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三分之一，而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技术研发是最重要的差距”，经济学者张欣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电器企业在DVD、背投电视等方面掌握的技术，都是90年代逐步从日本获得的，但是这种获得以后未必还会有，我们不自己研发几乎没有出路了。这就像50年代的航空制造一样，在抗美援朝中获得的米格15和米格19虽然当年很先进，但是60年代当没有新技术输出给我们时，整个70年代天空上只能用不断改进50年代的技术应付。”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6%，现在这个数字增长到1.1%，而所有的研发资金来源中，只有39%来自政府，而61%都是企业行为。而2001年10月11日，曾经进行过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科技统计调查，结果2000年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个百分点。这个投入强度虽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却仅相当于一个微软加一个英特尔。企业替代政府承担新技术产品研发载体，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夏新研究院的院长李晓忠解释道：“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有它天然的优越条件。企业位于市场最前端，灵感来源于需求，企业从一开始便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占据了先机，争当新技术需求的最先捕获者；其次，企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下，有内发的巨大动力使它自然而然的成为新技术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出资者；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保证研发的持续性，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坚持不懈的投入至关重要。”

英国《金融时报》的西蒙不久前在《微软创新走老路 》的文章中对于微软研究院所引发的研究院现象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上个世纪60年代杜邦、通用电气、施乐、葛兰素等企业都通过专门研究院的方式在商业和技术上突破，但是80年代思科、甲骨文、英特尔和诺基亚却并没有依靠自己研究的方式，而是靠收购，同样取得了类似的商业成果。而目前全球只有微软特立独行的在使用60年代的招募科学家模式。譬如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吉姆·格雷正在忙于将世界各地的天文学数据库连接起来，构成他所称的世界望远镜，这项技术看似与微软的具体产品并没有具体关系，但是却在为20年后的大型分布式计算系统积累经验。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告诉记者：“有的企业在进行前端研究，譬如微软和IBM，而还有的企业在将这些前端技术转移给大家，那就是爱立信，而还有一些企业在此后会把这些技术想法设法做成新产品，夏新等企业将会承担这样的角色。”李晓忠解释道：“国内的企业都已经注意到技术积累这个问题，但是具备研发气质的却并不多，即使是相同量级的企业、环境相同的企业，所作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企业可能觉得投入研发方面太多资金是不合算的。甚至很多企业依旧寄希望于走10年前的完全模仿路线。只有成立研究院这样的专业机构，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被动现状。”

实际上与国际的企业研究院相比，国内这波研究院热潮更趋向于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工程院，而不是国际上简单意义的纯研究机构。经济学者张欣则认为国内研究院走工程院路线是折衷的趋利策略，因为像夏新、春兰这样的企业去投入大量财力精力去研发10年后的技术并不现实，而着眼于三至五年的技术更具有经济效益。不久前约翰·科特撰写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研究传记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因为松下在50年前的景象与今日国内很多电子类企业非常的相向，约翰·科特这位哈佛商学院领导学讲席教授创造了“商业领袖与技术人文主义者”的概念，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读书版编辑的采访时说道：“”松下代表了这50年日本企业保持强大竞争力的原因，尽管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仍然瞧不起来自远东的商业人士，但是这些东方商人却给西方现代企业提供了不同的案例样板，我没有看到松下有类似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那样的能力，但是却看到他们对于实用前端技术的强大改良能力”。

此前采访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张宏江时，他也提到了开发中的实际效用问题，他告诉记者：“当神州五号上天时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在美国的儿子，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类似的兴奋，他们在美国感觉发射载人飞船升空，是很平常的并不新奇的技术，但是却并没有意识到航天技术的非派他竞争性。这就是我们今日做企业研究院的初衷。”哈佛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亨利·切斯布洛的新书《开放式的创新》，其中有一章亨利·切斯布洛特别探讨的企业研究院问题，在他看来，美国的企业研究院更多的承担了斯坦福大学这类理工院校的职责，而亚洲的企业研究院则更像大学里面的技术小组。夏新研究院的院长李晓忠并不像很多研究院那样避讳非研究院而是工程院的看法，他说道：“工程院是出成果的地方，没有研究院这类机构的基础技术提供是不可能存活的，但是国内企业是很难有实力作即作研究院又作工程院的复合研究开发的，所以做工程性质的研究院更适合现实需要。”

