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进-于萍
导语：当鲍勃·迪伦唱出“你不需要个气象员来测知风向”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时代的气象员。
“看看鲍勃·迪伦满脸的皱纹，再看看去年依旧娃娃脸的保罗·麦卡特尼和苦瓜脸的米克·贾格尔，没有人相信鲍勃·迪伦刚刚63岁”，《1963年格林尼治村》的作者萨利·贝恩斯不久前如此评论道。实际上在他看来，鲍勃·迪伦自从在1965年新港民歌音乐节上开始弹奏电吉他开始，已经正是加入了格林尼治村的阵营，不过不同于格林尼治村的大多数成员，鲍勃·迪伦是一个蹲在村口的人，一个村外人眼中的村内人，同时他还会不停的探探头看看外面。而鲍勃·迪伦在这40余年来俨然幸存成了时代的气象员。
就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伍迪·艾伦原名艾伦·斯徒亚特·科尼斯伯特一样，鲍勃·迪伦也有一个绕口的原名，试想歌迷们听到兴起，绕口令般的呼喊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而不是鲍勃·迪伦，这将是什么样的场面，至少从影响力和记忆性上，没有几个亚洲人会记住累长的名字。《滚石》杂志在2003年11月曾经以特别报道的形势评选出最伟大的500张专辑，前十位就被《重访61号公路》和《无数金发女郎》占据了两位，而最伟大的500张中则占据了10位，能有如此成绩的只有披头士和滚石乐队。
刚刚开始售票的11月鲍勃·迪伦西雅图音乐会，被迪伦迷们看作最后几次感受鲍勃·迪伦的机会了。这群迪伦迷们涵盖《滚石》杂志主编詹恩·温纳这样的老60年代，也包括众多未满20岁的新一代文学青年。他们总是喜欢深情回顾1963年，迪伦以摇滚青年的身份混迹于一群新老左派、工会活动家向华盛顿进发的场面；他们不断引用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竞选时的一句“鲍勃·迪伦是伟大的美国诗人”。
但狂热的他们突然在7月出现的一本书面前静下心来。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夫·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并不是个合格的迪伦迷。他对音乐一知半解，对迪伦的私事毫不关心，但他对迪伦的学习与研究可称的上是深入。据克里斯托夫·瑞克斯教授本人声称，写这本《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Dylan’s Visions of Sin）花费了他20年的时间。他对鲍勃·迪伦的数百首歌词作了详尽的英语语言学分析，而这本不同于以往鲍勃·迪伦传记的书，一出现就被评论界盯上了，《纽约时报》始终对鲍勃·迪伦推崇有佳，即便迪伦曾经在歌词中说“我手拿一份《纽约时报》，用烟头在报纸上烫出小窟窿”，书评版的编辑们依旧将此书称为鲍勃·迪伦式歌词创作教程，对于当代诗歌措词具有深远的影响。而迪伦迷则视此为让人在静静的温暖中欣赏迪伦的一本书。
在谈论书之前，还是要了解写书的人。老学究瑞克斯教授此时甩出这本书，并不是“十年磨一剑”后的突然出招，关于他和迪伦的段子，早已流传江湖。60年代，瑞克斯还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他发明了一种“瑞克斯宾果”的拼字游戏，要求学生在有25个方块的格子里填写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名字，以猜测他下堂课的授课内容。这些名字多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大师，如丁尼生、赛缪尔·贝克特、菲利浦·拉金、T.S.艾略特。
但突然有一天，学生们拼出了———鲍勃·迪伦。是的，瑞克斯将迪伦冠以“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的名号搬上了讲堂，此举让当时的学界一片哗然。但瑞克斯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他并非哗众取宠。在瑞克斯剑桥的居所内，餐厅的地板上堆满了1700多份迪伦的演唱录音拷贝，还有更多音质不好、除非研究不会去听的拷贝堆在地下室。而他的办公室墙上，在一大堆文学泰斗的黑白照片之中，赫然贴着鲍勃·迪伦60年代早期的彩色海报。他在弥漫着迪伦气息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袒露了他推崇迪伦的心机：“鲍勃·迪伦是艺术家，他用以一种值得崇敬的态度，费尽千辛万苦地创造出独立于他本身的东西。”
