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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7

即将30岁的张欣在鼓楼南大街工作已经9年了,他1995年就在鼓楼商场对面的小店中卖索尼的Play Station,也就是大家俗称的PS游戏机,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门脸,主业依旧是卖游戏机,兼修各类PS。张欣总是喜欢对人说,自己把整个20到30岁的十年给了游戏机事业。与张欣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正是因为1994年12月3日,日本索尼推出了革新的PS游戏机,彻底的改变了这10年很多人的诸多方面。

索尼曾经在2004年5月18日进行过统计,PS游戏机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累计销售1亿台了,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9个孩子就有一台。尼尔·豪(Neil Howe)在他那本引起激烈讨论的《千禧一代的崛起:下一个伟大的一代》中对PS现象进行过分析,在他看来PS是千禧一代最热衷的玩具,也是这代人吸收知识和树立基础观念的最大来源,而不同于以前的少年们完全依赖电视。“大多数人对于游戏,仍然停留在80年代任天堂家用游戏机出现的时候,家长们视此为洪水猛兽的时代”,1994年就在写游戏评论的梁华栋说道:“经历90年代成长的一代不再犹豫了,因为没有什么比禁止游戏更威胁到他们自我表达的尊严。”

PS青年与游戏帝国的文化感染

尼尔·豪的千禧一代说法越来越获得支持了,连一贯不爱谈及年轻人问题的《纽约时报》也赞同千禧年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年对世代划分的意义。而以PS为代表的32位家庭游戏机,恰恰用自己10年的历史,与千禧一代不谋而合了。英国《电子娱乐志》的主编巴斯特顿以前并不玩游戏,他更喜欢看足球,但是1996年英超赛场成了索尼PS的天下,索尼几乎买断了三分之一的球场广告,于是他去买了一台回来,并且打算不好玩就送给外甥。此后正是这位巴斯特顿掀起了一股欧洲的PS潮流,也正是他,创造了“PS青年”这样的词汇。

正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大学二年级的刘阳正是这一代PS青年的代表,刘阳解释道:“我已经20岁了,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如果不是因为游戏,也许我现在已经快毕业了”。1989年还上小学的刘阳就被街机厅的《魔界村》吸引住了,可以说至今各种游戏他都玩过。对于索尼的PS和世嘉公司的土星更是如数家珍,1995年的时候索尼的PS和竞争者世嘉的土星刚刚在国内出现,当时一张盗版的游戏也要40元,刘阳从那时起几乎收集了市面上所有出现过的游戏品种。“为了游戏,我高中读了五年”,刘阳并不在乎自己复读了两次才考上大学,他的房间内各种游戏比北京最大的游戏机店都丰富,光PS他就用坏过两台,为了玩格斗游戏,他至少用坏过不下10套手柄或者摇杆。刘阳统计了一下自己这10年间光游戏盘就有一千多张,从PS到土星,以及后来世嘉公司夭折的DC和索尼的PS2,曾经希望刘阳能够再统计一下这10年间自己在游戏上花费了多少钱,他却死活要保密,因为他父亲2年前同意给他买PS2,也是因为PS2能够直接充当高品质DVD影碟机才同意的。

很多整天玩游戏的孩子们,高中毕业后没有去考大学,有不少就直接奔了游戏机店密集的鼓楼,因为给游戏机店当伙计,不仅能解决零花钱,还能每天有免费的游戏玩。所以现在从交道口往西走,就会看到街边无数的年青人和他们的游戏生意。其实刘阳也曾经想过去游戏机店工作,但是他更希望能玩游戏,而不用照顾店面和解释其它孩子唠叨的问题。“我是在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才侥幸混入北京工业大学的”,刘阳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复读算起来已经高中五年级了,各方面的压力让我快疯了”。好在2003年可以后填报志愿,刘阳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外贸日语系,他之所以选择日语系很大程度上跟他擅长玩游戏有关。 刘阳的书面阅读能力惊人,但是大学2年级仍过不去日语一级考试,“学日语就是出自自己对语言学习的本能,以前我自己捧着字典对照游戏翻译攻略,玩游戏不太需要能听懂角色在说什么,看字幕就够了。”
现在刘阳每月会翻译整本的日本arcadia街机杂志和相关攻略帖在网上,几乎全球的中文游戏机迷们以为这本杂志在北京出了中文版。采访后,刘阳又反悔了,他希望把自己说的众多数字压缩一下,因为他还想仍然玩游戏,而不是就此停手。“如果要让我爸知道我这几年花费了具体金额,估计游戏就玩不成了。”

《商业周刊》也很关注PS等日本游戏机在这10年间对全球的影响,从商业角度,索尼的两代PS,世嘉的土星和DC,任天堂的N64都很成功,即便夭折了的DC也没有赔本。这也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宁愿每年亏损5亿美元也要上马微软的XBOX游戏机项目。而在商业以外,游戏所传播的文化,让日本这10年间将日式漫画和日式思想极大的影响了全球的PS青年们。电影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及日本游戏对自己的影响,10月初的《新闻周刊》亚洲版以传奇跌落和灰色市场来形容日本游戏对全球的商业和文化影响,《新闻周刊》的盖雅写道:“日本游戏机商们正在慢慢滑向失落,过去10年多全球青年文化的影响,超过了日本以往任何时期。”

对于国内而言,PS这类游戏机始终是半地下商业的一部分,索尼即便现在也没有从来没有正式在国内销售过一台PS,与打口CD成为民众音乐补课的教材一样,非正常的商业环境,PS游戏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文化结果。在中国的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各种形式的游戏机店,即便网吧和电脑游戏泛滥,依然会看到游戏青年们对专用游戏机的执著。曾经在全球最大游戏公司电子艺界北京办事处工作的王越鹏对此颇有感慨,他说道:“PS这类游戏机已经10年了,至今仍是半地下生意,严格的说大家都在玩水货,而且都是盗版游戏。恰恰是这种源生态的热衷,让在这10年间成长的年轻人有了独特的成长话题。”中国的所有文化现象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商业因素在掌舵,而游戏机文化却完全是中国的游戏迷自己在本能的繁衍。在游戏评论人梁华栋看来这将极大的分化PS青年们与长辈的距离,“几乎所有经历这10年的人都不自觉地成为了消费主义的孩子。”

10年后的岁月:衰退还是复兴

不过在《商业周刊》看来,日本游戏业的黄金岁月即将在PS出现10年后消退了。日本游戏在北美市场占有率从1998年的49%猛跌到今年的29%,虽然gamespy列出的全球前三十位游戏制作人中,日本人占据了9位,却并不能挽救整体上的颓势。日本游戏再也无法依赖本国市场迅速收回投资成本。日本游戏的软件销售量也从1998年的34亿美元锐减到2003年的22亿美元,下降幅度达35%。华尔街曾经不止一次的开会讨论为什么日本的游戏公司迅速萎缩,要知道在整个90年代,投资游戏公司曾经是华尔街的硬通货选择。Xbox杂志主编西蒙·考克斯评价认为,要想在文化市场赢得主动必须能够符合文化习惯,且充满超现实主义和独一无二。而日本游戏在这10年中彻底的丧失了原本拥有的这些优势。西蒙·考克斯分析道:“美国和日本玩家在游戏品味方面的差异完全是人文因素所致,1994年的时候索尼们可能主要针对10多岁的少年,10年后却并不仅仅扔是10岁的孩子们在玩,现在游戏玩家的年龄差别正在消失,30岁的父亲玩家比比皆是。”

