靠《星球大战》为自己创造了空前的星战文化帝国,创造了毫无实际意义的阿拉贡语。更依靠一部部《星球大战》的出现,为全球电影界开辟视觉技术上的先河,他的工业光魔公司,早已经垄断了好莱坞70%的电脑后期制作。而黑武士的塑料面具,X和钛飞船的怪异造型,还有充满荧光粉的激光剑,这些最容易被做成玩具的器物,成为了我们对于《星球大战》印象最深的烙印。

曾经在《星球大战前传2:幽灵的威胁》上映的时候,有专业的电影媒体工作者对中国的星战普及状况做出过一般统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却只有不到10%的被访者能够说清楚这部史诗性科幻电影的情节。对于乔治·卢卡斯断断续续已经拍了快30年,却只生产了6集的《星球大战》,中国观众似乎并没有产生源自北美那样的狂热。印象中仅仅是一张张并不确认的人物脸谱,而这些脸谱能够被我们记住,很大还要归功于诸如丽亚公主的歌舞伎煞白脸,或者反面角色一整套面具化的行头。实际上乔治·卢卡斯面对《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集正在饱受美国媒体和观众的广泛质疑。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终结篇的情节过于黑暗和暴力,而被定格为“限制级”,成为星球大战历史上第一部限制13岁以下儿童观看的电影,要知道星战迷们不仅仅是那些经历70年代的中年人着迷,中年人们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市场。

中国存在《星球大战》迷吗,最先提出这个疑问的是1997年的香港商人范先生,当时他试图代理《星球大战》玩具在内地的销售权。但是这位香港星战迷似乎并不了解国内行情,也许一件印有STAR WAR标记的背心要比一把激光剑畅销的多。所以当eBAY拍卖网站上统计历史十大拍品数量排行榜的时候,星球大战相关物件高居榜首的时候,即便并不存在类似中国观众与《星球大战》时间代沟的欧洲人也很迷惑。为什么美国佬会如此热衷《星球大战》,而《星球大战》又蔓延成为了一场全球文化运动呢。

乔治·卢卡斯——星战之父的光荣和再就业难题

从方便面青年到特技教父
正当全球亿万影迷翘首期盼《西斯的复仇》,这部为28年来星战传奇画上一个句号的假期票房炸弹时,乔治·卢卡斯也在他位于加州马丁郡的“天行者庄园”里思考如何实现自己电影生涯的二次革命。是舒适地躺在六部星球大战电影的拷贝上掌控他的数码特技帝国,还是拣起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的好莱坞改革者的叛逆精神,继续探求电影和特技发展的新潜力?答案也许是后者。近日,卢卡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声称自己对继续制造票房炸弹不感兴趣,尽管他还将出任大名鼎鼎的《印第安那琼斯》第四部等娱乐电影的制片人,但他真正的兴趣却是拍摄类似于他于1971年推出的处女作《THX1138》这样的小成本试验科幻电影。早在星战前传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推出时,卢卡斯就讽刺性地将自己比喻为影片中因黑暗之力的诱惑而走入歧途的黑勋爵达斯·瓦德:“1973年的《美国往事》是一个让我进入好莱坞的意外事故,我从来不认为由商业公司控制电影工业是件好事,然而我现在却成了这样一个我一直抨击的机构主脑,现在是我继续寻求那条天行者卢克之路的时候了。”

如同卢克一样,出生于加州莫德斯托的乔卢卡斯在中学时代就显露了他的才气和不安分的特质,这个在学校里平均成绩为D的逃学大王,常常驱车几小时去旧金山看电影,并最终使他进入了著名的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作为嬉皮运动的大本营,50至60年代的旧金山不仅是瘾君子与无政府主义,垮掉派的天堂,也成为美国新电影运动的摇篮,以美国著名实验电影人布鲁斯·贝利,与斯坦·布拉奇治为首的一批西海岸艺术青年正在使用军方淘汰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美国第一批独立电影。在旧金山,卢卡斯也狂热地沉溺于美国现代宗教哲学家约瑟夫·坎贝尔的著作,在这位独辟蹊径,以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神话与宗教起源的学者影响下,卢卡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揣摩一个关于发生在父子间,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故事,为《星球大战》勾勒出了最初步的故事大纲。

在南加州大学,卢卡斯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加入了一个即将在未来影响整个好莱坞的电影人群体。从他的同班同学,日后《现代启示录》的编剧约翰·米厄里斯那里,卢卡斯第一次观看了《七武士》等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作品,深受黑泽明“武士精神”影响的他决心有朝一日在自己的作品中设计一群同样坚韧,自制,将武力视为修炼而非征服手段的角色。而对卢卡斯拍摄风格影响最大的电影人就是首先尝试将动画,模型与真人在电影中相组合的加拿大动画大师诺曼·麦克拉伦,以及美国先锋导演阿瑟·李普塞;在其著名实验短片《21-87》中,李塞普将画面与声音随意剪辑拼贴,从而创造出一种完全超越音像本身的叙事方式。为了向这位年仅四十一岁,就以自杀结束生命的怪才致敬,卢卡斯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THX1138》里,主人公就生活在机器全面控制人类的2187年,到了星球大战第一部《新的希望》中,当卢克与索罗船长前往营救莉阿公主时,发现她被帝国突击队关押在代号“2187”的监牢中。

卢卡斯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这位摄影天才喜欢全程掌握作品的拍摄与制作,从而惹怒了好莱坞:1972年,华纳兄弟公司将他的《THX1138》剪辑得面目全非,然后把拷贝扔到一些B级影院中上映。两年后,环球电影又威胁卢卡斯,如果他仍然坚持对影片的后期制作插手,他们将拒绝发行《美国往事》。这一切都迫使卢卡斯感到,只有象星球大战里的反抗军一样建立自己的基地——制作公司,才能够与目光陈腐的好莱坞“帝国”对抗。以1975年特技工作室“光魔实业”的建立为标志,卢卡斯开始借助技术奠定自己在电影界的地位,其中包括被好莱坞电影制作奉为圭臬的 THX认证标准以及数码剪辑系统“EditDroid”。从《E.T》,《银翼杀手》到《侏罗纪公园》,它们都不得不依仗光魔的力量来赢得票房,卢卡斯也终于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象李普曼和麦克拉伦那样将现实与虚拟,影象与声效随心所欲地在银幕上拼接组合。

黑勋爵的不归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卢卡斯在追随了李普曼等电影革命先驱近40年,并成为诸如彼得杰克逊等新一代电影技术狂人的偶像后。他却开始对自己一手创造出的魔幻世界感到困惑,电影评论家罗杰·艾伯特抨击说,在充当了20年的梦幻孩子王和好莱坞圈内人后,卢卡斯身上学院派和独立电影人的气质还能剩下多少:“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把阿西莫夫和罗伯特·海因莱恩的作品统统搬上银幕,只不过他恐怕会发现自己无从下手。”而诸如阿伦·普拉默,这个在“光魔”与卢卡斯共事了17年的计算机图象模拟专家也开始怀疑,这些特技是否已经越俎代庖,从实现电影叙事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电影本身的目的。正如尤达大师教导阿纳金的名言“物体的尺寸其实无关紧要”那样,打算改弦更张的卢卡斯发现他辛苦积攒的财富与设备也许帮不上他的忙,还记得在去年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的科幻独立电影《雷管》吗?它不过是一位32岁的退休程序员山恩加鲁斯单枪匹马搞出来的,成本只有7000美元。

“虽然他和40年前一样,仍然在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电影语言,但如果他再次要求我的指导,我可不会象当初那样大胆地鼓励他。”曾指导过卢卡斯的南加州电影学院教授伍迪·欧文斯如是说,他坚持认为自己这位得意门生今日的声名是妨碍他继续挑战自我的最大障碍,而其他科幻作家也把卢卡斯看作一个脑满肠肥的商人,而非人类未来的真正质疑者,“星球大战与科学技术以及人类未来命运其实关系不大”,英国数码朋克作家理查德·摩根在《纽约时报》上冷嘲热讽说,“里面充斥的其实是一些善恶斗争的陈词滥调和好莱坞的恶俗东西。”
《环形世界》的作者拉里·尼文也认为卢卡斯唯一值得夸耀的就是运用计算机特技,将一些诸如“超光速推进系统”等古老的科幻概念视觉化:“《银翼杀手》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部关于未来的出色预言,而《星球大战》呢,它的特技和精神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老古董。”

