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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7-25

导语:当索尼的元老们在东京聚会纪念walkman诞生25周年时,已经派专员飞去五角大楼交涉了。完全是为了给一台索尼CD随声听拍张照片,因为这台普通的随身听在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从地下藏身点拽出来的时候,正放在AK47的旁边。

并不存在的随身听一代

1979年7月1日索尼发布的第一款随身听TPS-L2至今已经25年了,安藤国威社长在东京的聚会纪念上又一次遥想当年说:“当时的感觉是walkman这样小巧的东西竟然能够有非常好的音质表现,不过价格也是相当惊人的,当时的卖价在200美元左右,这在当时高保真度音频沿大型化道路发展趋势下,确实是独树一帜。”实际上这项当年的独树一帜和高价策略一下子造就了索尼的商业帝国,25年仅索尼一家就卖掉3亿3500万台,总共推出了1100款机型。“除了私人轿车、个人电脑和手机之外,在20世纪下半页,再也找不出来比随身听更普及的个人消费品了”,《行业标准》杂志在随身听20年时评论道。而“Walkman”这个人造英语也被牛津词典收录,成为了便携式音频播放器代名词。

当80年代初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模仿纽约皇后区的街头青年们,总要扛个四喇叭的大录音机,甚至在《终结者2》中为了还原80年代的少年朋客状态,也要给雅马哈125摩托配台公文包状的播放器。而在米高梅1983年出品的最早一代黑客电影《战争游戏》中,少年主人公居然利用从抽屉里面无意中找到的Walkman,利用记录模拟声音而破解电子门锁。Walkman理念正如盛田昭夫在1979年描绘的“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听音乐”那样,但却没有人将Walkman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体。《滚石》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随身音乐播放方式对70年代后音乐影响的探讨,在他们看来80年代的迪斯科舞曲,90年代初期的各类金属音乐,以及90年代后期的说唱乐的汹涌,都是各类随身听泛滥造成的。因为不论Walkman还是轿车内的音响,都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内播放音乐,而迪斯科、金属和说唱恰恰拥有重节奏的旋律,能够适应在各种噪杂的环境中实现个人的聆听。这种观点恰恰成为了古典音乐工作者们解释近20年来古典音乐市场低迷的好理由。老一代乐评人宝斯特·法夫斯曾经在一本小册之中写道:“披头士和滚石造就的流行音乐在60年代已经让传统音乐人从艺术工作者在经济上沦为蓝领工人了,80年代后的Walkman所带来的个人化音乐,最终只会养活一些巨星大腕,对于传统音乐匠人而言,这种冲击远比90年代东欧音乐艺人占领法国街头艺术市场要紧迫的多。”

而Walkman也曾经被消费学者视作20世纪末流行的所谓个性化消费的启蒙,因为在随身听出现之前,个人消费音乐更多的是在家中静默的听录音机,或者去现场看演出,虽然流行音乐已经是一场群体的个人文化,但是在听的时候依旧需要考虑周围环境。而Walkman的随身性恰恰满足了个人化音乐的技术要求。《商业谎言:个性化的催化剂》中曾经引述过一篇论文,其中写道:“60年代的时尚是骑上袖珍摩托去郊外,总会有一两个人带吉他或者收音机,将群体性的娱乐进行到底。但是在20世纪末,新一代年轻人似乎都患上了孤僻症。”音乐成为了商业倡导个性化消费的突破口,随身听概念从最初的磁带演变到CD,此后MD的小范围流行无法阻挡MP3的世界潮流。而手机的流行也被技术产品分析界看作Walkman流行后随身概念的延续。《搅拌机》杂志曾经提出过“随身听一代”的概念,试图用Walkman类音乐播放工具来总结20世纪最后20年的流行音乐界,但是《搅拌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随身听概念在这20年中变化太大了,用磁带Walkman的老一代人很多都已经是祖父级的人物了,而听MP3的还大部分是毛头小伙子。而更大的变化在于这20余年间的音乐风格和每个时代的年少轻狂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就如同艾兰·迪斯特在那本《摇滚年代》中写的:“越来越多的摇滚流派,就如同越来越多品牌的啤酒和越来越多型号的随身听一样,商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我看来,任何时间跨度超过10年的东西都会产生年龄的代沟,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听猫王或者鲍勃·迪伦呢。”即便曾经在国内流行一时的“打口一代”概念,也仅仅能够涵盖依靠费损CD来弥补前辈们与国际流行音乐30年的缺课。