2000年，在鲍勃·迪伦的邀请下，瑞克斯去了迪伦波士顿演唱会，并在后台见到了偶像。迪伦说：“瑞克斯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瑞克斯却问：“最近看了什么好书？”对此瑞克斯在报纸上解释说，他并非因惊慌失措而口不择言。“我觉得这是个绝佳的问题，因为书对于我和对于他同样重要，尽管有时候他假装不在乎。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要深究的意思，但他认真地回答了我，他说他在读莎士比亚。”
这位老顽童式的学究瑞克斯并不是个轻浮人物。他凭借对弥尔顿和济慈的创意分析理论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T.S.艾略特的遗孀曾请他为自己的丈夫编辑早期诗集；牛津大学出版社请他为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诗集》挑选作品；W.H.奥登称他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他还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任教，因娶了个美国太太而转入美国波士顿大学。这种背景是为了说明，他的这本新书《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专业与聪明。
实际上从书名就可以洞悉，瑞克斯以《圣经》中的七宗罪：傲慢、暴怒、纵欲、妒忌、懒惰、贪婪、饕餮，为线索一一分析鲍勃·迪伦的歌词。当然迪伦的歌词并非总是如此阴暗，美好的一面自然由《圣经》中的四种恩惠（正义、温和、坚韧、谨慎）和三个德性（忠诚、希望、爱）来串联。比如《躺下吧，女士》（Lay, lady, lay）犯了纵欲之罪；《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则是坚韧的赞歌；《若非为你》（IfNot for You）就是爱的抒情诗了。这种稍显牵强的分法被评论界嗤为“矫揉造作”，但这结构却很聪明，有迪伦迷在该书亚马逊的广告下称赞它“将圣经与迪伦的魅力一网打尽”。
除了从歌词上进行研究，鲍勃·迪伦在1971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塔兰图拉》也被视作研究对象，在瑞克斯教授和大多数迪伦爱好者看来，他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写短句，利用自己哼吟的能力来把大短文章省略成句子，然后把句子尽可能缩短成一个个蹦出来的单词。而《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之所以能迅速爬上非虚构书籍排行榜，更大的成分还是新老乐迷在捧场。尽管距离他最辉煌的60年代已经有40余年的时间了，但是所有的痴迷者都相信，如果没有迪伦，摇滚乐必将走一段弯路，将不会有披头士最著名的专辑《佩珀军士》(Sgt.Pepper)，不会有滚石乐队的《乞丐的宴会》(Beggar’s Banquet)，也不会有The Band的《来自大平克的音乐》(Music form Big Pink)。
瑞克斯毕竟不是音乐评论家，但他是文学评论家和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于是《迪伦对于原罪的先见之明》有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类比方式。他抛开迪伦的流派、唱腔、甚至文化背景，专注于词句。既然鲍勃·迪伦是个诗人，他必然有诗人的共性与特点。在瑞克斯笔下，几乎每首迪伦的歌词都可以与一类诗歌或一位诗人相类比。比如《大雨将至》的结构可以追溯到苏格兰传统民谣《RANDAL君主》；而《躺下吧，女士》简直是多恩（John Donne）的著名诗篇《哀歌19: 致他上床的情人》的民谣版：“来，女士，来吧，我永不疲惫”；至于《某天》（Maybe Someday）干脆照搬了T.S. 艾略特的名句：“城市充满敌意，小镇毫无友好之情，村庄肮脏不堪，索价高得要命；我们可真是备尝艰辛。”瑞克斯不认为这种相似或雷同抹杀了迪伦的个性，“伟大的思想总是相似的。”瑞克斯这么说。
正由于这种独特的视角，瑞克斯成为鲍勃·迪伦特别的听众。甚至迪伦独特的发音也成为增添歌词魅力的佐料。瑞克斯又使出类比的杀手锏。他以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为例，开头段落描写了一只秃鹫落在波纹铁皮屋顶上发出响声的细节，这只秃鹫的降落加深了读者对小说中溽热的感受；而在迪伦的《双人床上的鱼子酱》（Eating Caviar In A King Size Bed）中，迪伦将bed唱为king-size bed，“这已经不是单音节，”瑞克斯说，“他一唱，就让听者觉得这张床特别宽。”