更加艰难的也许是卢卡斯影视帝国的转型,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要把他的帝国从一艘好莱坞梦工厂的“歼星舰”,逐渐转变为一家“更为灵活的小型多元企业”,并打算把电子游戏,电视节目与低成本独立电影是它未来的业务支柱,但他能够拒绝因制造“星球大战”等票房炸弹而带来的滚滚财源吗?卢卡斯想和尼基·卡罗一样拍摄的梦想简直可以上愚人节新闻的头条:虽然依靠DVD出租和在线观看业务,卡罗的《鲸骑士》在去年获得了21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不过与《星球大战》电影系列带来的34亿美元的累计票房收入和90亿周边产品收入相比,简直象一个笑话。正是在星战系列这棵摇钱树的支持下,卢卡斯工作室已经从一个小作坊边发展为一个年赢利达10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包括游戏制作小组“卢卡斯艺术”,特级制作公司光魔实业公司,音响制作室“天行者音响”,并拥有星球大战所有周边产品的设计与版权。而在六月,卢卡斯电影公司即将带着它的1500名员工搬进位于旧金山的新总部,耗资三亿五千万美元的Letterman数码艺术中心,这一切都使卢卡斯的未来更象是电影特技界的比尔·盖茨。

对于大多数导演而言,在职业生涯的中期推倒一切,另起炉灶无疑是一种奢侈,然而对于卢卡斯来说,他的最终障碍似乎在于自己依靠的“力”的黑暗面:“在你新片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如果全美能有一百万观众乖乖走进电影院去看,那么恭喜,你就可以在五百万美圆到手的同时,在票房排行榜前十位占据一个位置”,卢卡斯在《西斯的复仇》预映时对记者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么你的作品只能被做成DVD,到租赁市场去碰运气。在这个生态圈里,老鼠是斗不过狮子的,除非他自己想办法进化成为一只狮子。”已经成为狮子的卢卡斯会不会象《杰迪骑士归来》结尾时脱下面具的黑勋爵那样,面对他所一直渴望的那个全新境界而手足无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30年前,卢卡斯可以用一支2号铅笔勾勒出整个星战世界的草图,但今天他会发现自己的梦想早已经不能依靠铅笔,乃至任何技术条件来实现了。

星球大战的重现 卢卡斯的消失

陈赛

1977年5月1日,《星球大战:新希望》在旧金山的北点剧院举行试映会。20多年以后,《法国电影手册》将这个日子列入“电影百年成长中具有特殊意义的100天”之一,纪念文章的标题是“星球大战出现,卢卡斯消失”。文中不无惋惜的叹道,这个好莱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故事,竟断送了那个时代最具潜力的一位导演的生涯。

的确,卢卡斯在《星球大战》中开启的技术革命使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者”,此后的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拿起导演话筒,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两个尖端的影像技术实验室:Lucasfilm与ILM(工业光魔),后者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监控了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的视觉特效,从最酷的《侏罗纪公园》到最烂的《魔鬼克星2》,从最温情的《阿甘正传》到最恶心的《异形》系列。

历史总是在轮回中前进。今天的年轻人对着《黑客帝国》、《哈利波特》、《魔戒》如痴如醉,就像当年16岁的皮特.杰克逊们对着《星球大战》热血沸腾:“就像一场地震,我的脑子一下子被炸开了。电影原来可以这样拍的”。如今已在好莱坞立住脚跟的许多导演、视效总监、概念设计师、艺术指导谈起当年的《星球大战》,都充满了感情,甚至包括如日中天的詹姆斯.卡迈隆,在看《星球大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后他拍出了《泰坦尼克》。可以说,《星球大战》在当时壁垒森严的好莱坞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人对于技术、暴力、奇观、想象力有着狂热的追求,他们都是卢卡斯的门徒,崇拜他,模仿他,学习他。

《星球大战》首部曲1200万美金的预算中有1/3花在了布景与特效上面,那些充满立体感的太空战舰,十多米高的会走路的陆战坦克,CANTINA酒吧里各种奇形怪状的外星人、机器人和怪物,还有嗡嗡作响的激光剑,都是人们以前从未在电影屏幕上见到过的,其震撼感大概不亚于我们今天看到《魔戒》中绿色的死魂灵大军漫过帕兰诺平原。不过,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还很落后,大部分的场景和角色都是利用传统的特效手段完成的,比如模型、木偶、蓝屏、爆破、特殊化妆术……连片中的机器人也是由真人扮演的,尽管它们看起来那么像纯种的机器人。

在卢卡斯的带领下,当年的《星球大战》剧组就像一群顽童,寻找各种正方偏方来实现脑子里希奇古怪的想法,比如用缠绕着高反光胶带的木棍做光剑,用土豆冒充银河系的陨石,用女性剃毛刀充做武士的无线电,请来36000支上色的棉签充当赛车场上簇动的人头,而纳布星球飘渺的瀑布则是从25英寸处潜心撒下的细盐……《武士归来》中一段原始森林的追逐场面已成为影史上的经典,如今看来仍令人狂赞不已。当时的摄影技术怎能拍出这样的场景?后来看到《星球大战》的纪录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摄影师先用一格一秒的速度进行拍摄,然后转换成每秒24格,再与蓝屏前拍摄的人物合成在一起,最后的效果看起来就像是人物在丛林中飞快的飞行,其速度竟不亚于《超人总动员》中冲冲在森林中那场追逐。

从星战三部曲到星战前传,中间间隔了十几年,其间电影技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1999年《星站前传》推出的时候,整个影片的拍摄过程已经变成了一次数字与传统技术的拼贴游戏。用计算机来控制摄影机的运动,借以表现惊心动魄的太空追逐战,这种运动控制摄像技术是当时的视效监制约翰·戴克斯塔专门为《星球大战》发明的,如今这位《蜘蛛侠2》的视效总监开创的技术,几乎成为了所有动作片的摄影标准。

作为《星球大战》的终结篇,5月19日全球上映的《西斯的复仇》即将结束一个时代。无论是2300多个特效镜头,还是阿纳金和奥比旺之间那场号称将是“影史上最长的打斗场面”的终极决斗,都不过是给这场技术革命划上一个句号。就像卢卡斯本人所说的,“在制作前几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很年轻,现在上了年纪,变得有点保守和乏味。父亲们总是有点严肃和阴郁,而孩子们却总像小动物们一样喜欢搞怪逗趣。”电影世界需要有更多好玩逗趣的小孩,也许卢卡斯是时候消失了。


技术催生“电影独裁者”
—专访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当《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充斥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电影院中时,一个叫做查理·博斯韦尔的家伙也许正在偷着乐。正是查理所提供的64位计算机为乔治·卢卡斯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援,同时也彻底的打破了苹果电脑在视频效果界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很多时候《星球大战》在电影界的技术意义,就如同id公司的射击游戏Doom之余电脑游戏。不论乔治·卢卡斯在70年代拍摄老版本《星球大战》时,所使用的各种模型道具微缩拍摄,还是新版本所大量使用的蓝幕CG效果,都始终试图在电影技法上领导时代潮流。而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战前传3》中,这种技术的升级被引导到64位技术上来了。以至于64位技术在《星球大战》中的实际应用,被麻省理工大学的《技术观察者》评价为:“乔治·卢卡斯电影技术的与时俱进”。为此三联生活周刊独家专访了这套64位技术的提供者,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好莱坞的专业电影杂志Millimeter特别评析了《星球大战前传3》上使用pre-viz动画和64位计算技术。那么为乔治·卢卡斯这样的视觉大腕提供技术援助是什么感觉。