拿着21世纪的随身听生活在70年代

尽管索尼抢夺了磁带随身听和CD随声听的先机,但是在数码时代刚刚萌芽阶段,索尼和若干日本电器巨头们都犯了迷糊。需要特别磁带介质且依赖于压缩的MD随身听成为了当时主流Walkman数码化的方向。而当韩国世韩在1998年推出世界第一个MP3播放机MP MAN MPF 10之后,美国帝盟模仿设计的RIO系列一夜之间红遍全球。随着MP3在网络上的流行,对应的MP3随身听渐渐被大众追捧,并形成一股对Walkman、CD、MD等传统随身听取而代之的趋势。在苹果拿出外形亮丽的iPod之后,超大容量MP3播放机的潮流风起云涌,就连为了推行MD而一贯抵制MP3的索尼,也不得不在Walkman25周年纪念前拿出自己的NW-HD1来追赶MP3潮流。

一时间苹果与索尼的口水仗铺天盖地,索尼推出20GB硬盘随身听时,称其容量超过了苹果40G硬盘的10000首歌,达到了13000首。就连一贯强调极客风度的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也站出来批评索尼的NW-HD1说道:“那简直是70年代的音质加21世纪的数码,这令我想到小时候有个邻居通过安装很多豪华附加设备的方法来将一辆大众甲壳虫改造成宝石捷,结果只得到了一辆更丑的甲壳虫。”实际上索尼的13000首歌曲是基于该公司ATRAC3格式48Kbps的采样率计算出来的,而苹果公司的10000首歌曲是基于ACC压缩格式128Kbps的采样率计算出来的。显然,如果在索尼的20GB硬盘随身听上储存与苹果相同的格式,它的储存量只有苹果40GB iPod的一半。苹果公司硬件产品市场经理格雷戈·加斯韦南对此大加指责:“索尼在玩市场技术策略的小把戏,存储更多的歌固然好,但是充满杂音的压缩格式只能误导消费者,ATRAC3 48Kbps音乐的效果跟CD差得远。如果将采样率降到64Kbps,20GB的iPod就可以存储10000首歌,如果降到最低的16Kbps,还能存储40000首歌。但我们决不会在广告上用这些不实际的数字欺骗消费者。”《华尔街日报》总是对这种国际巨头企业正面交锋最感兴趣,他们的记者不停的穿梭于双方的高层间采访,索尼的副总裁托德·施韦德放出话来:“Walkman一直是消费者随身音乐的选择”,而苹果则回应道:“索尼只不过是只会一招半式的菜鸟”。

不过苹果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嫌疑,因为苹果目前使用的也是一种间断取样的音乐压缩技术,尽管iTunes上的音乐能达到蒙蔽听觉的128Kb/s秒的采样率,但与CD的采样率1378Kb/s相比差距巨大。Stereophile的编辑韦斯·菲利普斯作了个很恰当的比喻:“在iPod听iTunes下载的音乐就如同拿着21世纪的设备却生活在70年代。”


数字音乐时代的灌水者:满足耳朵的贪婪

主流的Hi-Fi杂志一律对iPod这类MP3随声听的声音效果大加指责,但是这并不妨碍iPod每周数百万台的全球销量。《连线》杂志在一篇《没了MP3下载就不要提随身听》的文章中写道:“也许是人类的基因使非理性的收集音乐成为了生理需要。如果你每周在苹果的iTunes在线音乐商店花销2000美元,千万不要难过。因为你不是唯一为音乐破费的人。算上通货膨胀,这个数字差不多也是19世纪90年代的人们每周在留声机唱片上的花费。”