“PS等各类游戏机在这10年间彻底的清洗了全球流行文化,美国长久以来都是全球文化中心,也是唯一在电影、音乐等方面拥有崇高地位的地方,现在却未必如此。”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主任艾里森女士为此写了多篇论文,“动画和电视游戏仅仅是这个日益风行的潮流最明显的现象之一,现在日本文化产品对全球的入侵前所未见,年轻一代也乐于接受这种全球化的娱乐。”要知道1992年日本的文化输出总值只有50亿美元,1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是150亿美元了。

欧洲游戏商们被视作日本游戏黄金时代的掘墓人,许多欧洲游戏开发商取得了好莱坞的版权许可,哈利·波特、蜘蛛侠以及汤姆·克莱西都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且运动类游戏方兴未艾,全球的游戏潮流正在由冒险刺激类向大众类转型。日本游戏开发商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购买美国的版权,每个游戏的开发成本也从500万美元飙升到2000万。这被英国的《电子娱乐志》评价为全球化的市场抉择,“日本游戏文化已经影响了全世界10年,当北美和欧洲希望玩点动作类游戏的时候,索尼不得不面对全球年轻人的共同想法,而不能像收购米高梅电影公司那样,直接拿支票说话。”不论索尼当红的PS2还是微软的XBOX,在2003年底都相互较劲般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但是复杂的盗版游戏环境,根本是他们难以想象的,按照Xbox杂志主编西蒙·考克斯的说法,没人怀疑中国玩家的热情和水平,但是他们却已经习惯近乎免费的盗版。中国游戏迷们也已经不再对这种“不平等”发表意见了,因为中国的PS青年早已经经历了半地下游戏的10年之痒,即便未来的PS3不在中国销售也不要紧,不出两个月照样可以在北京鼓楼这样的地方看到新游戏机,商业上的非全球化,并不能阻碍PS青年们实现娱乐上的同期声。

全球各类游戏机累计销量(表)

主机 首次发布时间 累计销售
任天堂 FC 1983年7月15日 12100万台
世嘉 MD 1988年10月29日 3500万台
任天堂 SFC 1990年11月21日 7080万台
世嘉 土星 1994年11月22日 1300万台
索尼 Play Station 1994年12月3日 10350万台
任天堂 N64 1996年6月23日 3230万台
世嘉 DreamCast 1998年11月27日 860万台
索尼 Play Station 2 2000年3月4日 7350万台
微软 XBOX 2001年11月15日 1420万台

2004-10-25
当科幻爱好者们还在探讨威廉·吉布森那篇著名的《神经漫游者》对虚拟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或者探讨《黑客帝国》与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让·波德里拉,所谈及的拟像这个绕口的哲学问题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动手尝试了。

自从2003年游戏《虚拟人生》的出现,柏拉图式的生活,一下子成为了网络世界最诱人的游戏内容。与国内所有如出一辙的网络游戏砍砍杀杀不同,《虚拟人生》试图模拟正常人类社会的基础生活中的一切。此后第二代版本的《虚拟人生》将心理等情绪加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款技术上相当丰富的游戏,人类本能的很多反映和思维都被赋予到虚拟的人生之中。正是因为这款网络游戏的虚拟越来越真实,最近一波又一波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出现。人们开始置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否能真的移植到虚拟世界之中。

罢工、黑帮、集体性恶作剧,成为了《虚拟人生》中最近异常流行的潮流,尽管《虚拟人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但是这个过度真实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他们原本没有能力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老派的60分钟杂志节目对此也很重视,他们的评论很有社会学者的味道,“严重分化的世界映照着虚拟的混乱”。实际上《虚拟人生》最新版本的技术升级,可以让参与者在虚拟社会中结婚生子,虚拟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为了新的焦点。很多原来的罢工者消失了,同时很多正常工作的人们都躲在了床上。《连线》网站将此评价为虚拟空间性开放的副作用。一时间各种心理专家跑出来大谈虚拟性问题,无接触的性成为了新的流行名次。
《虚拟人生》中的性问题其实非常的柏拉图式,完全的虚拟网络中,实际上除了心理上的愉悦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但是9月底,一家名为Sinulator的公司,将虚拟的性上升到非柏拉图的层面。Sinulator的设计者们将两种不同性别的成人玩具与网络连接了起来,通过预设的软件可以让世界任意两个地方的人通过互联网来控制对方的玩具。此举在社会学和哲学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作者史蒂文·康纳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技术效应》的论文,在他看来正是信息和生物工程这样的后现代技术手段的延伸,直接让人体与虚幻的环境对接上了,选择性作突破口只不过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罢了。始终强调未来世界是大脑世界的查顿·霍夫也兴奋异常,因为终于有人拿出了直接让大脑与大脑进行沟通的东西,尽管还要通过身体的反应。查顿·霍夫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虚拟的时代看来是真的来了,不再仅仅是游戏层面,请不要怀疑现实世界,大脑还没有抛弃身体,仅仅是因为大脑需要身体给它提供血液和营养。”


对话威尔·赖特:上帝流派的追随者

威尔·赖特(Will Wright)是《虚拟人生》的总设计师,正是他的技术思路创造了目前网络上最模拟现实世界的环境。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您干游戏设计师多久了。

威尔·赖特: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自制模型机器人的狂热爱好者,1980年当同学们都被苹果电脑吸引走的时候,我还在忙着用微处理器来控制机器人,当时我想我的未来可能在好莱坞,给科幻电影制造复杂的自动生物。直到1982年我开始自学程序设计的之后,我才走上了游戏设计的道路。

你创造《虚拟人生》的最初灵感来与何处?

威尔·赖特: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对创造机器人的狂热,我看了很多关于思想设计的书,其中一本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写的《模拟语言》给了我灵感。为此我又研究了很多著作,包括社会体系结构研究的20余本,还有4本讲风水学的,以及8本人类心理分析。我依照现实社会的状态,对虚拟空间模拟出了很多层次,用亲密、嫉妒、战斗、恋爱等状态来模拟人类的心理。

那么在你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如何来保持平衡?

威尔·赖特:女性,女性构成了这个虚拟世界的基础。我在不久前曾经看到过一本研究人类社会的著作,其中也谈及现实社会从古代发展中女性的基础作用,这恰恰与《虚拟人生》中的现实相吻合,与现实世界的男权社会并不一致。《虚拟人生》第一次实现了游戏参与者的性别平衡,不再像以往其他游戏那样是男孩子们的天下,很多中年妇女的加入,极大的稳定了虚拟社会。要知道男人喜欢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向目标射击。

你在创造《虚拟人生》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威尔·赖特:无论当你在电脑前要模拟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实际上等于你在屏幕前把幻想正在变为虚拟环境中的现实。最让人感到压力的就是需要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要知道在设计中,你需要从一开始就了解某一行动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导致一些间接后果,以及需要预先判断不同人的不同心理反应。有人将《虚拟人生》的追随者称为“上帝游戏流派”,其实创造虚拟的未来,比上帝的七天复杂的多。因为伊甸园是那样的单纯,而当代的人类社会是无比的复杂。

有人将你的《虚拟人生》与电影《黑客帝国》,以及近两年全球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放在一起讨论,您如何看?