查理·博斯韦尔:乔治·卢卡斯对于新技术的敏感确实很独特,至少在充满技术革新的好莱坞,乔治·卢卡斯总是坚持特立独行的风格。12位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直接与导演充当了《星球大战前传3》视觉效果的先头部队。他们总共使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作视觉效果的渲染,他们做出来的动画直接成为整个电影镜头的蓝图,然后演员们再按照这个动画预先的线路,在绿色背景前作出一系列动作,最后合成工作再转移到由乔治·卢卡斯亲自督阵的工业光魔制作室,要知道美国电影业75%的电脑特效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以往的传统,苹果才是好莱坞视觉特效的利器,为什么乔治·卢卡斯会选择AMD的64位系统呢。

查理·博斯韦尔:如果翻看好莱坞视觉效果制作的历史,最初电影创作者们都选择sgi图形工作站,后来苹果电脑依靠强大的色彩能力占据了主力地位。但是在好莱坞这个制作视觉幻想的地方,每部电影30%至40%的预算都花在电脑特效上了,以至于性能价格比成为了关键,在数字动画领域,成本的高低对应制片时间的长短差距,都会直接体现在画面渲染时间上。要知道AMD64位系统相比以往的32位电脑,同时间内的执行计算效率要高出30%以上,况且AMD64系统还兼容传统的32位计算,以至于乔治·卢卡斯的手下以创作效率震惊了好莱坞。

其实在作《星球大战前传2》的时候,乔治·卢卡斯就找过我,当时他需要用Athlon MP组成列阵,来实现一些大场景的光影效果。当这次第三集筹拍时,Athlon MP被升级为支持64位计算的Opteron,这样的技术升级让整个电影特效渲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从而使前传3更复杂但花费却少于前传2。在前传2中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用Athlon MP制造了4500个镜头,2200个情节。而这次前传3利用Opteron创造了6800个镜头。这个数字让乔治·卢卡斯有充分的制片空间来“为所欲为”,他也借用这种64位的速度优势来丰富了很多电影细节,不仅仅是激光剑的反光,或者黑武士可以当镜子的黑面具。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脑游戏领域,对于计算机速度的追求,早已经形成了硬件升级与游戏加速的循环经济链。为了玩画面更华丽的游戏,而升级电脑速度,这已经是目前民用电脑技术前进的少数动力之一。那么CG电影的大张旗鼓,尤其是类似《星球大战》电影的泛滥,是否加剧了这种对于速度的极端追求。

查理·博斯韦尔:数千人的办公大楼、生物研究所的DNA分析所,以及好莱坞和广告贩子,这些人早已经是这个时代对于计算技术追求最为极端的人群了。孩子们在家玩游戏相比绝对是民用级别的家庭需求。电影的创作者始终在追求与观众的双向交互,而游戏界则不停的追逐电影效果的画面,实际上电影与游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娱乐,早已经在技术角度产生了极大的融合,而伴随计算机速度的不断进化,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却是在被不停的放大,也许这就是人类对于娱乐极致的本能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始终有人在批判好莱坞电影的过渡电脑特技化,作为被批判的技术提供者,你有没有反思过什么?

查理·博斯韦尔:也许还有人在怀疑数字娱乐时代的现实,却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娱乐的成果。创造视觉奇迹与商业胜利,始终是好莱坞对我们这些技术提供者的要求。其实不仅仅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包括《罪恶之城》、《马达加斯加》等最近票房爆棚的影片,都出自于我们的64位电脑系统。正如同《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制作人瑞克·麦凯隆评价的:利用计算机技术预先设计出电影画面的流程与构思,然后导演再来改进故事模板,这种数字化的视觉预览技术让乔治·卢卡斯可以充分的预先筛选他的创意,这样乔治·卢卡斯可以在导演、演员、幕后人员和工业光魔的特效人员之前作出所有的决定,这无疑彻底的改变了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方法,也许乔治·卢卡斯会因为这种技术的改变,彻底成为一位“电影创作中的独裁者”。


中国有星战迷吗:头盔后的秘密

曾飚

从幼儿园开始,我常常去一家乡村理发店理发。大人都嘲笑那个剃头匠的手艺,而我不在乎。每次在等的时候,我都在看一本小人书,由于这本书,我希望等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后来我知道,原来它就是《星球大战》。那时候我开始上小学了,有了自己一个小小的书房兼卧室。一次偶然机会听说了这名字,而且知道了里面的武士有一个很富有日本风味的名字,叫“斋代”。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冬天夜晚,我在等母亲睡后,悄悄地打开电视,居然发现一个看起来很诡异的片子,当那个叫路克的孩子,看到远方地平线似乎有东西坠落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星球大战》。我看完了整整两集,那是我小学时候少有的熬夜经历。80年代末期,这两集已经是《星球大战》的全部。
我开始知道了犹达师傅,一个看起来和顾长卫很象的武士,索罗,索罗的长毛同伴,还有一个叫奥比王的武士。我喜欢奥比王这个翻译,比其他的什么奥比旺,奥比万要好多了。不过看过这片子的同伴太少了,无人可以交流,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在谈《天空战记》,《变形金刚》,《希曼和希瑞》。《星球大战》和它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成了我脑海里的谶语一样的东西,一直保存着。
我一直想知道的是黑武士面具后的,那张脸是谁?这个在第三集中揭晓,我等不到,去了北京。讨论星球大战的人似乎多了一些,但是很多人爱往文化上说,这个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但凡爱谈文化的,都是虚荣心大于好奇心的,与他们交流感觉是比知识,而不是分享什么。我对《星球大战》依然停留在那些奇怪的名字上,情节已经渐成碎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第三集,让我大失所望。公主被俘虏了,穿着三点式,有点情色的意味。
当我再次看到星球大战,卢卡斯已经运用了诸多高科技,北京已经出现了华星这样的大屏幕影院,媒体开始谈技术如何如何了,比如什么三维动画。《星战前传》前两部我都看了,我想自己喜欢上了那个女王,也就是《那个杀手不太冷》中的女孩波特曼,她比技术更加有力量。相反,我对黑武士的童年大失所望,一个能够从斋代武士,变成黑武士的人,应该有一个忧郁,沉默,甚至有点大智若愚的童年。然而,他,也就是天行者(skywalker)却从小那么的自信,乐于助人,富有领袖气质。也许真的是对技术的迷恋,让卢卡斯昏了头,而“让大能伴随你(may the force with you)”,变成了一句成功学口号。
慢慢地,我发现我也变了,我也变得文化起来了。我自以为是地看出《星战前传》融合很多元素,比如日本武士盔甲,日本剑道,北非的沙漠建筑,史前生物的复原,甚至西方文化中对3的暗示。我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支持那个十几年前的我看《星球大战》的心情。试想一下,在炎热的南方夏天下午,一个孩子在一家乡村理发店,猜测黑色面具之后的那张脸。
如今,我在等《星战前传》第三集的出现,我想守着一个黑白的电视在夜里把它看完。

2005-05-15
当伽达默尔在他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物理性的文明改变创造了现代性,这个时代的人更喜欢以这些器物来标志自己,就如同并不确切的诸多神器时代。”恰恰今日《财富》杂志的500强企业,正在成为我们这个商业经济时代的“神器”。利用新的技术方法提升企业效率,成为了今日财富500强中很多老牌企业在20世纪初的制胜法宝。尽管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中,依靠吃资源饭的陈年老店并不少,但是诸如通用电气三星这类技术派,越来越成为《财富》杂志500强的骨干。

商业经济所主宰的财富每个时代都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亨利·卢斯和他的《财富》杂志赶上了一个好时段,一个财富变化频率越来越快的时段。面对变化,财富500强的名单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财富与荣誉的分配,永远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实际上在财富500强的历史上,能够引起我们兴奋的企业,大部分都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浪潮。恰恰是这种技术的变迁,激发了人类财富的重新分配。面对中国企业对于财富500强由来已久的蠢蠢欲动,所有人都明白,单纯依靠出售资源类企业的整合,或者单一的垄断性行业,在商业经济面前似乎是那么的无力。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年的商业经济前沿,尤其是经历了2000年前互联网经济的企业,发现越来越多曾经坚信柳传志的贸工技顺序,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而走技术主义路线,终于开始被更多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接受。面对100年来世界财富越发加剧的分化,不断保持技术优势,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拥有者的杀手锏。于是,我们要不要信奉技术主义,这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界与知识界犹豫与惆怅的问题。

盖茨乔布斯

谁是中国技术主义的青年导师?