实际上一群“数字音乐时代的灌水者”正在悄然形成,依靠各种P2P交换软件,全球的音乐灌水者们走到了一起。如同国内80年代翻录狂潮一样,全球的MP3痴迷者们已经不再掩饰免费旗号下的半地下身份,毫不犹豫的从音乐超市购买各种CD,然后压缩成MP3格式之后再退货。借鉴于摄像头在拍照手机上的成功应用,MP3随身听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摄像头和彩色FIT屏,拍下专辑的歌词和封面,边听边看歌词成为了数字音乐时代灌水者的下一个心愿。《滚石》杂志调侃道:“不论在爵士布鲁斯的岁月,还是摇滚蒸蒸日上的年代,或者舞曲与说唱的短暂辉煌期,这个世界总是有一群人在尽最大可能收集唱片,不论唱片是黑胶、磁带、CD,还是MP3的,这群人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满足他们耳朵的贪婪就可以。”

影响耳朵接触史的三个人

安德烈亚斯·帕维尔和Walkman
德国发明家安德烈亚斯·帕维尔原本可以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人物的,身为立体声发烧友的帕维尔本应该成为随声听之父,他在1977年就把大音响缩小化,以“便携式录音高保真小型再现系统”为名提出专利申请,并在1978年3月在英国也取得了专利。但是帕维尔仅仅停留在样品阶段,并没能将它们推向市场。2年后索尼对同一技术加以改进,于是出现了之后兴旺四分之一世纪的Walkman。而帕维尔也对索尼展开了25年之久的诉讼,终于在57岁的时候拿到了数百万英镑的协议调解费。目前帕维尔在米兰工作,在拿到了索尼的钱后,准备接着起诉苹果,他说道:“苹果的iPod播放器也属随身听,即便是数字化后裔也得承认我这个随身听之父。”

肖恩·范宁(Shawn anning)和Napster
在1997年前,肖恩·范宁还是波士顿东北大学的普通学生,仅仅懂得一点Unix服务器源码和基础的Windows编程,在他的室友不停抱怨在互联网上低效的MP3音乐链接时。肖恩·范宁朦胧之中想出了P2P点对点数据交换的技术原理,于是众人捡柴思想下的Napster在1999年诞生了。在2000年辍学后的肖恩·范宁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和《行业标准》等商业刊物的封面人物,因为Napster的出现已经跨过了盗版与反商业的门槛,从法理上重重的给了五大唱片巨头一拳。但是此后的法庭败诉令Napster苦苦挣扎了一年,断断续续的停运与被贝塔斯曼收购的噩梦,最后令Napster在2002年9月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但是Napster所开创的网络音乐私人交换制度,成为了音乐大规模走向网络的催化剂,BitTorrent、Overnet、Seti、Jabber、Gnutella、Freenet等P2P软件作为接替者,开始了后Napster时代。而好莱坞电影《偷天陷阱》更是拿肖恩·范宁和Napster打岔,编剧们设计肖恩·范宁的室友才是Napster的真正作者,而这位原作者当黑客去偷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Napster之父,顺便当一次《连线》杂志封面人物过过瘾。

史蒂夫·乔布斯和iPod
硅谷狂夫史蒂夫·乔布斯早已经被视作70年代的唯一硅谷精神的遗产了,在苹果电脑之外,乔布斯这位颇具70年代情怀的音乐爱好者,拿出来了MP3音乐播放里程碑意义的iPod。随身携带10000首歌曲成为了苹果的口头禅,配合99美分一首歌的iTunes,成为了越来越多数码一代们在2003年给自己的礼物。而中国的中年人们更喜欢往iPod里面灌相声。乔布斯在接受一次英国媒体集体访问时突然大吼道,“iPod就是数字时代的Walkman。”