实际上鲍勃·迪伦自己也曾经在自己的歌词从总结自己的文字经验，他写道：“我只是点子的窃取者，而非灵魂的占有者，以下与我无关：坐着思考亏本的问题，长时间思索从来没有想过的想法，或者思考从没有梦想过的梦想。”迪伦恰恰是这样一个点子窃取者，就同1990年丹尼尔·杜贝儿在《解放报》上评论的那样，“他歌词中最神秘的成分是‘我不在那里，我早已离去了’，但是他的歌声仍存在于当前，没有感伤的未来，也无处脱逃，就此而言，迪伦的声音和歌词根本无法模仿。”这分明是萨利·贝恩在《1963年格林尼治村》预言的，“鲍勃·迪伦先是格林尼治村里面的一个文字工作者，此后才是用声音念诵这些文字的音乐工作者。”
《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没有一星点关于鲍勃·迪伦音乐的诠释和分析。根本看不到西蒙·福里斯在60年代丛书中《摇滚与记忆中的政治》的成分，也看不到大卫·艾普特所诉说的《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这招致了评论界的非议。许多人认为瑞克斯拿迪伦当研究对象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那些他认为影响迪伦的文学大师不也是他的至爱吗？”英国《卫报》甚至直言“瑞克斯太故做聪明，太摆弄学问”。对此，瑞克斯依然学究气地引用了英国诗人韦恩的一句话：“坏评论会毁了你的早餐胃口，却影响不了你的午饭。”让瑞克斯欣慰的是，在波士顿大学的课堂上，大批迪伦迷蜂拥而至，与他的学生一道兴致勃勃地聆听“迪伦课程”，他们认真研读这本被称为“迪伦式歌词创作教程”的《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只是按照瑞克斯的评价：“鲍勃·迪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超越艺术家的语言学者”，若天才的非凡技艺就这样被人们掌握，这世界岂不是太没道理了？
附文：
50年后的孩子为什么爱鲍勃·迪伦
王烨
当鲍勃·迪伦已经是老头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依旧挣扎在襁褓中。这也是全球新一代鲍勃·迪伦簇拥者的典型年龄特征，曾经经历60年代高潮的老爷子们早已经失去了激动的能量。作为美国文化泛全球化的被波及者，依旧年少无知的我们也感到了一些晃眼。尽管我们潜伏于东方，有着与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迥异的生活，却对鲍勃·迪伦进行着相同的顶礼膜拜。
我曾经对那些极端的鲍勃·迪伦拥趸们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可以天天穿梭于各音像店围追堵截每一批新货以寻求与鲍勃·迪伦有关的蛛丝马迹，可以节省下一个月的饭费买一张鲍勃·迪伦并不出色但奇贵无比的专辑，还能为了某个内容完全一样的特别发行版本抢个你死我活。而我听到的鲍勃·迪伦，是一个从始至终声音苍老、干涩、粗糙的人，弹着美国式的吉他，吹着美国式的口琴，用着美国式的语言向世界发言。
有一天夜里我收听某广播节目，整个节目播放的都是由鲍勃·迪伦自己或其他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人演唱的各种版本的《敲响天堂之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了鲍勃·迪伦在不插电演唱会中用几近喑哑的唱腔唱出变调的“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或许我们依然不真正了解鲍勃·迪伦晦涩深奥的歌词内涵和他美国式的诗意，但是他和他的左翼观点，现代诗人气质，与民权运动、反对越战、文化革命息息相关的声音和行动……这些巨大的光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现实空洞的瞻仰和感动的理由。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也可以轻易理解和背诵出这些东西。所以就像许多热爱格瓦纳的人并不一定了解他的生平一样，我们的青年对英语和音乐知识上的匮乏并不影响对鲍勃·迪伦的热爱。刻薄者当然可以说这是装腔作势，是故作姿态，但是请善意的理解新一代的年轻人热情和信仰无的放矢一种寄托空缺。在本土视野内我们几乎看不到形成如此大力量的一个标杆，除去硕果仅存的罗大佑，我们大概只能在类似抗洪救灾的时候看到郭峰带领一群搔姿弄首的男女几十年如一日的唱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叛逆的青年拥有格瓦纳，愤怒的青年拥有科特·柯本，那么充满热情和极欲发言的50年后的孩子，我们有鲍勃·迪伦。
