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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1-28

导语:“id开发小组对于整个90年代之后的游戏界而言,就如同60年代的披头士”,《今日美国》的雅克布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当大卫·卡时诺撰写的id公司传记《Masters of Doom》被Gamespy节选第九章在网络上发表出来,普遍阅读贫乏的公众才留意到亚马逊书店的五月新书预告榜上躺着自己的偶像。被节选的第九章当即成了热点,德文和法文的翻译文章三天后就被拿了出来,日文的译稿甚至被刊登在当月的电玩杂志上,而国内的id追随者似乎很低调,不署名的把第九章数万字翻译出来之后就消失了,直到《Masters of Doom》的全书稿被拿到出版商桌上。

“id对于整个90年代之后的游戏界而言,就如同60年代的披头士。”《今日美国》的雅克布在一篇评论中写道:“id作为一个游戏开发公司,内部的管理和运作就像早年的摇滚乐队,约翰·卡马克与约翰·罗梅洛这两位id创立者之间,就如同披头士中的麦卡特尼和列侬。60年代的流行摇滚乐思想被id转移到了90年代的游戏上。”自从沃伦·本尼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合写的《极客与怪杰》爬上热销榜,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评论开始喜欢把90年代这些电子时代的人物统统冠以极客的头衔,就像1965年8月评论人乔布斯亚将披头士和滚石统称为打鼓弹琴的一样。但是id却并不能简单的以极客这样的概念一带而过,因为id的创立者并没有像Google的拉里·佩奇和赛吉·布林Sergey Brin那样坚持商业策略,按照雅克布的说法:“id的四位创始人约翰·卡马克、约翰·罗梅洛、艾德里安·卡马克和汤姆·霍尔,就像一个早期的摇滚乐队组合那样,坚持技术创新和追求速度的精神,而不是类似同时代的那些极客那样最终仅仅追求金钱”。他们创造的Doom和Quake早已经脱离了游戏本身,成为了一种追求厮杀与战斗的文化。

“卡马克在未来3D交互历史上绝对会占据整整一页”,国内3D图像领域最顶尖的微软研究院院长沈向洋说道。实际上卡马克独自开发的图像引擎已经是id的一项标志,从《德军总部3D》到《DOOM》和《Quake》系列,始终是在最求速度与技术进步中跌跌撞撞的冲锋,所以卡马克在2001年突然停止手头工作,动手开发载人火箭以参加民间的外太空飞行X大奖,也就并不令人惊奇了。而《DOOM》中加入的死亡竞赛对战模式,更被视为当下最热门的电子游戏竞技运动鼻祖。

如果拿id小组和披头士乐队作对比,同样都是四人组合,同样的不欢而散。这种组合模式被《大西洋月刊》称之为“20世纪效率最高的团队创作模式”,整个摇滚乐史简直就是这种组合之后分家的演进史,警察乐队之于斯汀、老鹰之于君·亨利。id内部卡马克和罗梅洛的矛盾,就像披头士中麦卡特尼和列浓那样引而不发。实际上对于60年代音乐精神的探究,已经是21世纪初最大的文化热潮,而公众可曾想过20年后,id所辉煌的90年代也会如60年代那样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文化符号被标记在技术精英的头上。

而真正令id和卡马克成为全球瞩目的公众人物还是在2000年的4月20日,这一天是希特勒的111周年生日,同时也是美国科罗拉多校园枪击案的一周年祭日。失去理性的公众在抢夺收视率的谈话节目怂恿下,将开发动作射击游戏的id推进了舆论的漩涡。这与1962年保守的英国主流音乐界对披头士的态度又那么的相似。在大卫·卡时诺的《Masters of Doom》中也提到了这段故事,倒霉的id成为了公众对电视以及电影暴力内容问题的发泄出口,三名受害者的父母将众多的传媒娱乐企业送上了法庭,当时的控方律师杰克·汤普森甚至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要让好莱坞、让电子游戏业、让互联网上的那些色情网站伤筋动骨。”Infogrames公司总裁布鲁诺·伯奈尔在谈到游戏暴力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们希望为玩家创造美梦而不是噩梦。我们应该帮助人们自由飞翔,而不是把人性黑暗的一面作为题材,再贩卖给人类。”此后西蒙·威森塔尔研究中心、退役陆军突击队员和一贯偏袒家长选民的克林顿都对id冷嘲热讽道,“Doom,利特尔顿城那两个孩子为之痴迷的游戏,使我们的下一代越来越主动地参与到虚拟暴力中。”