导语:当索尼的元老们在东京聚会纪念walkman诞生25周年时,已经派专员飞去五角大楼交涉了。完全是为了给一台索尼CD随声听拍张照片,因为这台普通的随身听在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从地下藏身点拽出来的时候,正放在AK47的旁边。

并不存在的随身听一代

1979年7月1日索尼发布的第一款随身听TPS-L2至今已经25年了,安藤国威社长在东京的聚会纪念上又一次遥想当年说:“当时的感觉是walkman这样小巧的东西竟然能够有非常好的音质表现,不过价格也是相当惊人的,当时的卖价在200美元左右,这在当时高保真度音频沿大型化道路发展趋势下,确实是独树一帜。”实际上这项当年的独树一帜和高价策略一下子造就了索尼的商业帝国,25年仅索尼一家就卖掉3亿3500万台,总共推出了1100款机型。“除了私人轿车、个人电脑和手机之外,在20世纪下半页,再也找不出来比随身听更普及的个人消费品了”,《行业标准》杂志在随身听20年时评论道。而“Walkman”这个人造英语也被牛津词典收录,成为了便携式音频播放器代名词。

当80年代初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模仿纽约皇后区的街头青年们,总要扛个四喇叭的大录音机,甚至在《终结者2》中为了还原80年代的少年朋客状态,也要给雅马哈125摩托配台公文包状的播放器。而在米高梅1983年出品的最早一代黑客电影《战争游戏》中,少年主人公居然利用从抽屉里面无意中找到的Walkman,利用记录模拟声音而破解电子门锁。Walkman理念正如盛田昭夫在1979年描绘的“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听音乐”那样,但却没有人将Walkman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体。《滚石》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随身音乐播放方式对70年代后音乐影响的探讨,在他们看来80年代的迪斯科舞曲,90年代初期的各类金属音乐,以及90年代后期的说唱乐的汹涌,都是各类随身听泛滥造成的。因为不论Walkman还是轿车内的音响,都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内播放音乐,而迪斯科、金属和说唱恰恰拥有重节奏的旋律,能够适应在各种噪杂的环境中实现个人的聆听。这种观点恰恰成为了古典音乐工作者们解释近20年来古典音乐市场低迷的好理由。老一代乐评人宝斯特·法夫斯曾经在一本小册之中写道:“披头士和滚石造就的流行音乐在60年代已经让传统音乐人从艺术工作者在经济上沦为蓝领工人了,80年代后的Walkman所带来的个人化音乐,最终只会养活一些巨星大腕,对于传统音乐匠人而言,这种冲击远比90年代东欧音乐艺人占领法国街头艺术市场要紧迫的多。”

而Walkman也曾经被消费学者视作20世纪末流行的所谓个性化消费的启蒙,因为在随身听出现之前,个人消费音乐更多的是在家中静默的听录音机,或者去现场看演出,虽然流行音乐已经是一场群体的个人文化,但是在听的时候依旧需要考虑周围环境。而Walkman的随身性恰恰满足了个人化音乐的技术要求。《商业谎言:个性化的催化剂》中曾经引述过一篇论文,其中写道:“60年代的时尚是骑上袖珍摩托去郊外,总会有一两个人带吉他或者收音机,将群体性的娱乐进行到底。但是在20世纪末,新一代年轻人似乎都患上了孤僻症。”音乐成为了商业倡导个性化消费的突破口,随身听概念从最初的磁带演变到CD,此后MD的小范围流行无法阻挡MP3的世界潮流。而手机的流行也被技术产品分析界看作Walkman流行后随身概念的延续。《搅拌机》杂志曾经提出过“随身听一代”的概念,试图用Walkman类音乐播放工具来总结20世纪最后20年的流行音乐界,但是《搅拌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随身听概念在这20年中变化太大了,用磁带Walkman的老一代人很多都已经是祖父级的人物了,而听MP3的还大部分是毛头小伙子。而更大的变化在于这20余年间的音乐风格和每个时代的年少轻狂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就如同艾兰·迪斯特在那本《摇滚年代》中写的:“越来越多的摇滚流派,就如同越来越多品牌的啤酒和越来越多型号的随身听一样,商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我看来,任何时间跨度超过10年的东西都会产生年龄的代沟,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听猫王或者鲍勃·迪伦呢。”即便曾经在国内流行一时的“打口一代”概念,也仅仅能够涵盖依靠费损CD来弥补前辈们与国际流行音乐30年的缺课。