尚进-于萍
导语：当鲍勃·迪伦唱出“你不需要个气象员来测知风向”的时候，他反倒成为了时代的气象员。
“看看鲍勃·迪伦满脸的皱纹，再看看去年依旧娃娃脸的保罗·麦卡特尼和苦瓜脸的米克·贾格尔，没有人相信鲍勃·迪伦刚刚63岁”，《1963年格林尼治村》的作者萨利·贝恩斯不久前如此评论道。实际上在他看来，鲍勃·迪伦自从在1965年新港民歌音乐节上开始弹奏电吉他开始，已经正是加入了格林尼治村的阵营，不过不同于格林尼治村的大多数成员，鲍勃·迪伦是一个蹲在村口的人，一个村外人眼中的村内人，同时他还会不停的探探头看看外面。而鲍勃·迪伦在这40余年来俨然幸存成了时代的气象员。
就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伍迪·艾伦原名艾伦·斯徒亚特·科尼斯伯特一样，鲍勃·迪伦也有一个绕口的原名，试想歌迷们听到兴起，绕口令般的呼喊罗伯特·艾伦·齐默尔曼，而不是鲍勃·迪伦，这将是什么样的场面，至少从影响力和记忆性上，没有几个亚洲人会记住累长的名字。《滚石》杂志在2003年11月曾经以特别报道的形势评选出最伟大的500张专辑，前十位就被《重访61号公路》和《无数金发女郎》占据了两位，而最伟大的500张中则占据了10位，能有如此成绩的只有披头士和滚石乐队。
刚刚开始售票的11月鲍勃·迪伦西雅图音乐会，被迪伦迷们看作最后几次感受鲍勃·迪伦的机会了。这群迪伦迷们涵盖《滚石》杂志主编詹恩·温纳这样的老60年代，也包括众多未满20岁的新一代文学青年。他们总是喜欢深情回顾1963年，迪伦以摇滚青年的身份混迹于一群新老左派、工会活动家向华盛顿进发的场面；他们不断引用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竞选时的一句“鲍勃·迪伦是伟大的美国诗人”。
但狂热的他们突然在7月出现的一本书面前静下心来。美国波士顿大学人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夫·瑞克斯（Christopher Ricks），并不是个合格的迪伦迷。他对音乐一知半解，对迪伦的私事毫不关心，但他对迪伦的学习与研究可称的上是深入。据克里斯托夫·瑞克斯教授本人声称，写这本《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Dylan’s Visions of Sin）花费了他20年的时间。他对鲍勃·迪伦的数百首歌词作了详尽的英语语言学分析，而这本不同于以往鲍勃·迪伦传记的书，一出现就被评论界盯上了，《纽约时报》始终对鲍勃·迪伦推崇有佳，即便迪伦曾经在歌词中说“我手拿一份《纽约时报》，用烟头在报纸上烫出小窟窿”，书评版的编辑们依旧将此书称为鲍勃·迪伦式歌词创作教程，对于当代诗歌措词具有深远的影响。而迪伦迷则视此为让人在静静的温暖中欣赏迪伦的一本书。
在谈论书之前，还是要了解写书的人。老学究瑞克斯教授此时甩出这本书，并不是“十年磨一剑”后的突然出招，关于他和迪伦的段子，早已流传江湖。60年代，瑞克斯还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他发明了一种“瑞克斯宾果”的拼字游戏，要求学生在有25个方块的格子里填写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人物名字，以猜测他下堂课的授课内容。这些名字多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大师，如丁尼生、赛缪尔·贝克特、菲利浦·拉金、T.S.艾略特。
但突然有一天，学生们拼出了———鲍勃·迪伦。是的，瑞克斯将迪伦冠以“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的名号搬上了讲堂，此举让当时的学界一片哗然。但瑞克斯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他并非哗众取宠。在瑞克斯剑桥的居所内，餐厅的地板上堆满了1700多份迪伦的演唱录音拷贝，还有更多音质不好、除非研究不会去听的拷贝堆在地下室。而他的办公室墙上，在一大堆文学泰斗的黑白照片之中，赫然贴着鲍勃·迪伦60年代早期的彩色海报。他在弥漫着迪伦气息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袒露了他推崇迪伦的心机：“鲍勃·迪伦是艺术家，他用以一种值得崇敬的态度，费尽千辛万苦地创造出独立于他本身的东西。”