而在《约翰·科特眼中的松下幸之助》这本书中则在企业研究院以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松下创办的日本工业设计奖在技术设计领域颇有声誉，被视为像诺贝尔奖那样富有理想和人文色彩，但却又充满技术味道。尽管管理学者费劲笔墨将松下幸之助描绘成一位管理企业的专家，但是当1961年《时代》杂志采访松下幸之助时，松下却对《时代》记者说：“我想研究人性”。经济学者张欣解释道：“正是始托于研究技术本身的工业产品设计奖项，大大的激发了企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人的设计潜力，这远非一种激励机制那么简单，就如同现如今抱着电脑试图做点什么的年轻人一样，20年前，抱着创造点什么新奇玩意的想法，无数人走向了这条工业产品设计之路。研究决不是一个企业推动那么简单，研发的气质是一个社会的趋向问题。”

4月8日11点20分，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右2）同夏新总裁李晓忠（右1），以及爱立信移动平台公司副总裁Bjorn Ekelund（左2）和爱立信中国公司副总裁Swen Nilsson（左1）在上海张江夏新研究院启动仪式之后与记者进行了小范围的交流，这几个问题，居然成为了杨迈最后的回答。在记者交流之前，10点10分杨迈以及AMD副总裁郭可尊一起作为嘉宾参与了夏新研究院的启动仪式。当时主持人请爱立信代表致词，似乎原计划是杨迈先生发言，但杨迈非常客气的请从总部过来的Bjorn Ekelund去讲台。而在11点10分开始的记者交流中杨迈先生的精神很好，回答了不少问题。中午杨迈一行还在张江的一处餐厅与李晓忠先生同进午餐。可是9个小时之后却听到了噩耗，作为最后采访杨迈先生的记者，仅表示哀悼。

时间：2004年4月8日11点10分

记者：夏新的3C融合准备重点放在哪个“C”上面？

李晓忠先生：我认为3C技术在过去的十年内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当3C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融合趋势。新的融合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技术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市场。夏新3个“C”都要做，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可以说，目前夏新在通讯领域最为活跃，而今后的3C产品会包括手机、消费电子、多媒体业务、PDA手机，我认为PDA手机是3C融合技术的代表性产物。

杨迈先生：我们在3C领域的通讯领域方面肯定是能给夏新做出贡献的。爱立信公司本身是通讯领域的领先公司，这个公司涉足手机领域已经达125年之久。就手机业务来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做手机了。这显示当时我们已经在手机领域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虽然在过去几年我们的手机业务转换了经营模式，把整机部门与索尼公司进行合资，但这并不影响爱立信公司的技术水平，因为手机的核心技术还是在爱立信公司保留了下来,并且爱立信在移动技术方面立志要始终保持领先。在此，我们非常高兴将夏新公司加入合作伙伴行列，使我们能够共同发展。目前我们已经初显成功结果，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成功。而且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是非常符合爱立信在中国的策略，就是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

记者：爱立信与夏新的合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开始？合作到什么程度？

杨迈先生：我们目前的产品是基于一年以前就开始合作，2.5G手机已经开始出成果了。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更新的合作。就象我们已经结婚了一样，我们的合作会深入发展，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发展，我们双方会继续紧密地合作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夏新不成功的话，我们也不会成功。

记者：在中国与国际上，爱立信还有与其它厂商的技术合作吗？

杨迈先生：我们与索尼的合资企业索尼爱立信在中国有其它业务，两年前在2G手机方面与TCL有过合作。在国际上，EMP与LG、SHARP等公司均有合作。

记者：正象你们所说，爱立信公司拥有核心技术，那么与爱立信合作的夏新公司准备如何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次核心技术。

杨迈先生：与夏新合作是与其它合作伙伴一样，我们把专业技术与业务能力投入到夏新公司。与索尼的合作不同，我们当时把整机部门都剥离出来，而与AMOI合作仅仅是把先进的技术与专业能力转移到合作伙伴。

记者：为什么选择把研究院设在上海？与厦门、南京两地相比，夏新在上海的研发机构是不是规模最大？

李晓忠先生：上海这两年发展很好，特别张江是一个适合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环境，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地点。在张江已经形成很强的产业聚集的效果，夏新在上海已有200多人的研发基础，今天研发大楼也已正式启用。夏新未来在张江的投入会更多，希望所做的投入能使夏新在技术上更强大起来。除了在上海张江以外，我们在厦门、南京都有研发机构。厦门的研发机构规模现在会比张江大一些，但相信上海的发展速度会更快。