拿着21世纪的随身听生活在70年代

尽管索尼抢夺了磁带随身听和CD随声听的先机,但是在数码时代刚刚萌芽阶段,索尼和若干日本电器巨头们都犯了迷糊。需要特别磁带介质且依赖于压缩的MD随身听成为了当时主流Walkman数码化的方向。而当韩国世韩在1998年推出世界第一个MP3播放机MP MAN MPF 10之后,美国帝盟模仿设计的RIO系列一夜之间红遍全球。随着MP3在网络上的流行,对应的MP3随身听渐渐被大众追捧,并形成一股对Walkman、CD、MD等传统随身听取而代之的趋势。在苹果拿出外形亮丽的iPod之后,超大容量MP3播放机的潮流风起云涌,就连为了推行MD而一贯抵制MP3的索尼,也不得不在Walkman25周年纪念前拿出自己的NW-HD1来追赶MP3潮流。

一时间苹果与索尼的口水仗铺天盖地,索尼推出20GB硬盘随身听时,称其容量超过了苹果40G硬盘的10000首歌,达到了13000首。就连一贯强调极客风度的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也站出来批评索尼的NW-HD1说道:“那简直是70年代的音质加21世纪的数码,这令我想到小时候有个邻居通过安装很多豪华附加设备的方法来将一辆大众甲壳虫改造成宝石捷,结果只得到了一辆更丑的甲壳虫。”实际上索尼的13000首歌曲是基于该公司ATRAC3格式48Kbps的采样率计算出来的,而苹果公司的10000首歌曲是基于ACC压缩格式128Kbps的采样率计算出来的。显然,如果在索尼的20GB硬盘随身听上储存与苹果相同的格式,它的储存量只有苹果40GB iPod的一半。苹果公司硬件产品市场经理格雷戈·加斯韦南对此大加指责:“索尼在玩市场技术策略的小把戏,存储更多的歌固然好,但是充满杂音的压缩格式只能误导消费者,ATRAC3 48Kbps音乐的效果跟CD差得远。如果将采样率降到64Kbps,20GB的iPod就可以存储10000首歌,如果降到最低的16Kbps,还能存储40000首歌。但我们决不会在广告上用这些不实际的数字欺骗消费者。”《华尔街日报》总是对这种国际巨头企业正面交锋最感兴趣,他们的记者不停的穿梭于双方的高层间采访,索尼的副总裁托德·施韦德放出话来:“Walkman一直是消费者随身音乐的选择”,而苹果则回应道:“索尼只不过是只会一招半式的菜鸟”。

不过苹果也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嫌疑,因为苹果目前使用的也是一种间断取样的音乐压缩技术,尽管iTunes上的音乐能达到蒙蔽听觉的128Kb/s秒的采样率,但与CD的采样率1378Kb/s相比差距巨大。Stereophile的编辑韦斯·菲利普斯作了个很恰当的比喻:“在iPod听iTunes下载的音乐就如同拿着21世纪的设备却生活在70年代。”


数字音乐时代的灌水者:满足耳朵的贪婪

主流的Hi-Fi杂志一律对iPod这类MP3随声听的声音效果大加指责,但是这并不妨碍iPod每周数百万台的全球销量。《连线》杂志在一篇《没了MP3下载就不要提随身听》的文章中写道:“也许是人类的基因使非理性的收集音乐成为了生理需要。如果你每周在苹果的iTunes在线音乐商店花销2000美元,千万不要难过。因为你不是唯一为音乐破费的人。算上通货膨胀,这个数字差不多也是19世纪90年代的人们每周在留声机唱片上的花费。”