“比尔·盖茨还是极客吗?”这是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在每年一次的封闭智囊聚会上曾经说过的。此时不得不让我们重提沃伦·本尼斯那本畅销书《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尽管在沃伦·本尼斯本人看来:“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才是新一代极客的代表,而盖茨似乎在从极客(GEEK)往怪杰(GEEZER)方向退化。”实际上极客与崇尚技术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至少对于一贯对待极客现象囫囵吞枣的我们,极客与正在退化的怪杰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周围根本就没有几个活生生的极客案例。这也是中国充斥着IT精英、知本家这类名词的原因。而当与比尔·盖茨一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不断出现在探索频道或者国家地理节目中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保罗·艾伦还是不是可以划归极客范围了,因为真正的极客是不可能整天花精力去建设超级私人游艇,或者亲自动手参与私人航天项目的,更不会见到一个极客整天为自己购买的篮球和橄榄球队喜形于色。这样看来那位单枪匹马从海边小城市来中关村卖杀毒软件发家的王老师,俨然可以算是我们身边的保罗·艾伦,因为在他看来卖房子比开发软件投资回报比更大。

实际上极客的形象却越发地鲜明起来,因为公众对于这些年轻的创造者极具兴趣,极客们都信奉技术主义,且拥有一定的财富,却并不在奢靡的享受上挥霍,甚至其中不乏反商业的特例。更为重要的是,极客们所追求的创造与消费精神,成为了特立独行年代每个人试图模仿的要旨。而随着iPod的热卖,史蒂夫·乔布斯的摇滚硅谷人气派,也渐渐地在征服更多的人。不得不承认,90年代初盖茨被很多无知的家长奉为子女的学习方向,这种盲目却悄悄地为我们今日的中国式技术主义播下了一些种子。但实际上盖茨的光辉形象和曾经的思想标杆作用正在悄悄被消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内摇滚大爷崔健的身上找到盖茨的侧影。都是开创各自领域的先河,盖茨在70年代末开创了个人电脑的软件先河以及商业软件授权这种聚宝盆模式,而崔健则在80年代用摇滚给大家洗了脑,都在经历50岁前后的不惑,而关键的是他们曾经被奉若精神偶像的时代,正在消失。打碎旧神像树立新偶像的时代趋势不可避免地附加在他们身上,因为新一代的孩子们已经不再把当世界首富或者硅谷神童这样的梦想列入可行范围了。此时此刻在精神上,只剩下了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与追求,做个极客或者伪极客,似乎仅仅是脸面和精神上的问题。因为在当下崇尚技术的一代人眼中,走技术路线的理工科更能发财致富,即便混个硅谷印度人手下的程序员,也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开始。

技术主义的有想法与没办法

相比对于管理学者的崇拜,以及对于资本运作的研习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纯粹是口头上的追求。当“技术官僚”被用来形容理工科出身的各级管理者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技术至少在中国依旧是施洋夷以制夷的认识延续。这可以被视作对于技术主义的非理性亵渎之一。而当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三分之一,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时,我们需要崇尚技术主义,这种论调就会短暂的再次浮现。实际上,市场换技术,这条始自80年代的战略,曾经是一贯有仿制精神的中国企业最好的技术主义机会。

但压倒性的OEM模式,却成为了商业经济给予中国技术生产界的生存命运。以至于OEM的驱动让我们拥有了极度丰富的生产技能,却要同时面对整日的简单劳动,而又一次的面对技术主义,发生了偷懒性质的蜕变。并不是所有的中国OEM者们都忘却了自我技术,譬如京东方通过资本手段并入韩国现代LCD生产线及技术,以及武汉光机电基地的出现,都在暗示着技术主义的“死灰复燃”,但是正如同前面所说的,面对技术储备的匮乏以及做渠道贩卖组装的轻松,无法考量到底有多少企业能够对技术主义卧薪尝胆。

看看在技术设计领域颇有声誉的日本工业设计奖,被视为像诺贝尔奖那样富有理想和人文色彩,但却又充满技术味道。始托于此,工业产品设计奖项大大地激发了企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设计潜力,这远非一种激励机制那么简单,就如同现如今抱着电脑试图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一样,20年前,抱着创造点什么新奇玩意的想法,无数人走向了这条工业产品设计之路。这种全社会对于技术主义的认同,直接造就了依靠技术研发消费产品发家的诸多日本企业。

不过面对三菱的4G64发动机,每一个中国的技术派都应该在心中默默流泪,这台沈阳三菱合资厂生产的大功率汽车发动机,几乎“混血”了一半的中国本土汽车。猎豹、陆风、得利卡、双环等数款SUV上都充斥着4G64发动机的身影,甚至华晨中华轿车和哈飞赛豹这些“自主研发”的品种也被“混血”。如何看待4G64引擎与本土技术主义的关系,成为了技术圈内徘徊的疑问。固然这款引擎技术成熟,且排气量能够满足中型以上车辆的需要,但是过分的拿来主义直接妨碍了本土引擎的进展。很多时候真相是市场彻底地决定了技术,而市场却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三菱4G发动机仅仅是技术引进的一个例证,美国《家用电器》杂志曾经对中国产廉价DVD冲击全球市场进行过分析,与4G发动机一样,在美国的分析人士看来,廉价DVD的出现要归结于日本松下日立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释放。文章最后说道:“韩国现代如果没有三菱在80年代初的技术释放也不会有今天,而中国的电器似乎正试图重演韩国三星、LG的步伐。日本《产经新闻》在一次采访中,将技术开放问题更加的透明化,在他们看来90年代末松下和日立向中国企业释放DVD影碟机和CD音响的技术,直接造成了中国DVD的全球性低价泛滥。实际上不仅仅DVD,松下北京显像管厂很大程度上造就了90年代末彩电的全球性降价,而韩国手机设计所也成为了中国国产手机的技术提供者,类似的技术开放不胜枚举。按照《产经新闻》最后的论断,这种技术开放需要停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向中国和韩国释放一些技术,直接影响了全球低端市场的价格,同时也不能满足技术升级换取再次利润的技术商业原则。而中国的企业历经十余年的市场换技术阶段,当原来的技术提供者不再提供的时候,能否自主研发信奉技术主义呢?

消费顺民与技术刺头

还记得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吗,他那个鼻烟是英格力士的,洋表是瑞士国的,这八国联军都得伺候咱儿。这种消费主义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国技术主义的对立面。

“新世纪似乎越来越缺乏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这是《滚石》杂志2003年增刊号上的一番感慨。没有人能解释这本一贯倡导60年代精神的杂志为什么会感到一丝空虚,但现实世界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彻底的变化。面对后现代文明,是什么力量在加速推动生活的改变,这是社会学者们整日争论的问题。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推动生活变化的力量是电视,60年代是摇滚乐,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则是互联网,而新世纪之初的空缺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丝迷茫。

环顾身边,很多东西似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在无限地扩展,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改变着生活方式,人们更注重自己所使用的消费品是否符合潮流,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精神都可以被器物化。按照新技术思路设计出的各类产品,替代了音乐和电影,成为了人们更为热衷探讨的话题。新技术主义所开创的时代要比文学或者艺术更能促进你的生活和消费。塞缪尔·安德里安·阿德素(Samuel Adrian Adshead)曾经以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进而支配消费主义的,在他看来全球的消费者们正在从商人精神向生产者精神演变,嘴皮子伶俐的推销员被传媒所取代了,而人们对于消费品潮流的追求更加厉害。我们处在一个技术主义的发情期,咱拿起一个美国人造的或者是欧洲人造的或者是日本人造的机器就会用,比如iPod或HDV摄影机,由衷赞叹那是个好东西,阅读说明书的劲头比看什么波兹曼的书来劲多了。波兹曼是谁?他是“习惯性的失望与不满者”,早死了。