记者：夏新将要开发的SMARTPHONE是基于什么平台？爱立信会在具体什么技术上做支持？

李晓忠先生：DA6是我们与爱立信合作的第一款产品，是一款旋转屏设计的照相手机，是2.5G的产品。今后在多媒体手机方面爱立信公司会给我们比较多的支持，夏新在这方面还会再努力。夏新的智能化手机现在还在研发当中，至于手机操作系统我们可以选取性价比最高的，我认为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杨迈先生：毫无疑问，我们会携同合作伙伴夏新紧紧拥抱3C产品，今后AMOI生产的手机产品会集娱乐、通信与IT于一体。为了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们会将我们拥有的平台技术置入夏新产品中，使之以更好的创造力和更强大的处理系统，来开发更吸引人的手机产品。谈到智能手机，爱立信可以帮助夏新公司开发智能手机，使之能在诸如微软等操作系统下进行顺利运作。

实际上欧洲人对于用游戏来模拟飞行热情最大，这从参加此次电子模拟飞行竞技邀请赛的队伍就能够看出来，俄国和德国队甚至配备了统一的队服。“请不要忽视电子飞行爱好者的数量和热情”，国际航联常务主席迪·奥里恩斯说道：“依靠游戏来模拟飞行由来已久，但是将其上升到竞技比赛这还是第一次。”殊不知早在2003年11月28日，电子竞技已经被国家体育总局册封为了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在此之后曾经的被卫道士们冠以电子海洛因的游戏一夜之间成为了竞技，因为有了合法的身份，所有人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俄国队的维克特·萨沙侬利非常惊奇主办方对于电子竞技的态度，他告诉记者：“我参加欧洲的电子飞行比赛从没有看到过体育官员的参与，除了欧洲每年飞行模拟比赛外，还会有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和电子竞技职业联盟的比赛，但是这些比赛实际上都是商业赛事，没想到中国的体育界能够认识到这也是一项运动。”

搭电子竞技的快车

如果追溯电子竞技历史的话，早在1986年美国ABC频道的一次智力竞赛的直播上，通过电视直播两个孩子间比试玩任天堂游戏机，被很多人视为电子竞技的一次电视开始。而此后电子竞技的真正高潮要归咎于约翰·卡马克和约翰·罗梅洛在1994年开创的《doom》时代。《电子游戏月刊》编辑汤姆森早在2001年就曾经撰写过电子竞技的研究文章，在他看来电子竞技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汤姆森写道：“90年代孩子们在后院比赛玩电子游戏并没有被视为什么竞赛，而5年后曾经的孩子开始步入商业界时，他们同时带上了自己喜爱的游戏去办公室，而他的老板则认为这是项有利可图的生意。电子竞技就是这样被启动的，而商业组织者们并不喜欢还称呼这是游戏，于是就出现了电子竞技这样的新名词。”

如果与法国人组织的电子竞技世界杯、美国的电子竞技职业联盟和韩国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相比，武汉电子飞行国际竞赛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国际航联常务主席和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主任赵明宇的出现，更加为其蒙上了体育运动的色彩，在采访中赵明宇始终强调这不是一项游戏，而是一项竞技运动。国际航联常务主席迪·奥里恩斯具体解释道：“国际航空联合会组织全球性的飞行竞赛活动，不仅仅包括特技飞行、滑翔赛、热气球这些搭载驾驶者的飞行，也包括遥控模型和最新出现的电子模拟飞行。而电子模拟飞行之前国际航联还没有组织过类似比赛，这次是以体育形势介入电子模拟飞行的第一次”。但参赛的几只欧洲队伍却战绩丰富，俄国队的维克特·萨沙侬利告诉记者说：“我们俄国队是全欧洲的冠军，每年欧洲的电子飞行爱好者都会参加一系列比赛，德国和俄国都有国家内部自发组织的积分制联赛。如果说模拟飞行与其他游戏的区别的话，我认为模拟飞行更加专业，我只把它视作自己的爱好。”

实际上电子模拟飞行竞技到底偏向于运动还是游戏，存在着颇多的争议，因为模拟飞行本身需要非常多的航空知识和飞行技巧，并不像其他游戏那样很容易上手，而如果单一的把其简单的列入运动比赛项目，结果只能是不便于推广普及这项活动。上海的电子飞行迷FA18告诉记者：“20年前我们都是迷恋于航模制作，从60年代开始中国的学校就一直在推广航空模型活动，现在看那不过是一项动手能力的运动，而电子飞行几乎是航模制作的升级，是一场大脑的运动。”