实际上一群“数字音乐时代的灌水者”正在悄然形成,依靠各种P2P交换软件,全球的音乐灌水者们走到了一起。如同国内80年代翻录狂潮一样,全球的MP3痴迷者们已经不再掩饰免费旗号下的半地下身份,毫不犹豫的从音乐超市购买各种CD,然后压缩成MP3格式之后再退货。借鉴于摄像头在拍照手机上的成功应用,MP3随身听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摄像头和彩色FIT屏,拍下专辑的歌词和封面,边听边看歌词成为了数字音乐时代灌水者的下一个心愿。《滚石》杂志调侃道:“不论在爵士布鲁斯的岁月,还是摇滚蒸蒸日上的年代,或者舞曲与说唱的短暂辉煌期,这个世界总是有一群人在尽最大可能收集唱片,不论唱片是黑胶、磁带、CD,还是MP3的,这群人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满足他们耳朵的贪婪就可以。”

影响耳朵接触史的三个人

安德烈亚斯·帕维尔和Walkman
德国发明家安德烈亚斯·帕维尔原本可以成为音乐史上的一个人物的,身为立体声发烧友的帕维尔本应该成为随声听之父,他在1977年就把大音响缩小化,以“便携式录音高保真小型再现系统”为名提出专利申请,并在1978年3月在英国也取得了专利。但是帕维尔仅仅停留在样品阶段,并没能将它们推向市场。2年后索尼对同一技术加以改进,于是出现了之后兴旺四分之一世纪的Walkman。而帕维尔也对索尼展开了25年之久的诉讼,终于在57岁的时候拿到了数百万英镑的协议调解费。目前帕维尔在米兰工作,在拿到了索尼的钱后,准备接着起诉苹果,他说道:“苹果的iPod播放器也属随身听,即便是数字化后裔也得承认我这个随身听之父。”

肖恩·范宁(Shawn anning)和Napster
在1997年前,肖恩·范宁还是波士顿东北大学的普通学生,仅仅懂得一点Unix服务器源码和基础的Windows编程,在他的室友不停抱怨在互联网上低效的MP3音乐链接时。肖恩·范宁朦胧之中想出了P2P点对点数据交换的技术原理,于是众人捡柴思想下的Napster在1999年诞生了。在2000年辍学后的肖恩·范宁一夜之间成为了《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和《行业标准》等商业刊物的封面人物,因为Napster的出现已经跨过了盗版与反商业的门槛,从法理上重重的给了五大唱片巨头一拳。但是此后的法庭败诉令Napster苦苦挣扎了一年,断断续续的停运与被贝塔斯曼收购的噩梦,最后令Napster在2002年9月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但是Napster所开创的网络音乐私人交换制度,成为了音乐大规模走向网络的催化剂,BitTorrent、Overnet、Seti、Jabber、Gnutella、Freenet等P2P软件作为接替者,开始了后Napster时代。而好莱坞电影《偷天陷阱》更是拿肖恩·范宁和Napster打岔,编剧们设计肖恩·范宁的室友才是Napster的真正作者,而这位原作者当黑客去偷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Napster之父,顺便当一次《连线》杂志封面人物过过瘾。

史蒂夫·乔布斯和iPod
硅谷狂夫史蒂夫·乔布斯早已经被视作70年代的唯一硅谷精神的遗产了,在苹果电脑之外,乔布斯这位颇具70年代情怀的音乐爱好者,拿出来了MP3音乐播放里程碑意义的iPod。随身携带10000首歌曲成为了苹果的口头禅,配合99美分一首歌的iTunes,成为了越来越多数码一代们在2003年给自己的礼物。而中国的中年人们更喜欢往iPod里面灌相声。乔布斯在接受一次英国媒体集体访问时突然大吼道,“iPod就是数字时代的Walkman。”