威尔·赖特:这种说法更多的是虚拟研究者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未来人类社会往虚拟化演变的预演。其实以娱乐的方法去改变现实,比学术研究更有意思。我认为虚拟出来的人生更具有“代理和共鸣”的意味,代理生活和思想共鸣。这将是未来社会教育机制最好的改革方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早已经抛弃了现实,他们在通过电视、游戏等实际上的虚拟途径感受世界。

当科幻爱好者们还在探讨威廉·吉布森那篇著名的《神经漫游者》对虚拟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或者探讨《黑客帝国》与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让·波德里拉,所谈及的拟像这个绕口的哲学问题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动手尝试了。

自从2003年游戏《虚拟人生》的出现,柏拉图式的生活,一下子成为了网络世界最诱人的游戏内容。与国内所有如出一辙的网络游戏砍砍杀杀不同,《虚拟人生》试图模拟正常人类社会的基础生活中的一切。此后第二代版本的《虚拟人生》将心理等情绪加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款技术上相当丰富的游戏,人类本能的很多反映和思维都被赋予到虚拟的人生之中。正是因为这款网络游戏的虚拟越来越真实,最近一波又一波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出现。人们开始置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否能真的移植到虚拟世界之中。

罢工、黑帮、集体性恶作剧,成为了《虚拟人生》中最近异常流行的潮流,尽管《虚拟人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但是这个过度真实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他们原本没有能力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老派的60分钟杂志节目对此也很重视,他们的评论很有社会学者的味道,“严重分化的世界映照着虚拟的混乱”。实际上《虚拟人生》最新版本的技术升级,可以让参与者在虚拟社会中结婚生子,虚拟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为了新的焦点。很多原来的罢工者消失了,同时很多正常工作的人们都躲在了床上。《连线》网站将此评价为虚拟空间性开放的副作用。一时间各种心理专家跑出来大谈虚拟性问题,无接触的性成为了新的流行名次。
《虚拟人生》中的性问题其实非常的柏拉图式,完全的虚拟网络中,实际上除了心理上的愉悦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但是9月底,一家名为Sinulator的公司,将虚拟的性上升到非柏拉图的层面。Sinulator的设计者们将两种不同性别的成人玩具与网络连接了起来,通过预设的软件可以让世界任意两个地方的人通过互联网来控制对方的玩具。此举在社会学和哲学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作者史蒂文·康纳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技术效应》的论文,在他看来正是信息和生物工程这样的后现代技术手段的延伸,直接让人体与虚幻的环境对接上了,选择性作突破口只不过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罢了。始终强调未来世界是大脑世界的查顿·霍夫也兴奋异常,因为终于有人拿出了直接让大脑与大脑进行沟通的东西,尽管还要通过身体的反应。查顿·霍夫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虚拟的时代看来是真的来了,不再仅仅是游戏层面,请不要怀疑现实世界,大脑还没有抛弃身体,仅仅是因为大脑需要身体给它提供血液和营养。”


对话威尔·赖特:上帝流派的追随者

威尔·赖特(Will Wright)是《虚拟人生》的总设计师,正是他的技术思路创造了目前网络上最模拟现实世界的环境。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您干游戏设计师多久了。

威尔·赖特: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自制模型机器人的狂热爱好者,1980年当同学们都被苹果电脑吸引走的时候,我还在忙着用微处理器来控制机器人,当时我想我的未来可能在好莱坞,给科幻电影制造复杂的自动生物。直到1982年我开始自学程序设计的之后,我才走上了游戏设计的道路。

你创造《虚拟人生》的最初灵感来与何处?

威尔·赖特: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对创造机器人的狂热,我看了很多关于思想设计的书,其中一本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写的《模拟语言》给了我灵感。为此我又研究了很多著作,包括社会体系结构研究的20余本,还有4本讲风水学的,以及8本人类心理分析。我依照现实社会的状态,对虚拟空间模拟出了很多层次,用亲密、嫉妒、战斗、恋爱等状态来模拟人类的心理。

那么在你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如何来保持平衡?

威尔·赖特:女性,女性构成了这个虚拟世界的基础。我在不久前曾经看到过一本研究人类社会的著作,其中也谈及现实社会从古代发展中女性的基础作用,这恰恰与《虚拟人生》中的现实相吻合,与现实世界的男权社会并不一致。《虚拟人生》第一次实现了游戏参与者的性别平衡,不再像以往其他游戏那样是男孩子们的天下,很多中年妇女的加入,极大的稳定了虚拟社会。要知道男人喜欢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向目标射击。

你在创造《虚拟人生》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威尔·赖特:无论当你在电脑前要模拟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实际上等于你在屏幕前把幻想正在变为虚拟环境中的现实。最让人感到压力的就是需要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要知道在设计中,你需要从一开始就了解某一行动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导致一些间接后果,以及需要预先判断不同人的不同心理反应。有人将《虚拟人生》的追随者称为“上帝游戏流派”,其实创造虚拟的未来,比上帝的七天复杂的多。因为伊甸园是那样的单纯,而当代的人类社会是无比的复杂。

有人将你的《虚拟人生》与电影《黑客帝国》,以及近两年全球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放在一起讨论,您如何看?

威尔·赖特:这种说法更多的是虚拟研究者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未来人类社会往虚拟化演变的预演。其实以娱乐的方法去改变现实,比学术研究更有意思。我认为虚拟出来的人生更具有“代理和共鸣”的意味,代理生活和思想共鸣。这将是未来社会教育机制最好的改革方向,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早已经抛弃了现实,他们在通过电视、游戏等实际上的虚拟途径感受世界。

2004-10-24
大卫·克罗克(David H.Crocker)在70年代为ARPA网络研究机构工作时,逐步开发了电子邮件系统的雏形。并且在80年代发明了商用的电子邮件系统,为此2004年的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授予他互联网贡献奖,于是电子邮件之父的名号由此得来。近十几年间民用互联网的发展,电子邮件首当其冲的成为了人人皆用的信息时代标志,下面是对大卫·

克罗克进行了专访。

电子邮件对今日世界的改变无须质疑,您在30年前想过会有如此影响吗?

大卫·克罗克:我在1973年开始为ARPA网络研究机构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互联网还是试管的细胞婴儿。如果我告诉你,当时开发电子邮件的雏形都被军方要求保密,估计现在不会有人相信。80年代电子公告牌的兴起,一下子让我看到了人与人利用网络进行交流的渴望。

即便在1982年以前,我也难以想象电子邮件会成为人人必备的工具。但是1982年9月的科幻电影《巴萨洛的未来》让我灵机一动,当时电影讲一群地球移民去人马座,利用相对论原理飞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但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却没有飞船快,于是人们的沟通成了问题。我当时想,这不就是地球的现实吗,寄一封信还不如自己直接开车送去块。不得不承认,电子邮件确实在近10年间彻底的改变了地球,人人都有电子邮件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符号,如果在1995年你的名片上有电子邮件的地址,那曾经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么在您看来电子邮件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什么呢?

大卫·克罗克:商业,电子邮件让那些相信秘书能够解决一切的商业精英们意识到,自己动手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再有就是让邮局变成了速递公司。很多人都称赞电子邮件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效率,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也能够一下子联系。但是在我看来,电子邮件改变了人类社会追求自然平和的田园生活。我不停的听到我的亲属向我抱怨,出差一周积压的电子邮件就要用5个小时来处理。这10年以电子邮件为代表的互联网文明,对于传统人类文明造成的冲击已经如此之大,那么未来技术的即时通信技术,将让凡胎肉体的人类如何适应。

目前电子邮件的发展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大卫·克罗克:垃圾邮件的泛滥让我伤心不已。尽管全球所有的商业邮件提供者都在高呼反垃圾邮件技术,同时各个国家都在设立相关法律,但是垃圾邮件依旧源源不绝。亚洲,尤其是中国被视作全球垃圾邮件的集散地,这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在9月初我看到雅虎、微软、美国在线、EBAY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一起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向垃圾邮件宣战,从某种意思上说是在帮助全球向垃圾邮件宣战。雅虎的多重反垃圾邮件机制可以说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反垃圾邮件技术能够成为一项社会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才能行之有效的对抗这些信息时代的垃圾出现。

电子邮件这项改变世界的技术未来将向何处发展?