2000年，在鲍勃·迪伦的邀请下，瑞克斯去了迪伦波士顿演唱会，并在后台见到了偶像。迪伦说：“瑞克斯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瑞克斯却问：“最近看了什么好书？”对此瑞克斯在报纸上解释说，他并非因惊慌失措而口不择言。“我觉得这是个绝佳的问题，因为书对于我和对于他同样重要，尽管有时候他假装不在乎。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要深究的意思，但他认真地回答了我，他说他在读莎士比亚。”
这位老顽童式的学究瑞克斯并不是个轻浮人物。他凭借对弥尔顿和济慈的创意分析理论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T.S.艾略特的遗孀曾请他为自己的丈夫编辑早期诗集；牛津大学出版社请他为最新版的《牛津英语诗集》挑选作品；W.H.奥登称他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他还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任教，因娶了个美国太太而转入美国波士顿大学。这种背景是为了说明，他的这本新书《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有一般人所不及的专业与聪明。
实际上从书名就可以洞悉，瑞克斯以《圣经》中的七宗罪：傲慢、暴怒、纵欲、妒忌、懒惰、贪婪、饕餮，为线索一一分析鲍勃·迪伦的歌词。当然迪伦的歌词并非总是如此阴暗，美好的一面自然由《圣经》中的四种恩惠（正义、温和、坚韧、谨慎）和三个德性（忠诚、希望、爱）来串联。比如《躺下吧，女士》（Lay, lady, lay）犯了纵欲之罪；《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则是坚韧的赞歌；《若非为你》（IfNot for You）就是爱的抒情诗了。这种稍显牵强的分法被评论界嗤为“矫揉造作”，但这结构却很聪明，有迪伦迷在该书亚马逊的广告下称赞它“将圣经与迪伦的魅力一网打尽”。
除了从歌词上进行研究，鲍勃·迪伦在1971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塔兰图拉》也被视作研究对象，在瑞克斯教授和大多数迪伦爱好者看来，他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写短句，利用自己哼吟的能力来把大短文章省略成句子，然后把句子尽可能缩短成一个个蹦出来的单词。而《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之所以能迅速爬上非虚构书籍排行榜，更大的成分还是新老乐迷在捧场。尽管距离他最辉煌的60年代已经有40余年的时间了，但是所有的痴迷者都相信，如果没有迪伦，摇滚乐必将走一段弯路，将不会有披头士最著名的专辑《佩珀军士》(Sgt.Pepper)，不会有滚石乐队的《乞丐的宴会》(Beggar’s Banquet)，也不会有The Band的《来自大平克的音乐》(Music form Big Pink)。
瑞克斯毕竟不是音乐评论家，但他是文学评论家和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于是《迪伦对于原罪的先见之明》有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类比方式。他抛开迪伦的流派、唱腔、甚至文化背景，专注于词句。既然鲍勃·迪伦是个诗人，他必然有诗人的共性与特点。在瑞克斯笔下，几乎每首迪伦的歌词都可以与一类诗歌或一位诗人相类比。比如《大雨将至》的结构可以追溯到苏格兰传统民谣《RANDAL君主》；而《躺下吧，女士》简直是多恩（John Donne）的著名诗篇《哀歌19: 致他上床的情人》的民谣版：“来，女士，来吧，我永不疲惫”；至于《某天》（Maybe Someday）干脆照搬了T.S. 艾略特的名句：“城市充满敌意，小镇毫无友好之情，村庄肮脏不堪，索价高得要命；我们可真是备尝艰辛。”瑞克斯不认为这种相似或雷同抹杀了迪伦的个性，“伟大的思想总是相似的。”瑞克斯这么说。
正由于这种独特的视角，瑞克斯成为鲍勃·迪伦特别的听众。甚至迪伦独特的发音也成为增添歌词魅力的佐料。瑞克斯又使出类比的杀手锏。他以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为例，开头段落描写了一只秃鹫落在波纹铁皮屋顶上发出响声的细节，这只秃鹫的降落加深了读者对小说中溽热的感受；而在迪伦的《双人床上的鱼子酱》（Eating Caviar In A King Size Bed）中，迪伦将bed唱为king-size bed，“这已经不是单音节，”瑞克斯说，“他一唱，就让听者觉得这张床特别宽。”