2004-07-05

导语:“比尔·盖茨还是极客吗”,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在每年一次的封闭智囊聚会上说道。

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每年都会搞一个为期3天的封闭智囊聚会,他的研讨会每年都能找来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人参与,然后再找上更多的愿意花钱入场与这些核心圈子交流的人。“谁是真正的极客”,成为了今年的话题,而著名畅销书《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沃伦·本尼斯应该最有发言权,他说道:“google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才是新一代极客的代表,而盖茨似乎在从极客(GEEK)往怪杰(GEEZER)方向退化。”

在沃伦·本尼斯看来1945-1954年这二战后的十年称为“受限的时代”,也就是目前70岁以上的这写怪杰们的时代,战后的繁荣与冷战阴云的熏陶造就了这代人的价值和管理观念。而被列为极客的年轻人们则没有那么复杂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业和互联网业为这代人带来了新的竞争者和管理方式,正如本尼斯在书中说的那样,“这一代人几乎在无数的可能性中窒息”,在他看来这一代的极客们迅速成为商业英雄,却又那样的昙花一现。于是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经典名言,“伟人已死,组织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联合体式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个人拉长了的身影。”

而当与比尔·盖茨一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不断出现在探索频道或者国家地理节目中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怀疑保罗·艾伦还是不是可以划归极客范围了,因为真正的极客是不可能整天花精力在建设超级私人游艇,或者亲自动手参与私人航天项目的,更不会见到一个极客整天为自己购买的篮球和橄榄球队喜形于色。如果相比保罗·艾伦,盖茨还是具有很多极客风格,低调与依旧充满创新性这些极客的特色,但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眼中,盖茨却又不能算是合格的极客了。因为不论从年龄和事业状态上看,盖茨恰恰被夹在了极客和怪杰中间。所有经历90年代偶像论的年轻人都对自己发出了疑问,“盖茨,您还是青年导师吗”。

6月2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将封面给了来华访问前的盖茨,《如何在中国赚钱,又如何失去它》这样的标题俨然不如内文《微软的文化大革命》来的痛快。《新闻周刊》的记者萨拉·斯嘉弗写道:“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微软,都听说过盖茨,那又怎么样呢,大家依旧用盗版来与微软进行亲密接触”。实际上盖茨的光辉形象和曾经的思想标杆作用正在悄悄被消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内摇滚大爷崔健的身上找到盖茨的侧影。都是开创各自领域的先河,盖茨在70年代末开创了个人电脑的软件先河以及商业软件授权这种聚宝盆模式,而崔健则在80年代用摇滚给大家洗了脑,都在经历50岁前后的不惑,而关键的是他们曾经被奉若精神偶像的时代,正在消失。打碎旧神像树立新偶像的时代趋势无可避免的附加在他们身上。因为新一代的孩子们已经不再把当世界首富或者硅谷神童这样的梦想列入可行范围了。

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甲骨文老板拉里·埃利森曾经预言的硅谷中年危机,因为包括“坏孩子”拉里·埃利森、浏览器金童马克·安德森、SUN的最后一位船长麦克尼利在内的若干盖茨的昔日对手,都不再是典型的极客年龄段了,甚至已经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而同时比尔·盖茨却依旧保持着足够的关注度,从昔日被往脸上扣蛋糕,到愚人节新闻中的被刺杀,甚至去年8月破坏力惊人的冲击波病毒中,病毒制造者在病毒中写道:“比尔·盖茨先生,你为什么要暴露这样的漏洞?别光顾着挣钱了,好好修正你的软件吧”。这种反盖茨的调侃已经不再是反对全球化极端分子的行为,深受朋客浪潮洗礼的一代已经不再迷信偶像了,他们要跟昔日偶像逗逗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