中国电子竞技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封洪是目前国内电子竞技届的风云人物，就如同操办上海F1的郁知非。封洪告诉记者：“电子竞技可以说是网络游戏的一个衍生产业，但其又独立于游戏本身，能够将观众、比赛选手和赞助商结合在一起。”电子竞技被国家体育总局的认可不仅为游戏这个年40亿元的市场上了户口，也为网吧的商业操作扶上了马。以往在网吧里玩游戏始终被各部门视作灰色地带，依然延续90年代对待游戏机房的态度来处理，然而有了电子竞技之后，在网吧玩游戏则有了竞技训练的合法解释。这无疑给了国内超过12万家的合法网吧一个发展的空间。

那群职业电子竞技者

尽管参与武汉电子飞行经济邀请赛的选手还都有各自的职业，但是并不能掩饰职业电子竞技者的出现。获得亚军3000美元的德国选手马丁·努埃克针对职业化的问题告诉记者：“尽管我还是学生，但是参加类似的电子飞行竞赛的奖金累计已经不少了，尽管还不能与其他游戏项目的职业选手相比，但至少这些奖金已经够一个选手的日常生活了。”确确的说电子飞行竞技者更适合用“半职业”来形容他们，获得季军的英国选手詹姆斯·麦卡波的职业是一位物理学研究员，其他国家代表队中甚至还有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而在电子竞技发展蓬勃的韩国，拥有200多名职业选手，依靠他们作为竞赛的核心，带动半职业和业务游戏者的加入，拥有超过3亿美元的直接消费，同时养活了1496家游戏制作公司、46882家网吧、38份游戏纸媒体、10家拥有游戏设计专业的大学、超过65家的游戏网站、以及6家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专业游戏频道。

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的数字来形容国内电子竞技的参与者，曾经组织过地区电子竞赛的张宏涛告诉记者：“数以万计的业余爱好者承担了整个电子竞技的成本，职业和准职业选手制度能够勉强运转也都是依靠网吧或者小型俱乐部的赞助，国内远没有达到韩国赞助商支持的程度。”实际上在韩国电子竞技的游戏明星效应非常明显，不仅奖金丰厚，职业电子竞技明星选手的号召力甚至不亚于影视明星。

曾经获得过一些地区电子竞技名次的赵龙实际上是目前国内准职业玩家中的代表，自从2002年获得全国总决赛前6名之后，他被旅游卫视策划的游戏节目请去，担当“游戏东西”节目的策划和技术支持，他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职业队伍收入状况并不好，仅仅勉强糊口，其中很多都来自学生或者刚刚毕业还没找工作的年轻人，未来的方向还是好的，关键看到底是把其看作事业，还是仅仅视作娱乐了。”3月的《GotFrag》上刊登了克里斯·鲍特撰写的《电子竞技：沉睡的巨人》，其中特别谈到职业玩家的问题，在他看来电子竞技为那些刚刚毕业就失业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

克里斯·鲍特对于电子竞技的评论甚至被《纽约时报》引用，在他看来目前全球电子竞技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实际上竞技体育的魅力大小在于他对于观众的吸引程度，就如同运作NFL国家橄榄球联盟或者NBA一样，但是目前电子竞技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如何吸引观众上。更多的电子竞技爱好者希望参加比赛，而不仅仅是看比赛，但是电子竞技选手们却不想自己的比赛战术公诸于世。在其他竞技体育中，你可以坐在电视机旁仔细的看对手的比赛录像，分析对手的一切。这对于传统的竞技体育不是件坏事，因为这将使竞技变得更为有趣，如果某支队伍在每次比赛中都使用相同的队员、相同的战术，比赛就将失去其号召力。而这样的变数一旦在电子竞技中生效，无疑比赛将会因为各队战术的千变万化而更具吸引力。

韩德彩：谁来模拟51年前抗美援朝的天空

1953年4月7日，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费席尔打下来的韩德彩现在已经71岁了，他从南京空军副司令员的中将位置上退休，依然酷爱飞行，本刊记者在此次电子飞行竞技赛场上专访了韩德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曾经的空军歼击机飞行员，当您看到全球那么多飞行爱好者依靠模拟游戏来体验飞行的乐趣时，您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韩德彩：在来看这次电子飞行竞技之前，我只知道民航和空军很早就依靠电脑开发了飞行训练的模拟器，但是仅仅是用来进行基础培训和飞行驾驶操作演练的。而当我看到电子飞行游戏中对于空战缠斗，以及专业飞行技巧的细节模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感。对于我这样的年岁来说，不再有可能上天飞行了，但是电子模拟至少能让我回味曾经飞行追逐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哈罗德·费席尔被俘后曾经要求见到击落他的飞行员，但他不相信是您击落的他。如果有电子模拟飞行的方式，是不是更能说服他。