似乎老老实实做一个全球化下的消费顺民,与做一个崇尚技术主义的刺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尽管对于日货所代表的技术,每个时代都会发出一些异议的声音,但是我们似乎对于自己的技术却越来越充斥不信任的情绪。当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控诉,“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坚信技术主义的精神,让人类为了进步而进步,进而失去文明的自由”。对于充满理性的国人,思考这种纯经济层面的技术,远没有探讨社会生活下的技术盲目崇拜有劲头。技术文明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因为这种对于技术主义的怀疑而停止,技术改变未来,这种空洞的口号也许缺乏理性的人文思考,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与财富,确实与你所掌握的技术优势成正比。在你还没有靠技术优势吃饱穿暖,垄断财富500强前,还是多给技术主义一些信任更现实。

当伽达默尔在他的《科学时代的理性》中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物理性的文明改变创造了现代性,这个时代的人更喜欢以这些器物来标志自己,就如同并不确切的诸多神器时代。”恰恰今日《财富》杂志的500强企业,正在成为我们这个商业经济时代的“神器”。利用新的技术方法提升企业效率,成为了今日财富500强中很多老牌企业在20世纪初的制胜法宝。尽管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中,依靠吃资源饭的陈年老店并不少,但是诸如通用电气三星这类技术派,越来越成为《财富》杂志500强的骨干。

商业经济所主宰的财富每个时代都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亨利·卢斯和他的《财富》杂志赶上了一个好时段,一个财富变化频率越来越快的时段。面对变化,财富500强的名单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财富与荣誉的分配,永远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实际上在财富500强的历史上,能够引起我们兴奋的企业,大部分都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浪潮。恰恰是这种技术的变迁,激发了人类财富的重新分配。面对中国企业对于财富500强由来已久的蠢蠢欲动,所有人都明白,单纯依靠出售资源类企业的整合,或者单一的垄断性行业,在商业经济面前似乎是那么的无力。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年的商业经济前沿,尤其是经历了2000年前互联网经济的企业,发现越来越多曾经坚信柳传志的贸工技顺序,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而走技术主义路线,终于开始被更多的现实主义者们所接受。面对100年来世界财富越发加剧的分化,不断保持技术优势,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拥有者的杀手锏。于是,我们要不要信奉技术主义,这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界与知识界犹豫与惆怅的问题。

盖茨乔布斯

谁是中国技术主义的青年导师?

“比尔·盖茨还是极客吗?”这是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在每年一次的封闭智囊聚会上曾经说过的。此时不得不让我们重提沃伦·本尼斯那本畅销书《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尽管在沃伦·本尼斯本人看来:“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才是新一代极客的代表,而盖茨似乎在从极客(GEEK)往怪杰(GEEZER)方向退化。”实际上极客与崇尚技术主义有着非常强烈的联系,至少对于一贯对待极客现象囫囵吞枣的我们,极客与正在退化的怪杰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周围根本就没有几个活生生的极客案例。这也是中国充斥着IT精英、知本家这类名词的原因。而当与比尔·盖茨一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不断出现在探索频道或者国家地理节目中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保罗·艾伦还是不是可以划归极客范围了,因为真正的极客是不可能整天花精力去建设超级私人游艇,或者亲自动手参与私人航天项目的,更不会见到一个极客整天为自己购买的篮球和橄榄球队喜形于色。这样看来那位单枪匹马从海边小城市来中关村卖杀毒软件发家的王老师,俨然可以算是我们身边的保罗·艾伦,因为在他看来卖房子比开发软件投资回报比更大。

实际上极客的形象却越发地鲜明起来,因为公众对于这些年轻的创造者极具兴趣,极客们都信奉技术主义,且拥有一定的财富,却并不在奢靡的享受上挥霍,甚至其中不乏反商业的特例。更为重要的是,极客们所追求的创造与消费精神,成为了特立独行年代每个人试图模仿的要旨。而随着iPod的热卖,史蒂夫·乔布斯的摇滚硅谷人气派,也渐渐地在征服更多的人。不得不承认,90年代初盖茨被很多无知的家长奉为子女的学习方向,这种盲目却悄悄地为我们今日的中国式技术主义播下了一些种子。但实际上盖茨的光辉形象和曾经的思想标杆作用正在悄悄被消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内摇滚大爷崔健的身上找到盖茨的侧影。都是开创各自领域的先河,盖茨在70年代末开创了个人电脑的软件先河以及商业软件授权这种聚宝盆模式,而崔健则在80年代用摇滚给大家洗了脑,都在经历50岁前后的不惑,而关键的是他们曾经被奉若精神偶像的时代,正在消失。打碎旧神像树立新偶像的时代趋势不可避免地附加在他们身上,因为新一代的孩子们已经不再把当世界首富或者硅谷神童这样的梦想列入可行范围了。此时此刻在精神上,只剩下了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与追求,做个极客或者伪极客,似乎仅仅是脸面和精神上的问题。因为在当下崇尚技术的一代人眼中,走技术路线的理工科更能发财致富,即便混个硅谷印度人手下的程序员,也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开始。

技术主义的有想法与没办法

相比对于管理学者的崇拜,以及对于资本运作的研习技术很长一段时间纯粹是口头上的追求。当“技术官僚”被用来形容理工科出身的各级管理者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技术至少在中国依旧是施洋夷以制夷的认识延续。这可以被视作对于技术主义的非理性亵渎之一。而当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三分之一,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时,我们需要崇尚技术主义,这种论调就会短暂的再次浮现。实际上,市场换技术,这条始自80年代的战略,曾经是一贯有仿制精神的中国企业最好的技术主义机会。

但压倒性的OEM模式,却成为了商业经济给予中国技术生产界的生存命运。以至于OEM的驱动让我们拥有了极度丰富的生产技能,却要同时面对整日的简单劳动,而又一次的面对技术主义,发生了偷懒性质的蜕变。并不是所有的中国OEM者们都忘却了自我技术,譬如京东方通过资本手段并入韩国现代LCD生产线及技术,以及武汉光机电基地的出现,都在暗示着技术主义的“死灰复燃”,但是正如同前面所说的,面对技术储备的匮乏以及做渠道贩卖组装的轻松,无法考量到底有多少企业能够对技术主义卧薪尝胆。

看看在技术设计领域颇有声誉的日本工业设计奖,被视为像诺贝尔奖那样富有理想和人文色彩,但却又充满技术味道。始托于此,工业产品设计奖项大大地激发了企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设计潜力,这远非一种激励机制那么简单,就如同现如今抱着电脑试图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一样,20年前,抱着创造点什么新奇玩意的想法,无数人走向了这条工业产品设计之路。这种全社会对于技术主义的认同,直接造就了依靠技术研发消费产品发家的诸多日本企业。

不过面对三菱的4G64发动机,每一个中国的技术派都应该在心中默默流泪,这台沈阳三菱合资厂生产的大功率汽车发动机,几乎“混血”了一半的中国本土汽车。猎豹、陆风、得利卡、双环等数款SUV上都充斥着4G64发动机的身影,甚至华晨中华轿车和哈飞赛豹这些“自主研发”的品种也被“混血”。如何看待4G64引擎与本土技术主义的关系,成为了技术圈内徘徊的疑问。固然这款引擎技术成熟,且排气量能够满足中型以上车辆的需要,但是过分的拿来主义直接妨碍了本土引擎的进展。很多时候真相是市场彻底地决定了技术,而市场却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三菱4G发动机仅仅是技术引进的一个例证,美国《家用电器》杂志曾经对中国产廉价DVD冲击全球市场进行过分析,与4G发动机一样,在美国的分析人士看来,廉价DVD的出现要归结于日本松下日立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释放。文章最后说道:“韩国现代如果没有三菱在80年代初的技术释放也不会有今天,而中国的电器似乎正试图重演韩国三星、LG的步伐。日本《产经新闻》在一次采访中,将技术开放问题更加的透明化,在他们看来90年代末松下和日立向中国企业释放DVD影碟机和CD音响的技术,直接造成了中国DVD的全球性低价泛滥。实际上不仅仅DVD,松下北京显像管厂很大程度上造就了90年代末彩电的全球性降价,而韩国手机设计所也成为了中国国产手机的技术提供者,类似的技术开放不胜枚举。按照《产经新闻》最后的论断,这种技术开放需要停手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向中国和韩国释放一些技术,直接影响了全球低端市场的价格,同时也不能满足技术升级换取再次利润的技术商业原则。而中国的企业历经十余年的市场换技术阶段,当原来的技术提供者不再提供的时候,能否自主研发信奉技术主义呢?