大卫·克罗克:在我看来,邮件的世界是信息岛中间的交互活动最少的,但又隐蔽存在最多威胁。很多人认为垃圾邮件的泛滥将终结电子邮件时代,在我看来未来的世界如何更简单安全的进行信息沟通才是关键,没有人在乎是电子邮件的形势,还是用语音信箱。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社会沟通信用才是关键,就如同银行在经济上建立的个人信用机制一样。信息时代人与人沟通也应该有这样的基础,传统电子邮件的泛滥太多是基于互联网的爆炸发展,这时我们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信息文明在本质上与16世纪的飞鸽传书没有区别。

什么技术将有可能替代电子邮件呢?

大卫·克罗克:相比目前大量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很有可能成为电子邮件的终结者,即时通讯工具让网络交流的速度从原来电子邮件的等待状态,一下子跃升到一问一答的速度。在英国已经有26%的企业将MSN或者雅虎作为企业办公的工具,早上人事部门根本不设立考勤卡,即时通讯工具就让老板能够一目了然谁没开始工作。也许到时候人们就会怀念电子邮件时代的节奏了,就如同今日人们怀念50年代慢悠悠的办公室生活一样。

大卫·克罗克(David H.Crocker)在70年代为ARPA网络研究机构工作时,逐步开发了电子邮件系统的雏形。并且在80年代发明了商用的电子邮件系统,为此2004年的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授予他互联网贡献奖,于是电子邮件之父的名号由此得来。近十几年间民用互联网的发展,电子邮件首当其冲的成为了人人皆用的信息时代标志,下面是对大卫·

克罗克进行了专访。

电子邮件对今日世界的改变无须质疑,您在30年前想过会有如此影响吗?

大卫·克罗克:我在1973年开始为ARPA网络研究机构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互联网还是试管的细胞婴儿。如果我告诉你,当时开发电子邮件的雏形都被军方要求保密,估计现在不会有人相信。80年代电子公告牌的兴起,一下子让我看到了人与人利用网络进行交流的渴望。

即便在1982年以前,我也难以想象电子邮件会成为人人必备的工具。但是1982年9月的科幻电影《巴萨洛的未来》让我灵机一动,当时电影讲一群地球移民去人马座,利用相对论原理飞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但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却没有飞船快,于是人们的沟通成了问题。我当时想,这不就是地球的现实吗,寄一封信还不如自己直接开车送去块。不得不承认,电子邮件确实在近10年间彻底的改变了地球,人人都有电子邮件成为了信息时代的符号,如果在1995年你的名片上有电子邮件的地址,那曾经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么在您看来电子邮件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什么呢?

大卫·克罗克:商业,电子邮件让那些相信秘书能够解决一切的商业精英们意识到,自己动手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再有就是让邮局变成了速递公司。很多人都称赞电子邮件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效率,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也能够一下子联系。但是在我看来,电子邮件改变了人类社会追求自然平和的田园生活。我不停的听到我的亲属向我抱怨,出差一周积压的电子邮件就要用5个小时来处理。这10年以电子邮件为代表的互联网文明,对于传统人类文明造成的冲击已经如此之大,那么未来技术的即时通信技术,将让凡胎肉体的人类如何适应。

目前电子邮件的发展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大卫·克罗克:垃圾邮件的泛滥让我伤心不已。尽管全球所有的商业邮件提供者都在高呼反垃圾邮件技术,同时各个国家都在设立相关法律,但是垃圾邮件依旧源源不绝。亚洲,尤其是中国被视作全球垃圾邮件的集散地,这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在9月初我看到雅虎、微软、美国在线、EBAY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一起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向垃圾邮件宣战,从某种意思上说是在帮助全球向垃圾邮件宣战。雅虎的多重反垃圾邮件机制可以说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反垃圾邮件技术能够成为一项社会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才能行之有效的对抗这些信息时代的垃圾出现。

电子邮件这项改变世界的技术未来将向何处发展?

大卫·克罗克:在我看来,邮件的世界是信息岛中间的交互活动最少的,但又隐蔽存在最多威胁。很多人认为垃圾邮件的泛滥将终结电子邮件时代,在我看来未来的世界如何更简单安全的进行信息沟通才是关键,没有人在乎是电子邮件的形势,还是用语音信箱。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社会沟通信用才是关键,就如同银行在经济上建立的个人信用机制一样。信息时代人与人沟通也应该有这样的基础,传统电子邮件的泛滥太多是基于互联网的爆炸发展,这时我们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信息文明在本质上与16世纪的飞鸽传书没有区别。

什么技术将有可能替代电子邮件呢?

大卫·克罗克:相比目前大量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很有可能成为电子邮件的终结者,即时通讯工具让网络交流的速度从原来电子邮件的等待状态,一下子跃升到一问一答的速度。在英国已经有26%的企业将MSN或者雅虎作为企业办公的工具,早上人事部门根本不设立考勤卡,即时通讯工具就让老板能够一目了然谁没开始工作。也许到时候人们就会怀念电子邮件时代的节奏了,就如同今日人们怀念50年代慢悠悠的办公室生活一样。

2004-10-23

遥远的停车场和戴耳塞也难以抑制的噪音,成为了第一次现场经历F1的国人的普遍感受。一块一块看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只有世界杯预选赛上曾经出现过。据说此次上海站5万多观众中,至少有2万是从北京过去的,这个数字要高于上海本地观众和海外观众。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集体性邀请观众,都被集中性的安排在了能够能够遮风挡雨的位置。

1至15这块看台被夹在两个玻璃天桥中间,对面就是票价数万的玻璃房和维修站,切切的说我所在的位置是13A,面对丰田和捷豹的维修站。而13A中A则意味着最下区,执白地说就是第一排,在我的面前,除了略高于地面的保护栏外,就剩下赛道了。赛道距离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7米,而这里是一条用来高速冲刺的大直道,耳塞已经属于聋子的耳朵了,噪音和气流的震撼,直接施加到整个身体,就如同金属音乐会上你站在音响旁。喝矿泉水根本就不算是去看F1了,所以20元一听的啤酒成为了男性观众必备。而像我这样坐在前排,握着饮料瓶子的人,完全有机会改变上海站的比赛进程,或者至少让那辆安全车出来跑两圈,需要的仅仅是我们这些人拥有一些臂力和疯狂。

在电视转播中,赛车进站加油似乎是很紧张的事情,而实际上现场会很慢,车队早早就开始做准备了,什么轮胎、输油管。包括其中小舒马赫怒气冲冲的回到维修站,这些都可以看的很清楚。反而是发车时,只看到绿灯出现,还没反应过来,赛车就冲了出去。后来我跟通行的人悄悄的离开了13A,溜去了2A,因为这里正对着终点和颁奖台,而同时也是法拉利车迷们的天下,整个主看台,这里才算是真正的F1观众,每个人都激情四射,似乎自己的加油真的能够改变上海站的比赛结果一样。

