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时代 谁是主人
在7月《我，机器人》(又译为机械公敌)首映前，已经许久没有人关心机器人问题了，即便《连线》杂志6月份用封面故事来大书特书。大多数人依旧将机器人所演绎的文明故事视作科幻故事的一部分，而非与今日的现实生活能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当2002年5月2日的纽约证交所开市时，那个名叫阿西莫(Asimo)的四英尺高的白色机器人摇响开市铃声时，不仅仅是只是庆祝本田在美国上市25周年，更摇响了机器智能时代的开始。
日本企业几乎是现实世界对智能机器人最热衷的一伙人，1999年索尼那条爱宝机器狗，曾经创造过20分钟内卖掉3000只的纪录。如果把爱宝(Aibo)的名字不再缩写，我们就会发现“人工智能机器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无疑在昭示索尼的机器人时代野心。曾经有动画迷根据科幻动画片和漫画，将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机器人思路称之为软机器人和硬机器人风格，这无疑是对照软科幻先驱儒勒·凡尔纳和硬科幻代表卫斯理的，但同时也说明了两股智能机器人开发中的方向。美国的工程师们更喜欢探讨机器人哲学或者伦理问题，这从70年代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戈顿》到80年代连拍5级的《儒毕》。整个80年代每周日晚上中央一台的20世纪福克斯老电影，以及《正大综艺》后的电影剧场，成为了中国观众对智能机器人概念历史补课的最好机会。
但是批评人士仍然驳斥索尼的爱宝和QRIO是智能机器人，因为在他们眼中1600美元的宠物狗和与宝马车一个价格的QRIO，充其量仅仅是用来娱乐和树立索尼公司形象的小玩意，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本田恨不得每年都要重新发布一次升级版的阿西莫，让它在各种科技展览上跳跳舞握握手。没有几个地球人认为自己已经开始跟机器人一同生活，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学者眼中，我们的生活技术依旧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电视、洗衣机、****、小轿车这些生活的基本道具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似乎成为了技术革命的理论代言。托夫勒坚信未来的技术将为今天的污染，资源枯竭和工作及社会生活的异化提供良好的解决办法，技术而不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改良，将导致一个健康，清洁和充满选择机会的新世界的诞生。机器人类的诞生无疑是阿尔文·托夫勒论点的新佐证，在他看来很多未来的危险都可以让机器人去承担，用智能的机器人来改变60年代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已经成为了全球风起云涌的机器人制造商的新口号。相比科幻作家菲利普·怀利在1972年出版的《梦境的终结》则大唱反调，菲利普·怀利的信徒们坚信技术和环境灾难能如何轻而易举地毁灭地球上的生命，而《梦境的终结》的文字中更加恐惧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因为在菲利普·怀利看来这一切最终结果是人类的毁灭，像恐龙一样，成为过于专门化的牺牲品。
实际上仅仅是好莱坞和老派的科幻迷还热衷探讨阿西莫夫引发的机器人社会问题，而没有多少人怀疑智能机器人普及后闹革命的技术可行性。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自己正在成为各式各样悄悄出现的机器人的主人。电器大亨伊莱克斯已经把智能机器人带到了现实社会，他们的三叶虫****成为了大众消费智能机器人的典范。但是1700美元的高价，让三叶虫难以普及。而iRobot公司制造的清扫机器人伦巴(Roomba)则一夜之间受到主妇们的欢迎，因为貌似冰壶球的伦巴仅仅199美元，通过传感器和导航软件，伦巴可以记下整个房间的布局，运用数学计算方法来设计每天清扫的最佳路线，并且能够躲避猫狗等宠物的骚扰，当伦巴自己感觉即将没电时，还会缓缓驶向充电基座。
iRobot的首席执行官科林·安格尔自认为开创了机器人时代的大众先河，他如同科幻片中的机器人生产线老板那样侃侃而谈的说道：“大多数机器人仅被运用于军事和工业领域。但是原来专家和未来主义者们预测的大众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出现了，用机器人来除草、洗车及照顾老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进化机器人公司总裁艾利克·胡德纳特曾经预计，2004年消费型机器人销售量将达到50万台，其中80%都是****机器人。在胡德纳特看来类似索尼的QRIO和本田的Asimo这类先进的拟人化机器人，仍然与大众市场相去甚远，即使用不了几十年，也要花上许多年。胡德纳特接着说道：“不用怀疑，我们确实已经处在了智能机器人时代的边缘，机器人改变生活将是未来商业的新口号。就如同50年前家用电器的出现一样。”