韩德彩：可惜50多年前没有这样的技术来还原空战的过程，当时哈罗德·费席尔的确不相信是我打下了他。我只能依靠语言来描述当时空战中对飞行动作的记忆，并以此令他相信的。当然，如果哈罗德·费席尔也玩电子飞行模拟的话，也许我们还可以较量一下，不过不是战争，而仅仅是竞技比赛的形势。

三联生活周刊：国外很多电子飞行软件设计公司都聘请退役的飞行员来当设计顾问，希望能够依靠曾经经历历史的老飞行员来还原当年的真实感，如果有设计师找您当顾问，你会倾向于创造什么样的电子飞行感觉呢。

韩德彩：我参军首次击落对手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当时我驾驶米格15，那时候喷气式飞机之间的空战刚刚开始，虽然已经是喷气式飞机，不仅速度快，操作难度也高，但是当时双方还在都是在使用二战时期的攻击方式，也就是用机炮和机枪来空战。而以后的空战都变为了看雷达互射导弹的科技战，飞行员飞行技巧的成分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将我们那个年代称之为“最后的士兵空战”。如果有电子飞行软件设计公司要开发新项目，不妨再现那段历史，重演咱们空军战果辉煌的年代。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位空军的退役中将，您感觉电子飞行竞技的模拟对于真实飞行员的帮助能有多大呢？

韩德彩：实际上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的成本非常高，从初级教练机到喷气教练机，这中间至少要飞行200小时，然后歼击教练机还要再飞行100小时，这些飞行时间都是需要用大量的航空燃料和飞机磨损来换取的。尤其是在电子航空设备普及的今日战斗机上，培养飞行员的战术训练更加困难。我知道国外的空军早在80年代就利用电子模拟器来训练飞行员对于雷达武器等的联系，看到现在电子飞行的技术水平时，我感觉不论飞行操作感，还是战术设计，都不低于真实的飞行。只不过真实的飞行会产生过载等生理感觉，而电子飞行模拟可以让我们坐在家中，用大脑和眼睛来感受飞行罢了。

愉悦头脑的力量：飞行模拟将是第二个俄罗斯方块

专访IL2模拟飞行软件设计师奥莱格·麦戴戈斯(Oleg Maddox)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对于游戏软件开发的了解普遍来自于欧美和日本，从来没有注意到俄国的游戏开发者，请您介绍一下俄国设计师们的情况

奥莱格·麦戴戈斯：以我名字命名的Maddox Games成立于1992年，目前已经开发了40多款产品，我们不仅开发音乐、模拟飞行和3D射击游戏，还开发诸如电子地图等产品。俄国的理工科和数学人才非常多，这为开发软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80年代亚利克斯·派金道夫(Alex Pajitnov)
业余时间开发的俄罗斯方块证明了愉悦头脑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俄国软件企业开发的飞行模拟软件希望能够重现俄罗斯方块当年的成绩。不仅是因为俄制飞机在世界上有独特的位置，美国软件公司很难模拟出苏-27等飞机的驾驶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飞机，而且俄制飞机历来强调空中格斗能力，这不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如此，现在研制的新机型也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IL2这款飞行模拟软件被指定为首次全球电子飞行模拟比赛的竞赛飞行平台，为什么那么多爱好者会选择飞它呢？

奥莱格·麦戴戈斯：IL2作为一款已经出版近2年的产品，能够吸引全球的飞行爱好者来体验飞行，关键在于开发中我们试图100%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细节，不仅仅是飞机的操作和机械感本身，包括空中管理系统，以及射击和碰撞的物理损伤，都依靠3D技术得以还原。我想之所以国际航联会选择这款软件来担任第一次全球性质的电子飞行竞赛平台，是因为近两年能够忠实于飞行真实体验的软件越来越少了，英国的简氏近几年的偃旗息鼓成就了IL2。实际上中国的开发同行在技术上并不难做出类的产品，但是开发飞行模拟游戏最重要的是懂得飞行，开发者需要知道飞行中无处不在的气流影响，需要有飞行的体验。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飞行模拟游戏设计师，您认为未来的飞行模拟将会如何

奥莱格·麦戴戈斯：用无尽的3D来形容未来飞行模拟并不夸张，从技术水平看我们已经能够实现飞行中的任何场景了，并且能够满足飞行战术和特技飞行的需要了。未来的设计将会更注重团队配合，需要令飞行者更容易操作，从而能够轻松简单的体验到模拟飞行对大脑的愉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