消费顺民与技术刺头

还记得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吗,他那个鼻烟是英格力士的,洋表是瑞士国的,这八国联军都得伺候咱儿。这种消费主义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中国技术主义的对立面。

“新世纪似乎越来越缺乏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这是《滚石》杂志2003年增刊号上的一番感慨。没有人能解释这本一贯倡导60年代精神的杂志为什么会感到一丝空虚,但现实世界似乎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彻底的变化。面对后现代文明,是什么力量在加速推动生活的改变,这是社会学者们整日争论的问题。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推动生活变化的力量是电视,60年代是摇滚乐,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则是互联网,而新世纪之初的空缺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丝迷茫。

环顾身边,很多东西似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在无限地扩展,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改变着生活方式,人们更注重自己所使用的消费品是否符合潮流,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精神都可以被器物化。按照新技术思路设计出的各类产品,替代了音乐和电影,成为了人们更为热衷探讨的话题。新技术主义所开创的时代要比文学或者艺术更能促进你的生活和消费。塞缪尔·安德里安·阿德素(Samuel Adrian Adshead)曾经以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进而支配消费主义的,在他看来全球的消费者们正在从商人精神向生产者精神演变,嘴皮子伶俐的推销员被传媒所取代了,而人们对于消费品潮流的追求更加厉害。我们处在一个技术主义的发情期,咱拿起一个美国人造的或者是欧洲人造的或者是日本人造的机器就会用,比如iPod或HDV摄影机,由衷赞叹那是个好东西,阅读说明书的劲头比看什么波兹曼的书来劲多了。波兹曼是谁?他是“习惯性的失望与不满者”,早死了。

似乎老老实实做一个全球化下的消费顺民,与做一个崇尚技术主义的刺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尽管对于日货所代表的技术,每个时代都会发出一些异议的声音,但是我们似乎对于自己的技术却越来越充斥不信任的情绪。当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控诉,“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与自私,坚信技术主义的精神,让人类为了进步而进步,进而失去文明的自由”。对于充满理性的国人,思考这种纯经济层面的技术,远没有探讨社会生活下的技术盲目崇拜有劲头。技术文明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因为这种对于技术主义的怀疑而停止,技术改变未来,这种空洞的口号也许缺乏理性的人文思考,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与财富,确实与你所掌握的技术优势成正比。在你还没有靠技术优势吃饱穿暖,垄断财富500强前,还是多给技术主义一些信任更现实。

2005-05-09

技术催生“电影独裁者”
—专访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尚进

当《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充斥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电影院中时,一个叫做查理·博斯韦尔的家伙也许正在偷着乐。正是查理所提供的64位计算机为乔治·卢卡斯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援,同时也彻底的打破了苹果电脑在视频效果界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很多时候《星球大战》在电影界的技术意义,就如同id公司的射击游戏Doom之余电脑游戏。不论乔治·卢卡斯在70年代拍摄老版本《星球大战》时,所使用的各种模型道具微缩拍摄,还是新版本所大量使用的蓝幕CG效果,都始终试图在电影技法上领导时代潮流。而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战前传3》中,这种技术的升级被引导到64位技术上来了。以至于64位技术在《星球大战》中的实际应用,被麻省理工大学的《技术观察者》评价为:“乔治·卢卡斯电影技术的与时俱进”。为此三联生活周刊独家专访了这套64位技术的提供者,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好莱坞的专业电影杂志Millimeter特别评析了《星球大战前传3》上使用pre-viz动画和64位计算技术。那么为乔治·卢卡斯这样的视觉大腕提供技术援助是什么感觉。

查理·博斯韦尔:乔治·卢卡斯对于新技术的敏感确实很独特,至少在充满技术革新的好莱坞,乔治·卢卡斯总是坚持特立独行的风格。12位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直接与导演充当了《星球大战前传3》视觉效果的先头部队。他们总共使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作视觉效果的渲染,他们做出来的动画直接成为整个电影镜头的蓝图,然后演员们再按照这个动画预先的线路,在绿色背景前作出一系列动作,最后合成工作再转移到由乔治·卢卡斯亲自督阵的工业光魔制作室,要知道美国电影业75%的电脑特效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以往的传统,苹果才是好莱坞视觉特效的利器,为什么乔治·卢卡斯会选择AMD的64位系统呢。

查理·博斯韦尔:如果翻看好莱坞视觉效果制作的历史,最初电影创作者们都选择sgi图形工作站,后来苹果电脑依靠强大的色彩能力占据了主力地位。但是在好莱坞这个制作视觉幻想的地方,每部电影30%至40%的预算都花在电脑特效上了,以至于性能价格比成为了关键,在数字动画领域,成本的高低对应制片时间的长短差距,都会直接体现在画面渲染时间上。要知道AMD64位系统相比以往的32位电脑,同时间内的执行计算效率要高出30%以上,况且AMD64系统还兼容传统的32位计算,以至于乔治·卢卡斯的手下以创作效率震惊了好莱坞。

其实在作《星球大战前传2》的时候,乔治·卢卡斯就找过我,当时他需要用Athlon MP组成列阵,来实现一些大场景的光影效果。当这次第三集筹拍时,Athlon MP被升级为支持64位计算的Opteron,这样的技术升级让整个电影特效渲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从而使前传3更复杂但花费却少于前传2。在前传2中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用Athlon MP制造了4500个镜头,2200个情节。而这次前传3利用Opteron创造了6800个镜头。这个数字让乔治·卢卡斯有充分的制片空间来“为所欲为”,他也借用这种64位的速度优势来丰富了很多电影细节,不仅仅是激光剑的反光,或者黑武士可以当镜子的黑面具。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脑游戏领域,对于计算机速度的追求,早已经形成了硬件升级与游戏加速的循环经济链。为了玩画面更华丽的游戏,而升级电脑速度,这已经是目前民用电脑技术前进的少数动力之一。那么CG电影的大张旗鼓,尤其是类似《星球大战》电影的泛滥,是否加剧了这种对于速度的极端追求。

查理·博斯韦尔:数千人的办公大楼、生物研究所的DNA分析所,以及好莱坞和广告贩子,这些人早已经是这个时代对于计算技术追求最为极端的人群了。孩子们在家玩游戏相比绝对是民用级别的家庭需求。电影的创作者始终在追求与观众的双向交互,而游戏界则不停的追逐电影效果的画面,实际上电影与游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娱乐,早已经在技术角度产生了极大的融合,而伴随计算机速度的不断进化,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却是在被不停的放大,也许这就是人类对于娱乐极致的本能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始终有人在批判好莱坞电影的过渡电脑特技化,作为被批判的技术提供者,你有没有反思过什么?