而《我，机器人》这类科幻片中智能机器人的形象，在iRobot的首席执行官科林·安格尔看来仅仅是花拳绣腿。安格尔先生说道：“家用机器人不会有腿。除了让它更性感之外，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给它装腿。”实际上除了让它们看上去更像人类，对机器人来说，高度复杂和昂贵的腿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智能机器人界的先贤们在这一点上已有共识，实用的轮子或者履带比腿更现实，尽管有可能如同《机械战警》中的T-101型号那样无法下楼梯。
尽管索尼和本田在制造昂贵的拟人化机器人上取得了不小的技术突破，但是对于那些制造会走路说话的机器人管家的期望而言，人类对于机器人时代的恐惧是整个世界更需要克服的障碍。三叉戟投资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克肖·劳已经意识到了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对于现实世界机器人设计的影响，他说道：“在确定机器不会带来任何威胁之前，消费者不会张开双臂欢迎拟人化机器人，因为电影中企图统治人类的终结者机器人已经在人类意识中根深蒂固了。而刚刚上映的《我，机器人》则再一次强化这个概念：不能够信任机器人。”
处在曾经倡导人多力量大的国度的我们，似乎还无法品位机器人时代的另一层面冲击。当本田的阿西莫机器人在纽约证交所摇铃的时候，一批批工人也在被机器人替代。不用再假设未来，看看目前的汽车生产线就能够找到答案，自从1962年通用汽车在新泽西州的特伦顿厂开始使用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开始，焊接工和油漆工已经彻底从汽车工厂被清除了。科尔尼咨询公司汽车部的副总裁史蒂夫·扬在一次关于汽车流水线机器人与人类员工比例的研讨中谈道：“衡定机器人最重要的财务指标是每个动作的成本，工业机器人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让所有工人下岗，仅仅是因为机器人依旧昂贵，如果机器人再灵巧一些，下岗的人类将更多。”实际上阿尔文·托夫勒在出版《第三次浪潮》之后曾经撰写过多篇评论，其中对于智能机器人的兴起颇有见地，他写道：“大批的工人被机器人替代，而工人的妻子却把机器人女佣买回了家。机器人时代，到底谁是主人呢？”
资讯：
电影中的经典机器人
1、1927年 大都市(METROPOLIS)中的人造人玛丽亚(FALSE MARIA)
20世纪初的弗兰肯斯坦，不过主角不再是用化学方法造人，借助30年代电气技术的流行，全金属的电子机器人被想象了出来，疯狂科学家模仿妻子创造的人造人玛丽亚在今天看来也是韵味十足。
2、1951年 戈顿(GORT)中的自动卫士
外星男子被误伤，地球女士出手援助。愚蠢的军队包围了飞碟，而守卫飞碟的机器人卫士静默在飞碟旁等待主人，如果24小时内主人回不来，机器人卫士将扫荡一切。
3、1956年 罗宾的机器人
将《金刚》机器人化，成为了50年代流行的思维方式。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此片的影响。
4、1971年 寂寞狂奔(SILENT RUNNING)中的哈瑞和杜威(HUEY AND DEWEY)
布鲁斯·邓恩谋杀了他的全体宇航成员，并且劫持了运送地球上最后一批温室植物的太空船。但是孤独一人的邓恩在宇宙中漂泊狂奔，为了找人跟自己打牌，他改造了维护温室植物的机器人，于是哈瑞和杜威成为了宇宙中机器人版的亚当和夏娃。
5、1973年 枪手(THE GUNSLINGER)
好莱坞第一次使用电脑CG动画参与的机器人题材，完全以人外表出现的机器人想象也就此诞生。
6、2001年 人工智能中的乔(GIGOLO JOE)
一个爵士舞机器人被未来所遗忘，在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评选中乔总是被视作最佳男性机器人。
7、2002年 Teknolust中的最佳女性机器人RUBY
一半人类一半机器的女性机器人存在于最后的男权时代，机器人间的虚拟性爱被编剧创造了出来。
从佛兰肯斯坦因到银翼杀手