实际上鲍勃·迪伦自己也曾经在自己的歌词从总结自己的文字经验，他写道：“我只是点子的窃取者，而非灵魂的占有者，以下与我无关：坐着思考亏本的问题，长时间思索从来没有想过的想法，或者思考从没有梦想过的梦想。”迪伦恰恰是这样一个点子窃取者，就同1990年丹尼尔·杜贝儿在《解放报》上评论的那样，“他歌词中最神秘的成分是‘我不在那里，我早已离去了’，但是他的歌声仍存在于当前，没有感伤的未来，也无处脱逃，就此而言，迪伦的声音和歌词根本无法模仿。”这分明是萨利·贝恩在《1963年格林尼治村》预言的，“鲍勃·迪伦先是格林尼治村里面的一个文字工作者，此后才是用声音念诵这些文字的音乐工作者。”
《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没有一星点关于鲍勃·迪伦音乐的诠释和分析。根本看不到西蒙·福里斯在60年代丛书中《摇滚与记忆中的政治》的成分，也看不到大卫·艾普特所诉说的《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这招致了评论界的非议。许多人认为瑞克斯拿迪伦当研究对象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那些他认为影响迪伦的文学大师不也是他的至爱吗？”英国《卫报》甚至直言“瑞克斯太故做聪明，太摆弄学问”。对此，瑞克斯依然学究气地引用了英国诗人韦恩的一句话：“坏评论会毁了你的早餐胃口，却影响不了你的午饭。”让瑞克斯欣慰的是，在波士顿大学的课堂上，大批迪伦迷蜂拥而至，与他的学生一道兴致勃勃地聆听“迪伦课程”，他们认真研读这本被称为“迪伦式歌词创作教程”的《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只是按照瑞克斯的评价：“鲍勃·迪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个超越艺术家的语言学者”，若天才的非凡技艺就这样被人们掌握，这世界岂不是太没道理了？
附文：
50年后的孩子为什么爱鲍勃·迪伦
王烨
当鲍勃·迪伦已经是老头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依旧挣扎在襁褓中。这也是全球新一代鲍勃·迪伦簇拥者的典型年龄特征，曾经经历60年代高潮的老爷子们早已经失去了激动的能量。作为美国文化泛全球化的被波及者，依旧年少无知的我们也感到了一些晃眼。尽管我们潜伏于东方，有着与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迥异的生活，却对鲍勃·迪伦进行着相同的顶礼膜拜。
我曾经对那些极端的鲍勃·迪伦拥趸们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可以天天穿梭于各音像店围追堵截每一批新货以寻求与鲍勃·迪伦有关的蛛丝马迹，可以节省下一个月的饭费买一张鲍勃·迪伦并不出色但奇贵无比的专辑，还能为了某个内容完全一样的特别发行版本抢个你死我活。而我听到的鲍勃·迪伦，是一个从始至终声音苍老、干涩、粗糙的人，弹着美国式的吉他，吹着美国式的口琴，用着美国式的语言向世界发言。
有一天夜里我收听某广播节目，整个节目播放的都是由鲍勃·迪伦自己或其他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人演唱的各种版本的《敲响天堂之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了鲍勃·迪伦在不插电演唱会中用几近喑哑的唱腔唱出变调的“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或许我们依然不真正了解鲍勃·迪伦晦涩深奥的歌词内涵和他美国式的诗意，但是他和他的左翼观点，现代诗人气质，与民权运动、反对越战、文化革命息息相关的声音和行动……这些巨大的光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面对现实空洞的瞻仰和感动的理由。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也可以轻易理解和背诵出这些东西。所以就像许多热爱格瓦纳的人并不一定了解他的生平一样，我们的青年对英语和音乐知识上的匮乏并不影响对鲍勃·迪伦的热爱。刻薄者当然可以说这是装腔作势，是故作姿态，但是请善意的理解新一代的年轻人热情和信仰无的放矢一种寄托空缺。在本土视野内我们几乎看不到形成如此大力量的一个标杆，除去硕果仅存的罗大佑，我们大概只能在类似抗洪救灾的时候看到郭峰带领一群搔姿弄首的男女几十年如一日的唱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叛逆的青年拥有格瓦纳，愤怒的青年拥有科特·柯本，那么充满热情和极欲发言的50年后的孩子，我们有鲍勃·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