查理·博斯韦尔:也许还有人在怀疑数字娱乐时代的现实,却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娱乐的成果。创造视觉奇迹与商业胜利,始终是好莱坞对我们这些技术提供者的要求。其实不仅仅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包括《罪恶之城》、《马达加斯加》等最近票房爆棚的影片,都出自于我们的64位电脑系统。正如同《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制作人瑞克·麦凯隆评价的:利用计算机技术预先设计出电影画面的流程与构思,然后导演再来改进故事模板,这种数字化的视觉预览技术让乔治·卢卡斯可以充分的预先筛选他的创意,这样乔治·卢卡斯可以在导演、演员、幕后人员和工业光魔的特效人员之前作出所有的决定,这无疑彻底的改变了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方法,也许乔治·卢卡斯会因为这种技术的改变,彻底成为一位“电影创作中的独裁者”。

技术催生“电影独裁者”
—专访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尚进

当《星球大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充斥在全球各个角落的电影院中时,一个叫做查理·博斯韦尔的家伙也许正在偷着乐。正是查理所提供的64位计算机为乔治·卢卡斯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援,同时也彻底的打破了苹果电脑在视频效果界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很多时候《星球大战》在电影界的技术意义,就如同id公司的射击游戏Doom之余电脑游戏。不论乔治·卢卡斯在70年代拍摄老版本《星球大战》时,所使用的各种模型道具微缩拍摄,还是新版本所大量使用的蓝幕CG效果,都始终试图在电影技法上领导时代潮流。而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战前传3》中,这种技术的升级被引导到64位技术上来了。以至于64位技术在《星球大战》中的实际应用,被麻省理工大学的《技术观察者》评价为:“乔治·卢卡斯电影技术的与时俱进”。为此三联生活周刊独家专访了这套64位技术的提供者,AMD数字娱乐制作总监查理·博斯韦尔。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好莱坞的专业电影杂志Millimeter特别评析了《星球大战前传3》上使用pre-viz动画和64位计算技术。那么为乔治·卢卡斯这样的视觉大腕提供技术援助是什么感觉。

查理·博斯韦尔:乔治·卢卡斯对于新技术的敏感确实很独特,至少在充满技术革新的好莱坞,乔治·卢卡斯总是坚持特立独行的风格。12位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直接与导演充当了《星球大战前传3》视觉效果的先头部队。他们总共使用了大约100个双核Opteron工作站来作视觉效果的渲染,他们做出来的动画直接成为整个电影镜头的蓝图,然后演员们再按照这个动画预先的线路,在绿色背景前作出一系列动作,最后合成工作再转移到由乔治·卢卡斯亲自督阵的工业光魔制作室,要知道美国电影业75%的电脑特效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以往的传统,苹果才是好莱坞视觉特效的利器,为什么乔治·卢卡斯会选择AMD的64位系统呢。

查理·博斯韦尔:如果翻看好莱坞视觉效果制作的历史,最初电影创作者们都选择sgi图形工作站,后来苹果电脑依靠强大的色彩能力占据了主力地位。但是在好莱坞这个制作视觉幻想的地方,每部电影30%至40%的预算都花在电脑特效上了,以至于性能价格比成为了关键,在数字动画领域,成本的高低对应制片时间的长短差距,都会直接体现在画面渲染时间上。要知道AMD64位系统相比以往的32位电脑,同时间内的执行计算效率要高出30%以上,况且AMD64系统还兼容传统的32位计算,以至于乔治·卢卡斯的手下以创作效率震惊了好莱坞。

其实在作《星球大战前传2》的时候,乔治·卢卡斯就找过我,当时他需要用Athlon MP组成列阵,来实现一些大场景的光影效果。当这次第三集筹拍时,Athlon MP被升级为支持64位计算的Opteron,这样的技术升级让整个电影特效渲染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从而使前传3更复杂但花费却少于前传2。在前传2中乔治·卢卡斯的手下用Athlon MP制造了4500个镜头,2200个情节。而这次前传3利用Opteron创造了6800个镜头。这个数字让乔治·卢卡斯有充分的制片空间来“为所欲为”,他也借用这种64位的速度优势来丰富了很多电影细节,不仅仅是激光剑的反光,或者黑武士可以当镜子的黑面具。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脑游戏领域,对于计算机速度的追求,早已经形成了硬件升级与游戏加速的循环经济链。为了玩画面更华丽的游戏,而升级电脑速度,这已经是目前民用电脑技术前进的少数动力之一。那么CG电影的大张旗鼓,尤其是类似《星球大战》电影的泛滥,是否加剧了这种对于速度的极端追求。

查理·博斯韦尔:数千人的办公大楼、生物研究所的DNA分析所,以及好莱坞和广告贩子,这些人早已经是这个时代对于计算技术追求最为极端的人群了。孩子们在家玩游戏相比绝对是民用级别的家庭需求。电影的创作者始终在追求与观众的双向交互,而游戏界则不停的追逐电影效果的画面,实际上电影与游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娱乐,早已经在技术角度产生了极大的融合,而伴随计算机速度的不断进化,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却是在被不停的放大,也许这就是人类对于娱乐极致的本能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始终有人在批判好莱坞电影的过渡电脑特技化,作为被批判的技术提供者,你有没有反思过什么?

查理·博斯韦尔:也许还有人在怀疑数字娱乐时代的现实,却根本无法抗拒这种娱乐的成果。创造视觉奇迹与商业胜利,始终是好莱坞对我们这些技术提供者的要求。其实不仅仅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包括《罪恶之城》、《马达加斯加》等最近票房爆棚的影片,都出自于我们的64位电脑系统。正如同《星球大战》三部曲的制作人瑞克·麦凯隆评价的:利用计算机技术预先设计出电影画面的流程与构思,然后导演再来改进故事模板,这种数字化的视觉预览技术让乔治·卢卡斯可以充分的预先筛选他的创意,这样乔治·卢卡斯可以在导演、演员、幕后人员和工业光魔的特效人员之前作出所有的决定,这无疑彻底的改变了电影工业化生产的方法,也许乔治·卢卡斯会因为这种技术的改变,彻底成为一位“电影创作中的独裁者”。

一个美国汽车老泡的摸索:专访通用全球副董事长鲍伯·鲁茨

三联生活周刊:尚进

亏损11亿美元,这是通用汽车4月19日发布的全球第一季度业绩。要知道2004年同期曾经盈利12.1亿美元的通用,尽管论生产规模和销售额,仍然是全球第一大汽车集团,但是利润的狂跌如同瘟疫般在除了丰田以外的汽车商间蔓延。而目前的消息显示,通用在中国的诸多合资项目利润仅为3300万美元,大大低于去年同期的1.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狂跌80%以上。尽管全球各个角落的汽车巨头们都跑到上海车展来凑热闹,但是如何扭转全球车市的微冷,以及应对氢能源与混合动力等新技术的挑战,成为了所有汽车长老们的棘手问题。而当大众汽车,这个中国汽车市场的先行者,正在逐步从占据昔日市场份额50%的姿态,蜕变到目前仅有的11%。通用汽车的美国智囊则试图通过不断加速的多品牌策略,来抢占大众汽车的倒退,所腾出来的中国汽车市场。实际上中国的汽车业正在面对一场新的清洗,不仅仅是大众汽车示弱后的分化,更是奇瑞这些纯中国本地汽车厂商的发力,以及第一汽车集团和上海汽车集团迟早恢复的自主品牌方向。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通用全球副董事长,同时主管通用汽车全球产品研发的鲍伯·鲁茨。

三联生活周刊:在上海车展开幕前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通用的消息,一个是第一季度全球亏损12.1亿美元,另一个是通用大力在中国市场首发雪佛兰Aveo这样的全球车型,这种亏损与新产品扩张,是全球汽车业的潮流,还是通用针对中国的机会主义。

鲍伯·鲁茨:亏损,这的确是困扰全球汽车业的通病。石油的高价格,时尚文化的变迁,年轻一代对于环保汽车的追求,都在影响着汽车业的现实。目前第一季度的亏损只是暂时问题,因为通用正在进行内部全球调整,以满足新技术与汽车经济全球化的革命。自从1922年,通用汽车将马尼拉分公司迁至上海,中国市场始终是通用眼中的增长区域。所以雪佛兰Aveo这类全球车会毫不犹豫的率先在中国上市。中国汽车市场的良好势头对于全球并不兴奋的汽车业颇具诱惑,这绝对是全球汽车业的潮流。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通用在中国市场首发了全球车雪佛兰Aveo,按照通用的计划这款车将替代赛欧。但是通用不断的将韩国大宇的车型来挂上雪佛兰或者别克的标志,已经有中国汽车评论者认为这种市场策略有迷惑中国消费者的嫌疑。请问您作为通用汽车产品研发的最高管理者,如何评价。