遥远的停车场和戴耳塞也难以抑制的噪音,成为了第一次现场经历F1的国人的普遍感受。一块一块看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只有世界杯预选赛上曾经出现过。据说此次上海站5万多观众中,至少有2万是从北京过去的,这个数字要高于上海本地观众和海外观众。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集体性邀请观众,都被集中性的安排在了能够能够遮风挡雨的位置。

1至15这块看台被夹在两个玻璃天桥中间,对面就是票价数万的玻璃房和维修站,切切的说我所在的位置是13A,面对丰田和捷豹的维修站。而13A中A则意味着最下区,执白地说就是第一排,在我的面前,除了略高于地面的保护栏外,就剩下赛道了。赛道距离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7米,而这里是一条用来高速冲刺的大直道,耳塞已经属于聋子的耳朵了,噪音和气流的震撼,直接施加到整个身体,就如同金属音乐会上你站在音响旁。喝矿泉水根本就不算是去看F1了,所以20元一听的啤酒成为了男性观众必备。而像我这样坐在前排,握着饮料瓶子的人,完全有机会改变上海站的比赛进程,或者至少让那辆安全车出来跑两圈,需要的仅仅是我们这些人拥有一些臂力和疯狂。

在电视转播中,赛车进站加油似乎是很紧张的事情,而实际上现场会很慢,车队早早就开始做准备了,什么轮胎、输油管。包括其中小舒马赫怒气冲冲的回到维修站,这些都可以看的很清楚。反而是发车时,只看到绿灯出现,还没反应过来,赛车就冲了出去。后来我跟通行的人悄悄的离开了13A,溜去了2A,因为这里正对着终点和颁奖台,而同时也是法拉利车迷们的天下,整个主看台,这里才算是真正的F1观众,每个人都激情四射,似乎自己的加油真的能够改变上海站的比赛结果一样。

2004-10-21

导言:10月初北京行政区域内开始供应欧二标准的汽油和柴油,以及民间愈演愈烈的油价上涨抢购油票,构成了目前汽车消费者最为紧张的话题。而与此同时在上海,一场以米其林轮胎人必比登命名的挑战赛,让我们看到汽车技术的改变,正悄悄试图变革我们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必比登挑战赛是米奇林公司1998年首次在法国倡导的一项汽车技术比试性质的聚会,全球的汽车制造商都喜欢把新式的动力核心技术拿来测试,此后每年一届轮流在各国举行。而当今年这场技术挑战赛的第六届被安排在上海举办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以往全球五大车展中才频繁亮相未来动力概念车被大量的抬进了赛道,74辆参赛车辆中有超过一半采用了电池或者燃料电池驱动,还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参赛车辆安装使用生物材料的内燃机。

“只有汽车业才能推动氢动力主宰未来世界”,这是三周前美国版《新闻周刊》封面《氢的未来》中的说法,恰恰这次上海必比登挑战赛成为了这句话最鲜明的证明。10月15日,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就在必比登挑战赛现场展开研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车、安全导向系统和未来动力能源成为了争论的焦点。目前全球电池产量第一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就是电动汽车的极度支持者,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电动汽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北美的个人电动车爱好者把老款野马跑车改造成电池动力,加速度足够在高速公路上跑。未来的中国城市私人用车就应该走这个方向。”

包括通用、福特、日产在内的众多国际汽车巨头都拿来了成熟的氢燃料电池车,国内也有众多试验机构拿出了用上海桑塔纳和天汽威兹等改装的混合动力车。通用汽车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波利达对自己研制的氢燃料电池车充满信心,他说道:“通用的氢动力汽车有一天会被博物馆珍藏,同世界上第一辆不用马拉的奔驰汽车以及福特的T型轿车放在一起。我们争取在2010年之前让燃料电池汽车能够价格和性能上优于传统汽车,这将是文明社会再一次的变革,世界的能源将因此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要再指望汽油能够降价了”,德国博世柴油系统技术总监蔡立波说道:“汽油的价格今后会不断地提高,永远不会再有降价的一天。”尽管德国大众等公司坚信柴油发动机可以胜任未来20年的汽车能源主攻方向,但是其依然要依赖石油资源,不可能成为最重的替代能源。“氢能源的提炼成本跟汽油大致相当,这为它替代石油改变未来世界格局提供了经济价值基础”,Volvo创新监测中心副总裁拉斯·艾里克·伦丁计算道:“氢能源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储运成本高于汽油4倍,而氢的燃烧效率又比石油高一倍,所以目前只要将氢的成本降低一倍,就能让氢动力应用处于经济性许可范围内了。”与传统汽车相比,燃料电池车能量转化效率高达60-80%,是内燃机的2至3倍。燃料电池由氢和氧组成,仅仅生成清洁的水,工作过程中也不产生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这类废气,其电极作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导体,甚至没有老化损耗。

实际上面对目前以石油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而言,给不给氢能源一次机会,去改变目前的石油世界,已经是由汽车引发的庞大问题。汽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立群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油价在4元上下,而同样日本的油价至少要7元人民币,欧洲则要9元,先不说世界能源体系能不能持续接纳中国新的汽车,至少国内油价的持续上涨,难以再让公众保持稳定的汽车消费心态了。”美国能源部曾经对未来20年石油世界的格局进行过预测,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的大部分石油消费都是由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带动,未来中国石油消费增长的三分之二都被用在了汽车的身上。但与此同时国内对于汽车排放量的争执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今年6月1日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鼓励发展节能环保的小排量汽车,而地方政府却人为的限制小排量汽车的行驶区域。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分析师谢炜对此矛盾很有意见,他说道:“在法国开大排量轿车要被加以重税的,日本则是对购买混合动力车的用户大力扶持,甚至不惜补贴车价的50%,而我们的市场上更多的是中高档满足商务需要的大排量车。环保似乎仅仅是欧二、欧三排放标准的问题,没有人下决心敢于改变能源的思路。”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墨斐是混合动力车的新拥护者,他表示,“通用汽车确信中国在帮助加快全球向以燃料电池技术为核心的‘氢经济’过渡中具有独特作用。”而通用汽车燃料电池业务部总监麦考白也提出类似的看法,“燃料电池技术将使汽车工业从污染耗能的指责中根本地解脱出来从而重塑汽车的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公众对于传统汽车污染和高能耗的厌烦,给氢能源提供了一次机会,至少目前在汽车消费领域出现了一股潮流。《大众机械师》杂志甚至将开混合动力车列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极客只开混合动力车”,这是2004年硅谷和好莱坞最流行的话题,而就在必比登挑战赛前一个月,一汽和丰田已经签约,决定在2005年将全球第一款商业混合动力车先驱者拿进国内生产。很快通用中国副总裁陈实也在采访中透露,“两年内混合动力车将会在上海通用生产。”一时间在中国生产混合动力车,成为了国际汽车巨头给处于胶着状态的中国车市投入的“技术期货”。

实际上早在1994年,中科院就曾经有专家上书称,新能源汽车使我们有可能与国外汽车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科技部也以绿色汽车计划发起过多次电动车推广运动,但是此时我们走了技术概念的弯路,将氢动力与电动车两种不同技术概念放在了一起,并且坚信要从电动汽车起步。而在屡战屡败的尝试后,混合动力才被视作过渡性技术终于得到了认可。