“《我，机器人》这部暑期热门影片可以被看作是囊括科幻电影50年历史的大杂烩”，纽约时报的影评作家A.O罗宾逊说，“在阿西莫夫式冲突的故事构造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机械战警》中的邪恶跨国公司，从《少数派报告》里跳出来的未来执法者，以及源自《终结者》系列的机器杀手。在好莱坞不断叫嚣狼来了的同时，我们也许应该审视一下人工智能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佛兰肯斯坦因情结，这一对于人类自身理性探求产物的深深恐惧，奠定了人类对于机械的持久疑虑。”雅伦·罗斯·安德逊在《心灵与机器》如是说。一九二一年，捷克名作家卡莱尔·恰彼克的话剧《罗森的全能机械人》在布拉格首演，由此诞生了“机器人”这个全新的词汇。有趣的是，它的原型分别来自捷克语的“强迫劳动”(robota)和波兰语的“工人”(robotnik)。十月革命，经济大萧条与福特式生产流水线的应用都在为费德里克·布朗，沃尔特·米勒等科幻作家们预示一场由机器发起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在他们眼中，机器人不过是在遥远的未来社会中无产阶级工人队伍的替代物，任何机器“自我意识”的觉醒，都将导致人类的末日。
为这个阴郁不堪的未来划上休止符并不是阿西莫夫一人的功劳，诺伯特·韦纳的控制论与IBM公司的托马斯·沃森发明的“防务计算机”终于使得科幻作家与大众逐渐了解，即使机械能够自行做出某些决定，那么这种有限的思考完全可以在人类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一时间，科幻艺术迎来了一个与人工智能的短暂蜜月。1951年，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院学生手冢治虫创造出了一个拥有十万马力，渴望成为真正人类的机器儿童阿童木；而波兰作家斯塔尼斯洛·林姆则在《有限的机器》中，描绘了一对性情乐天的机器人活宝科学家鲁瑟尔与鲍尔斯；好莱坞也集中精力，将攻击火力集中在来自外星的嗜血侵略者，变异怪兽与科学狂人发动的核大战身上。
然而，科幻作家对于人工智能的宽容并没有持续多久，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他们批判的火力从孤立的单个机械人转移到了它们的“母体”，即代替人类向其发出工作指令的“超级电脑”。当MITS公司的创始人小爱德华·H·罗伯茨将一台装有英特尔8080芯片的可编程小型电脑送到《大众电子学》编辑部以作推广之用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其命名为“牛郎星8800”：在热门电视剧《星际旅行》中出现的一颗拥有高度智慧生命的星球。1965年，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戈达尔推出了一部诡异的作品《阿尔法城》，讲述了整个银河系被一台电脑奴役的故事，而男主人公巧妙地利用一个病毒式的悖论程序使它瘫痪，最终与自己的机器恋人获得了自由。
受到《阿尔法城》影响的艺术流派与作品数不胜数，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数码朋克运动。这群以威廉·吉布森，布鲁斯·斯特林，杰克·丹与约翰·谢尔利为首，崛起于80年代的反技术分子却热衷于描绘一个由缜密的电脑网络控制，充斥着人工智能机械，却混乱的城市化世界，而独往独来，漠视规则的“反英雄”则是他们笔下雷打不动的主人公。“如果我们撰写一部数码朋克式的弗兰克斯坦因，那么怪物肯定是一家国际垄断企业精心研发的产品且被大量克隆或生产”，数码朋克新锐作家杰克·沃马克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表示，“它并非心怀恐惧，远离人群，而本身就是这个光怪陆离的技术统治城市的一员，并与我们一样渴望逃离它的造主。”的确，与阿西莫夫等科幻作家所秉承的技术乌托邦与进步理论不同，数码朋克写作者则从六十年代的“新浪潮”文学，朋克无政府主义中汲取灵感，而80年代初期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与跨国垄断企业的崛起，又为他们增添了反技术控制的主张。1984年春，布鲁斯·斯特林在加州创办了数码朋克杂志《廉价真理》，这份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刊号的小众刊物一下子成为了先锋科幻作品的宣传阵地。在这份完全平等主义的杂志上，所有作者都必须以网络ID或者笔名出现，以防止任何个人崇拜与拉帮结派的苗头，威廉·吉布森的成名作《神经漫游者》最初的几个章节，就出现在它的创刊号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借助好莱坞这个跨国文化垄断企业，数码朋克运动才从一场孤立的文学运动传换为影响世界的意识形态潮流。早在1982年，曾执导《异形》的硬派导演罗德尼·斯科特将数码朋克祖师菲利普·迪克的名作《机器人会梦见电绵羊吗？》搬上银幕，这部名为《银翼杀手》的另类科幻影片大获成功，从而迎来了一场延续十年之久的反技术乌托邦电影的黄金时期。通过无所不在的公司统治结构，人工智能对于社会成员实现了彻底控制，无论是机械人还是人类。“我在影片中力图表达的就是制度对于人的异化与控制，人工智能本身从奴役人类的元凶沦为奴役的手段”《机械战警》的导演保罗·范赫文说，“警官莫菲的觉醒不仅代表着人类的觉醒，也暗示了机器本身的觉醒。”