鲍伯·鲁茨:雪佛兰Aveo是通用汽车全球化平台的产品,的确这款车型的设计和开发是由韩国的通用大宇汽车技术中心提供的支持,同时这款车也包括来自通用位于上海的合资汽车机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的智力支援,雪佛兰Aveo的设计和质量都是通用全球体系中的一环,所以并没有迷惑谁。通用在中国的品牌策略计划用凯迪拉克覆盖高端,别克主打中端车型,雪佛兰则填补民众级市场,所以Aveo的定位让其被归类为雪佛兰品牌。要知道这是第一款通用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中国首发的量产车型,未来这款车型还将在12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中国市场的强劲动力让Aveo率先落户在上海。
在我们看来,21世纪全球汽车业的领跑者,将仍然是能那些在全球化运作和本土化思维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的企业。通用汽车为了满足这种全球化的极端变化,内部不断调整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非之前以四个准独立的地区性汽车公司组织。在我看来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全球性跨国汽车公司,势必共享产品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这就是Aveo的血统渊源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发现在1954年至1965年间,您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开飞机与造汽车,这种转变是否影响了通用近5年的汽车设计理念。

鲍伯·鲁茨:我现在经常自己驾驶直升机去上班,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堵车。对于速度的偏爱确实影响了我对汽车的看法。所以在我2001年上任以后力主通用加强概念车的探索,这其中就包括颇具军队血统的悍马H2,还有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凯迪拉克XLR。其实我在汽车设计界的摸爬滚打,始终在坚持一种追求速度与质感的汽车原则。从1986年到来通用任职之前,我让克莱斯勒尝试了PT-漫游者和蝰蛇这样的时代跑车,甚至更久之前当我在福特主管卡车业务时,飞行员的军用理念造就了探索者这类今日SUV车型的先驱。其实在我看来领导设计汽车一定要坚持一些精神和一些风格。也许全球化的平台生产策略会淡化这种精神和风格的追求,但是速度与质感是绝对不能磨灭的通用姿态。

三联生活周刊:您谈到汽车设计中的本地化风格问题,不仅仅通用投资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在探索中国汽车的风格,一汽的红旗和奇瑞都在摸索。作为汽车设计界的元老,您认为什么将是中国汽车的风格。

鲍伯·鲁茨:美国有句俗话叫: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化的。事实上汽车市场同样也是本地化的,所以充分寻找中国汽车的风格,已经是通用汽车全球化设计的一部分。譬如我们发现欧洲市场有人喜欢小巧的运动车型,但是这种需求量太小,不足以为此开新生产线。从全球管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欧洲需要75000两,美国需要75000两,中国再要5万辆,这样的需求量马上就能推动一个新车型的出现,中国恰恰是汽车经济中未来推动新车型出现的决定力量。所以我认为中国汽车的风格势必要融入全球化之中,甚至扭转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审美观点。

一个美国汽车老泡的摸索:专访通用全球副董事长鲍伯·鲁茨

三联生活周刊:尚进

亏损11亿美元,这是通用汽车4月19日发布的全球第一季度业绩。要知道2004年同期曾经盈利12.1亿美元的通用,尽管论生产规模和销售额,仍然是全球第一大汽车集团,但是利润的狂跌如同瘟疫般在除了丰田以外的汽车商间蔓延。而目前的消息显示,通用在中国的诸多合资项目利润仅为3300万美元,大大低于去年同期的1.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狂跌80%以上。尽管全球各个角落的汽车巨头们都跑到上海车展来凑热闹,但是如何扭转全球车市的微冷,以及应对氢能源与混合动力等新技术的挑战,成为了所有汽车长老们的棘手问题。而当大众汽车,这个中国汽车市场的先行者,正在逐步从占据昔日市场份额50%的姿态,蜕变到目前仅有的11%。通用汽车的美国智囊则试图通过不断加速的多品牌策略,来抢占大众汽车的倒退,所腾出来的中国汽车市场。实际上中国的汽车业正在面对一场新的清洗,不仅仅是大众汽车示弱后的分化,更是奇瑞这些纯中国本地汽车厂商的发力,以及第一汽车集团和上海汽车集团迟早恢复的自主品牌方向。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通用全球副董事长,同时主管通用汽车全球产品研发的鲍伯·鲁茨。

三联生活周刊:在上海车展开幕前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通用的消息,一个是第一季度全球亏损12.1亿美元,另一个是通用大力在中国市场首发雪佛兰Aveo这样的全球车型,这种亏损与新产品扩张,是全球汽车业的潮流,还是通用针对中国的机会主义。

鲍伯·鲁茨:亏损,这的确是困扰全球汽车业的通病。石油的高价格,时尚文化的变迁,年轻一代对于环保汽车的追求,都在影响着汽车业的现实。目前第一季度的亏损只是暂时问题,因为通用正在进行内部全球调整,以满足新技术与汽车经济全球化的革命。自从1922年,通用汽车将马尼拉分公司迁至上海,中国市场始终是通用眼中的增长区域。所以雪佛兰Aveo这类全球车会毫不犹豫的率先在中国上市。中国汽车市场的良好势头对于全球并不兴奋的汽车业颇具诱惑,这绝对是全球汽车业的潮流。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通用在中国市场首发了全球车雪佛兰Aveo,按照通用的计划这款车将替代赛欧。但是通用不断的将韩国大宇的车型来挂上雪佛兰或者别克的标志,已经有中国汽车评论者认为这种市场策略有迷惑中国消费者的嫌疑。请问您作为通用汽车产品研发的最高管理者,如何评价。

鲍伯·鲁茨:雪佛兰Aveo是通用汽车全球化平台的产品,的确这款车型的设计和开发是由韩国的通用大宇汽车技术中心提供的支持,同时这款车也包括来自通用位于上海的合资汽车机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的智力支援,雪佛兰Aveo的设计和质量都是通用全球体系中的一环,所以并没有迷惑谁。通用在中国的品牌策略计划用凯迪拉克覆盖高端,别克主打中端车型,雪佛兰则填补民众级市场,所以Aveo的定位让其被归类为雪佛兰品牌。要知道这是第一款通用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中国首发的量产车型,未来这款车型还将在12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中国市场的强劲动力让Aveo率先落户在上海。
在我们看来,21世纪全球汽车业的领跑者,将仍然是能那些在全球化运作和本土化思维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的企业。通用汽车为了满足这种全球化的极端变化,内部不断调整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全球一体化的企业,而非之前以四个准独立的地区性汽车公司组织。在我看来一个真正一体化的全球性跨国汽车公司,势必共享产品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这就是Aveo的血统渊源所在。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发现在1954年至1965年间,您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开飞机与造汽车,这种转变是否影响了通用近5年的汽车设计理念。

鲍伯·鲁茨:我现在经常自己驾驶直升机去上班,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堵车。对于速度的偏爱确实影响了我对汽车的看法。所以在我2001年上任以后力主通用加强概念车的探索,这其中就包括颇具军队血统的悍马H2,还有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凯迪拉克XLR。其实我在汽车设计界的摸爬滚打,始终在坚持一种追求速度与质感的汽车原则。从1986年到来通用任职之前,我让克莱斯勒尝试了PT-漫游者和蝰蛇这样的时代跑车,甚至更久之前当我在福特主管卡车业务时,飞行员的军用理念造就了探索者这类今日SUV车型的先驱。其实在我看来领导设计汽车一定要坚持一些精神和一些风格。也许全球化的平台生产策略会淡化这种精神和风格的追求,但是速度与质感是绝对不能磨灭的通用姿态。

三联生活周刊:您谈到汽车设计中的本地化风格问题,不仅仅通用投资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在探索中国汽车的风格,一汽的红旗和奇瑞都在摸索。作为汽车设计界的元老,您认为什么将是中国汽车的风格。

鲍伯·鲁茨:美国有句俗话叫: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化的。事实上汽车市场同样也是本地化的,所以充分寻找中国汽车的风格,已经是通用汽车全球化设计的一部分。譬如我们发现欧洲市场有人喜欢小巧的运动车型,但是这种需求量太小,不足以为此开新生产线。从全球管理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欧洲需要75000两,美国需要75000两,中国再要5万辆,这样的需求量马上就能推动一个新车型的出现,中国恰恰是汽车经济中未来推动新车型出现的决定力量。所以我认为中国汽车的风格势必要融入全球化之中,甚至扭转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审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