美国千僖年电池公司总裁斯蒂芬·唐是目前全球最倡导氢动力的人,他将氢视作自由能源,在美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他说道:“氢最可能替代石油,而这将彻底改变目前世界的格局,那些传统石油资源国家,以及那些依靠垄断石油供应的组织,将是氢能源最大的反对者。”像千僖年电池这样的公司正在牵动着每一个石油巨头和汽车巨头的神经,华尔街专家法德尔·盖特评价道:“这些公司都非常担心,一旦某家公司氢能源的冒险取得突破,那些石油线上的企业只会被新市场抛弃。”正当国内汽车行业将混合动力车看作市场技术突破的潜在机会时,国内的能源巨头们却依旧热衷于自己的石油战略。整个东北被强制试点用乙醇替代汽油,却没有任何氢气加油站出现。如果按照通用汽车给出的2010年实现混合动力车100万辆商业化的时间表,无论是基础设施配套,还是氢动力的能源补给都还是纸上谈兵。汽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周立群讽刺道:“一百多年前发明汽车时,煤炭商们就担心汽车会抢了火车的生意。现在石油商们也会自然产生同样的担心,氢经济会改变世界的方方面面。”

导言:10月初北京行政区域内开始供应欧二标准的汽油和柴油,以及民间愈演愈烈的油价上涨抢购油票,构成了目前汽车消费者最为紧张的话题。而与此同时在上海,一场以米其林轮胎人必比登命名的挑战赛,让我们看到汽车技术的改变,正悄悄试图变革我们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必比登挑战赛是米奇林公司1998年首次在法国倡导的一项汽车技术比试性质的聚会,全球的汽车制造商都喜欢把新式的动力核心技术拿来测试,此后每年一届轮流在各国举行。而当今年这场技术挑战赛的第六届被安排在上海举办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以往全球五大车展中才频繁亮相未来动力概念车被大量的抬进了赛道,74辆参赛车辆中有超过一半采用了电池或者燃料电池驱动,还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参赛车辆安装使用生物材料的内燃机。

“只有汽车业才能推动氢动力主宰未来世界”,这是三周前美国版《新闻周刊》封面《氢的未来》中的说法,恰恰这次上海必比登挑战赛成为了这句话最鲜明的证明。10月15日,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就在必比登挑战赛现场展开研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车、安全导向系统和未来动力能源成为了争论的焦点。目前全球电池产量第一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就是电动汽车的极度支持者,他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电动汽车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北美的个人电动车爱好者把老款野马跑车改造成电池动力,加速度足够在高速公路上跑。未来的中国城市私人用车就应该走这个方向。”

包括通用、福特、日产在内的众多国际汽车巨头都拿来了成熟的氢燃料电池车,国内也有众多试验机构拿出了用上海桑塔纳和天汽威兹等改装的混合动力车。通用汽车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波利达对自己研制的氢燃料电池车充满信心,他说道:“通用的氢动力汽车有一天会被博物馆珍藏,同世界上第一辆不用马拉的奔驰汽车以及福特的T型轿车放在一起。我们争取在2010年之前让燃料电池汽车能够价格和性能上优于传统汽车,这将是文明社会再一次的变革,世界的能源将因此发生根本的改变。”

“不要再指望汽油能够降价了”,德国博世柴油系统技术总监蔡立波说道:“汽油的价格今后会不断地提高,永远不会再有降价的一天。”尽管德国大众等公司坚信柴油发动机可以胜任未来20年的汽车能源主攻方向,但是其依然要依赖石油资源,不可能成为最重的替代能源。“氢能源的提炼成本跟汽油大致相当,这为它替代石油改变未来世界格局提供了经济价值基础”,Volvo创新监测中心副总裁拉斯·艾里克·伦丁计算道:“氢能源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储运成本高于汽油4倍,而氢的燃烧效率又比石油高一倍,所以目前只要将氢的成本降低一倍,就能让氢动力应用处于经济性许可范围内了。”与传统汽车相比,燃料电池车能量转化效率高达60-80%,是内燃机的2至3倍。燃料电池由氢和氧组成,仅仅生成清洁的水,工作过程中也不产生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这类废气,其电极作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导体,甚至没有老化损耗。

实际上面对目前以石油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而言,给不给氢能源一次机会,去改变目前的石油世界,已经是由汽车引发的庞大问题。汽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立群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油价在4元上下,而同样日本的油价至少要7元人民币,欧洲则要9元,先不说世界能源体系能不能持续接纳中国新的汽车,至少国内油价的持续上涨,难以再让公众保持稳定的汽车消费心态了。”美国能源部曾经对未来20年石油世界的格局进行过预测,在他们看来未来中国的大部分石油消费都是由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带动,未来中国石油消费增长的三分之二都被用在了汽车的身上。但与此同时国内对于汽车排放量的争执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今年6月1日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鼓励发展节能环保的小排量汽车,而地方政府却人为的限制小排量汽车的行驶区域。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分析师谢炜对此矛盾很有意见,他说道:“在法国开大排量轿车要被加以重税的,日本则是对购买混合动力车的用户大力扶持,甚至不惜补贴车价的50%,而我们的市场上更多的是中高档满足商务需要的大排量车。环保似乎仅仅是欧二、欧三排放标准的问题,没有人下决心敢于改变能源的思路。”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墨斐是混合动力车的新拥护者,他表示,“通用汽车确信中国在帮助加快全球向以燃料电池技术为核心的‘氢经济’过渡中具有独特作用。”而通用汽车燃料电池业务部总监麦考白也提出类似的看法,“燃料电池技术将使汽车工业从污染耗能的指责中根本地解脱出来从而重塑汽车的形象。”实际上恰恰是公众对于传统汽车污染和高能耗的厌烦,给氢能源提供了一次机会,至少目前在汽车消费领域出现了一股潮流。《大众机械师》杂志甚至将开混合动力车列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极客只开混合动力车”,这是2004年硅谷和好莱坞最流行的话题,而就在必比登挑战赛前一个月,一汽和丰田已经签约,决定在2005年将全球第一款商业混合动力车先驱者拿进国内生产。很快通用中国副总裁陈实也在采访中透露,“两年内混合动力车将会在上海通用生产。”一时间在中国生产混合动力车,成为了国际汽车巨头给处于胶着状态的中国车市投入的“技术期货”。

实际上早在1994年,中科院就曾经有专家上书称,新能源汽车使我们有可能与国外汽车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科技部也以绿色汽车计划发起过多次电动车推广运动,但是此时我们走了技术概念的弯路,将氢动力与电动车两种不同技术概念放在了一起,并且坚信要从电动汽车起步。而在屡战屡败的尝试后,混合动力才被视作过渡性技术终于得到了认可。

美国千僖年电池公司总裁斯蒂芬·唐是目前全球最倡导氢动力的人,他将氢视作自由能源,在美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他说道:“氢最可能替代石油,而这将彻底改变目前世界的格局,那些传统石油资源国家,以及那些依靠垄断石油供应的组织,将是氢能源最大的反对者。”像千僖年电池这样的公司正在牵动着每一个石油巨头和汽车巨头的神经,华尔街专家法德尔·盖特评价道:“这些公司都非常担心,一旦某家公司氢能源的冒险取得突破,那些石油线上的企业只会被新市场抛弃。”正当国内汽车行业将混合动力车看作市场技术突破的潜在机会时,国内的能源巨头们却依旧热衷于自己的石油战略。整个东北被强制试点用乙醇替代汽油,却没有任何氢气加油站出现。如果按照通用汽车给出的2010年实现混合动力车100万辆商业化的时间表,无论是基础设施配套,还是氢动力的能源补给都还是纸上谈兵。汽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周立群讽刺道:“一百多年前发明汽车时,煤炭商们就担心汽车会抢了火车的生意。现在石油商们也会自然产生同样的担心,氢经济会改变世界的方方面面。”