“无论是机械战警还是T-101，这些形象不仅是科幻艺术家们对于数码时代统治一切的焦虑，更反映了作为越来越被动的大众消费者对跨国公司资本的恐惧。”
活了200年的人和写了470本书的人
苗炜
“我，机器人”，这个小说名字最早出现于1939年，小说作者是依安多·宾德。当时19岁的阿西莫夫从中找到灵感，写出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机器人小说《罗宾》，小说里的机器人保姆比较符合我们今日的设想——能干活，不说话，不介入家庭矛盾；但阿西莫夫的第二个机器人小说《理智》就把人类置于危险之中，一个叫柯蒂的机器人在“太阳站”上工作，他负责转换太阳能并将之传输到地球上，但他不相信自己是低能的人类制造的，他觉得地球不过是一个幻影，一场太阳风暴即将来临，如果柯蒂不保护能源光束，地球就完蛋了，两个“维修工”前往太阳站说服柯蒂，最后不过一场虚惊，机器人还是要按照人们预定好的程序办事，他的自尊心并不重要。
1950年，阿西莫夫将自己9个关于机器人的故事结集出版，毫不客气的用了《我，机器人》作为标题。他的“机器人三定律”在1941年的一篇小说中问世，有分析说，这个“三定律”参照了牛顿三大定律的句式，有矫揉造作、假装科学的味道，但最新的电影《我，机器人》已经把它简单化了——机器人“不能伤害我们；听我们的；保护你自己。”
早在1977年，好莱坞就购买了《我，机器人》的电影版权，《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当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当年的编剧艾利森将《我，机器人》的剧本写到了200万字，阿西莫夫本人认可当年那个据说很“前卫”的剧本，但他自己不太愿意与好莱坞合作，尽管他曾经和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导演有过接触，但他说过：“我讨厌好莱坞，总想办法躲它远点儿。”
目前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位居第一的《我，机器人》，只是借鉴了阿西莫夫小说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改编他的作品，更不是要为了向50年前的小说致敬。有一位美国影评人在看完电影之后总结了“机器人科幻电影三定律”——第一，导演必须遵守空间、时间以及运动的定律，除非他的电影就是要颠覆空间、时间或者运动定律的。但千万别以为电脑做出来的画面就真实。第二，导演不要炫耀特技和动画效果这类东西，这种类型片的导演都很蠢，不需要这样掩饰。第三，导演不要为了取悦青春期观众特意卖弄打斗和飞行镜头，孩子的反应能力跟认知水平成反比。这篇影评说，《我，机器人》违反了这三条定律。
阿西莫夫拥有众多“fans”，所以也会有一帮“阿西莫夫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觉得日本奥姆真理教从阿西莫夫的“救世”思想里找到灵感，“基地”恐怖分子看了他的“基地三部曲”才为自己取了那么个名字。现在他们说，电影编剧和导演曲解了阿西莫夫。
最近，霍金在修正他的黑洞理论时说：“我要向科幻小说迷道歉，因为你们不能通过黑洞去畅游另一个宇宙。”也许，霍金的理论会被小说家、通俗电影曲解，但说通俗的好莱坞曲解阿西莫夫，把后者抬到一个科学大师的地位则有些莫名其妙。
阿西莫夫的作品数量多，质量参差。在他1992年去世时，他出版了470本著作，包括科幻小说、文学名著的注解本、打油诗等10个门类。纽约时报在他的讣闻中统计——他的头100本书花了237个月，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完成于1969年10月。接下来的100本在1979年3月完成，用了113个月，9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10本。再下来的100本用了69个月，1984年12月完成，不到6年的时间。这种生产能力就像是廉价饭馆，饭菜的味道可能不会让你满意，但大厨炒菜的速度让你惊叹。阿西莫夫的生产能力使他成为科幻小说作家最好的象征：想法多，创作速度快。阿瑟·克拉克，英国科幻小说作家，他经常会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向他诉说关于科技的种种奇思秒想，这个英国绅士以一种幽默的、恶作剧的心态这样回信：阿西莫夫先生肯定会对您的想法改兴趣，他的地址是——
提到机器人，人们经常会说到阿西莫夫那篇《活了200年的人》，主人公是个机器人，他的理想是变成和人一样的人，他活了20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改造自身的组织，争得了与人一样的权利，但他最后意识到人总是要死的，这种脆弱使人区别于机器，于是他决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