2004-10-19

每次当听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对那首《当我64》有感而发,也曾经思考过什么时候写写自传。正如同席勒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如此热衷于为历史下定义。

“一代人的标志是符号,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普通的符号。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属于他们变革的重任,就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这是哈罗德·罗森堡在他那本《荒野之死》中的呻吟。很有兴,我成为了这样一代人之中的一个,尽管这些人中其中年龄大的足够跟我叔叔称兄道弟,但是我们依旧是有标志符号的一代人,一代试图书写点什么的人。1994年,当第一批精挑细选的生活周刊种子们穿过众多等待维修的冰箱,爬过锈迹斑斑的铁楼梯到净土胡同的编辑部时,我肯定正在附近操场上跟一群人围着球瞎跑呢。如果净土胡同时代的选题会上,大家争吵的声音再大一点的话,估计我很有可能会在教室里面也跟着思考起来,甚至有可能跑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说,“你们探讨的问题太差劲了。”我来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大队人马早已经把安贞大厦附近的大小饭馆吃腻了。不过净土胡同依旧留下了我诸多的记忆,要知道那条安静的小胡同过往的自行车都很少,最适合跟女同学放学回家路过。

如果不是我年龄小,也许在三联生活周刊写字的日子比2002年底还应该早一些。最早认识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是王峰,1998年他去跟着于简办《PC LIFE》,我给他写专栏,他第一次介绍自己,以我原来在三联生活周刊自居。许知远那时候负责编辑我的专栏,也口口不离生活周刊如何。此后又陆续认识了邹剑宇和陆新之,以及诸多介绍中可以用前三联生活周刊作前缀的人。

谁是中国的亨利·卢斯,这是我没来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经闪念一过的问题,这位20世纪上半页的新闻老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这类杂志模式的先驱,正是他创办了《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这些曾经的模仿对象。后来有人写了本《亨利·卢斯的遗产》作回忆总结状,这时候我才发现亨利·卢斯坚信新闻应该教育大众,并且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那么我们这些三联生活周刊的门下笔杆子们在捍卫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曾经与很多老周刊人交流过,以左派思想著称的高昱告诉我,“我们在捍卫公平和社会的根基”;又有海龟派刘怀召灌输我:“我们始终应该追求一种自由,向所有不公正比中指”;当然还有很多“启蒙”说。

实际上我对亨利·卢斯的崇敬并不是非常强烈,但至少我认同他的好奇心理,以及能够在1941年就写出《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宣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未来。而这种好奇心和大胆判断能变成白纸黑字,对于我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曾经有一部电影,讲两个房屋外装修材料供应商抢客户,其中一个经销商会拿着部135相机,支起来三角架佯装《生活》杂志拍房屋装修对比图片,房屋的主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旧房子上杂志,会为此购买装修材料。这俨然对于采访问题的笑侃,却深深的激发了我。

在来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在新浪网也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对于1999年就开始在chinabyte专栏涂鸦,后来被猛小蛇强迫册封为108虾之一的人而言,坚信网络的话语力量,始终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本能。但是当我看到约瑟夫·布罗斯基写道:“倘若我们认定人类智慧应该停滞不前,那么此时文学就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大众应该学会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80年代,以及文学青年的复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在2003年再版的时候,我曾经在写给生活周刊的稿件中流露出我对于文字写作的怀疑。要知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始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已经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而我却又回到了比网络文字更“原始”的杂志写作之中。

很多时候,唯一经历三联十年的苗炜同志被视作三联生活周刊的青年导师,从早年在生活周刊晃悠的许知远到新一代的主力圆桌腿困困,都把苗炜列入青年导师的行列。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能够充当青年导师的老同志大有人在,从毕熙东到胡泳,有一次跟胡泳通电话,具体说的什么放下电话就都忘了,唯一记住了一句,“你如此年轻,真不错啊。”这种感慨也许在10年前生活周刊创刊时,很多老老老同志们也抒发过,当然是对着10年前的苗炜之流说的。

王晓峰始终试图给其他男同事灌输一种理念,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等同于搬进了尽忠胡同。在最初的日子,我认为朱伟同志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让你失语的,这对于以前写野字和酷爱评论的我很是难受,不让议论,不让写字的直接发言,这可算是写作技巧上的新要求。我心想,那些所谓要被采访的人,表达的还不如我想的明白。即便我现在也认为,采访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某人的一张嘴,在国内目前的新闻和言论环境,语不惊人势不休是很难的。所以我更相信《纽约时报》退休文字工作者恰克·卡斯伍德所说的,“电视台出名的就是只有嘴没脑子全天候念稿子的播音员,报纸则是各色专栏作家风光十足,而杂志呢,除了铁杆读者,没有人记住你是谁”。没错,我就是那个只有铁杆才记住的铅笔头。

每次当听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对那首《当我64》有感而发,也曾经思考过什么时候写写自传。正如同席勒所说的那样,人们是如此热衷于为历史下定义。

“一代人的标志是符号,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普通的符号。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负属于他们变革的重任,就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这是哈罗德·罗森堡在他那本《荒野之死》中的呻吟。很有兴,我成为了这样一代人之中的一个,尽管这些人中其中年龄大的足够跟我叔叔称兄道弟,但是我们依旧是有标志符号的一代人,一代试图书写点什么的人。1994年,当第一批精挑细选的生活周刊种子们穿过众多等待维修的冰箱,爬过锈迹斑斑的铁楼梯到净土胡同的编辑部时,我肯定正在附近操场上跟一群人围着球瞎跑呢。如果净土胡同时代的选题会上,大家争吵的声音再大一点的话,估计我很有可能会在教室里面也跟着思考起来,甚至有可能跑过去跟那些“大人们”说,“你们探讨的问题太差劲了。”我来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大队人马早已经把安贞大厦附近的大小饭馆吃腻了。不过净土胡同依旧留下了我诸多的记忆,要知道那条安静的小胡同过往的自行车都很少,最适合跟女同学放学回家路过。

如果不是我年龄小,也许在三联生活周刊写字的日子比2002年底还应该早一些。最早认识三联生活周刊的人是王峰,1998年他去跟着于简办《PC LIFE》,我给他写专栏,他第一次介绍自己,以我原来在三联生活周刊自居。许知远那时候负责编辑我的专栏,也口口不离生活周刊如何。此后又陆续认识了邹剑宇和陆新之,以及诸多介绍中可以用前三联生活周刊作前缀的人。

谁是中国的亨利·卢斯,这是我没来三联生活周刊以前曾经闪念一过的问题,这位20世纪上半页的新闻老工作者,几乎可以说是三联生活周刊这类杂志模式的先驱,正是他创办了《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报》,这些曾经的模仿对象。后来有人写了本《亨利·卢斯的遗产》作回忆总结状,这时候我才发现亨利·卢斯坚信新闻应该教育大众,并且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那么我们这些三联生活周刊的门下笔杆子们在捍卫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曾经与很多老周刊人交流过,以左派思想著称的高昱告诉我,“我们在捍卫公平和社会的根基”;又有海龟派刘怀召灌输我:“我们始终应该追求一种自由,向所有不公正比中指”;当然还有很多“启蒙”说。

实际上我对亨利·卢斯的崇敬并不是非常强烈,但至少我认同他的好奇心理,以及能够在1941年就写出《美国世纪》这样的文章宣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未来。而这种好奇心和大胆判断能变成白纸黑字,对于我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曾经有一部电影,讲两个房屋外装修材料供应商抢客户,其中一个经销商会拿着部135相机,支起来三角架佯装《生活》杂志拍房屋装修对比图片,房屋的主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旧房子上杂志,会为此购买装修材料。这俨然对于采访问题的笑侃,却深深的激发了我。

在来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在新浪网也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对于1999年就开始在chinabyte专栏涂鸦,后来被猛小蛇强迫册封为108虾之一的人而言,坚信网络的话语力量,始终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本能。但是当我看到约瑟夫·布罗斯基写道:“倘若我们认定人类智慧应该停滞不前,那么此时文学就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大众应该学会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80年代,以及文学青年的复苏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在2003年再版的时候,我曾经在写给生活周刊的稿件中流露出我对于文字写作的怀疑。要知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开始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已经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而我却又回到了比网络文字更“原始”的杂志写作之中。

很多时候,唯一经历三联十年的苗炜同志被视作三联生活周刊的青年导师,从早年在生活周刊晃悠的许知远到新一代的主力圆桌腿困困,都把苗炜列入青年导师的行列。实际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历史上能够充当青年导师的老同志大有人在,从毕熙东到胡泳,有一次跟胡泳通电话,具体说的什么放下电话就都忘了,唯一记住了一句,“你如此年轻,真不错啊。”这种感慨也许在10年前生活周刊创刊时,很多老老老同志们也抒发过,当然是对着10年前的苗炜之流说的。

王晓峰始终试图给其他男同事灌输一种理念,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等同于搬进了尽忠胡同。在最初的日子,我认为朱伟同志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让你失语的,这对于以前写野字和酷爱评论的我很是难受,不让议论,不让写字的直接发言,这可算是写作技巧上的新要求。我心想,那些所谓要被采访的人,表达的还不如我想的明白。即便我现在也认为,采访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用某人的一张嘴,在国内目前的新闻和言论环境,语不惊人势不休是很难的。所以我更相信《纽约时报》退休文字工作者恰克·卡斯伍德所说的,“电视台出名的就是只有嘴没脑子全天候念稿子的播音员,报纸则是各色专栏作家风光十足,而杂志呢,除了铁杆读者,没有人记住你是谁”。没错,我就是那个只有铁杆才记住的铅笔头。

2004-10-11

导读:当科幻爱好者们还在探讨威廉·吉布森那篇著名的《神经漫游者》对虚拟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或者探讨《黑客帝国》与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让·波德里拉,所谈及的拟像这个绕口的哲学问题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动手尝试了。

自从2003年游戏《虚拟人生》的出现,柏拉图式的生活,一下子成为了网络世界最诱人的游戏内容。与国内所有如出一辙的网络游戏砍砍杀杀不同,《虚拟人生》试图模拟正常人类社会的基础生活中的一切。此后第二代版本的《虚拟人生》将心理等情绪加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款技术上相当丰富的游戏,人类本能的很多反映和思维都被赋予到虚拟的人生之中。正是因为这款网络游戏的虚拟越来越真实,最近一波又一波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出现。人们开始置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否能真的移植到虚拟世界之中。

罢工、黑帮、集体性恶作剧,成为了《虚拟人生》中最近异常流行的潮流,尽管《虚拟人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但是这个过度真实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他们原本没有能力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老派的60分钟杂志节目对此也很重视,他们的评论很有社会学者的味道,“严重分化的世界映照着虚拟的混乱”。实际上《虚拟人生》最新版本的技术升级,可以让参与者在虚拟社会中结婚生子,虚拟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为了新的焦点。很多原来的罢工者消失了,同时很多正常工作的人们都躲在了床上。《连线》网站将此评价为虚拟空间性开放的副作用。一时间各种心理专家跑出来大谈虚拟性问题,无接触的性成为了新的流行名次。

《虚拟人生》中的性问题其实非常的柏拉图式,完全的虚拟网络中,实际上除了心理上的愉悦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但是9月底,一家名为Sinulator的公司,将虚拟的性上升到非柏拉图的层面。Sinulator的设计者们将两种不同性别的成人玩具与网络连接了起来,通过预设的软件可以让世界任意两个地方的人通过互联网来控制对方的玩具。此举在社会学和哲学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作者史蒂文·康纳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技术效应》的论文,在他看来正是信息和生物工程这样的后现代技术手段的延伸,直接让人体与虚幻的环境对接上了,选择性作突破口只不过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罢了。始终强调未来世界是大脑世界的查顿·霍夫也兴奋异常,因为终于有人拿出了直接让大脑与大脑进行沟通的东西,尽管还要通过身体的反应。查顿·霍夫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虚拟的时代看来是真的来了,不再仅仅是游戏层面,请不要怀疑现实世界,大脑还没有抛弃身体,仅仅是因为大脑需要身体给它提供血液和营养。”

导读:当科幻爱好者们还在探讨威廉·吉布森那篇著名的《神经漫游者》对虚拟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或者探讨《黑客帝国》与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让·波德里拉,所谈及的拟像这个绕口的哲学问题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动手尝试了。

自从2003年游戏《虚拟人生》的出现,柏拉图式的生活,一下子成为了网络世界最诱人的游戏内容。与国内所有如出一辙的网络游戏砍砍杀杀不同,《虚拟人生》试图模拟正常人类社会的基础生活中的一切。此后第二代版本的《虚拟人生》将心理等情绪加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款技术上相当丰富的游戏,人类本能的很多反映和思维都被赋予到虚拟的人生之中。正是因为这款网络游戏的虚拟越来越真实,最近一波又一波的反社会行为开始在这个虚拟空间中出现。人们开始置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是否能真的移植到虚拟世界之中。

罢工、黑帮、集体性恶作剧,成为了《虚拟人生》中最近异常流行的潮流,尽管《虚拟人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在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但是这个过度真实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他们原本没有能力或者不敢尝试的事情。老派的60分钟杂志节目对此也很重视,他们的评论很有社会学者的味道,“严重分化的世界映照着虚拟的混乱”。实际上《虚拟人生》最新版本的技术升级,可以让参与者在虚拟社会中结婚生子,虚拟性问题必不可少的成为了新的焦点。很多原来的罢工者消失了,同时很多正常工作的人们都躲在了床上。《连线》网站将此评价为虚拟空间性开放的副作用。一时间各种心理专家跑出来大谈虚拟性问题,无接触的性成为了新的流行名次。

《虚拟人生》中的性问题其实非常的柏拉图式,完全的虚拟网络中,实际上除了心理上的愉悦外,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但是9月底,一家名为Sinulator的公司,将虚拟的性上升到非柏拉图的层面。Sinulator的设计者们将两种不同性别的成人玩具与网络连接了起来,通过预设的软件可以让世界任意两个地方的人通过互联网来控制对方的玩具。此举在社会学和哲学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作者史蒂文·康纳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后现代技术效应》的论文,在他看来正是信息和生物工程这样的后现代技术手段的延伸,直接让人体与虚幻的环境对接上了,选择性作突破口只不过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罢了。始终强调未来世界是大脑世界的查顿·霍夫也兴奋异常,因为终于有人拿出了直接让大脑与大脑进行沟通的东西,尽管还要通过身体的反应。查顿·霍夫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虚拟的时代看来是真的来了,不再仅仅是游戏层面,请不要怀疑现实世界,大脑还没有抛弃身体,仅仅是因为大脑需要身体给它提供血液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