当时国内的专家和家长们,像以色列人发现死海沉书那样惊喜,似乎终于找到了国外视游戏如洪水猛兽的例证,但是仅仅3年之后,面对网络游戏年营业额数十亿元的市场,连国家863计划都将网络游戏列入其中。不同版本的年度经济人物也并没有因为陈天桥在经营砍砍杀杀的网络游戏,而零落了这位新数字英雄。这与摇滚乐几十年来的遭遇是如此的相似,雅克布在最后写道:“主流与公众舆论中曾经的问题青年,20年后都成为了商业社会力捧的明星,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内涵”。

2004-01-15

我们都是苹果的人

尚进

导语:《我们现在都是苹果人》,这是《连线》杂志1月6日的头条,并不仅仅是因为同日苹果的MacWorld Expo年会在旧金山召开,《连线》就慷慨的把头条给苹果保留,而是按照《滚石》杂志的杰夫·古德尔(Jeff Goodell)说的那样,“所有人都是为了1月24日才那么兴奋”。

1984年1月24日

1984年1月24日曾经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第一日,也曾经被已经停刊的《生活》杂志马后炮般称呼为“家庭生活的重大物质飞跃”,这仅仅源自于苹果当时发布的麦金托什(Macintosh)。1976年创立的苹果公司凭借史蒂夫·伍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天才般的设计能力,以及搭档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商业天性,从最初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一步步走向了当时科技新锐企业的巅峰。1980年12月12日,苹果股票成为了华尔街的抢手货,但是此后《商业周刊》1983年褒IBM PC,贬苹果的报道说明了一切,令苹果股票从6月的63美元跌到了10月份的23美元。而1984年1月24日,史蒂夫·乔布斯则用麦金托什彻底还击。“之后20年那场著名的个人电脑时代都是源自于此时”,全球著名的加州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馆长麦克尔·R·威廉斯在电子邮件中告诉记者:“没有亲身经历这20年的人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一天如此重要,也不能理解所谓苹果给人们带来的特立独行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更多的没有经历1984的年轻人而言,苹果的麦金托什更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符号,但却对当年超级碗橄榄球赛中苹果插播的那段1分钟长的广告记忆犹新。用麦金托什反抗IBM流水线式的PC,与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巧妙结合,剃着光头被洗脑的人群和红背心女孩挥向灌输意志的老大哥的大锤,这一系列强烈的表白就是苹果在1984年1月24日引起轰动的原因。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卖汽水,不想有机会改变世界吗?”,这是乔布斯当年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高利(John Sculley)时说的,后来甚至一些猎头公司也模仿这句话作广告词。当然,20年后的乔布斯已经不会再向从前那样,站在舞台上大声疾呼:“IBM想占有一切,苹果是他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们能让IBM霸占整个信息时代吗?”尽管当年台下15万人齐声吼不能,但是20年后的今天IBM确实没有霸占整个信息产业,苹果却曾经被逼迫到了最后一道防线的地步。

苹果门下走狗

此后的历史让苹果和乔布斯都经历过严重挫折,但是苹果却越来越从电脑革命者的姿态变成了保持革命火种的态势。目前的苹果已经彻底的沦为小众专用品,被苹果收藏者凯蒂称之为“幸存的设计主义者”,实际上没有了图形出版和视频编辑这块金字招牌,苹果甚至会被更多人遗忘,但是遗忘苹果的往往仅仅是钱包,而人们对苹果的热情是不会被遗忘的。“人们都不会忘记乔布斯在去年Mac OS X发布会上的谈笑风生”,痴迷设计的却自诩文字工作者的李安科说道:“乔布斯面对Mac OS X漂亮的界面说真想咬上一口,我马上就联想到苹果的商标:‘谁咬了这个苹果一口’,似乎在尝了苹果这个禁果之后,人们才变得如此有创意。而在乔布斯远走、苹果沉沦之后,许多人都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撒旦怂恿了比尔·盖茨,然后那个世界才变得如此不完美。现在结果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了,乔布斯单足下跪,将那个业已残缺的果子,呈于盖茨面前。”

当得到设计界和电影人的忠实拥戴之后,苹果越来越变为小众与格调的精神代名词。专门为国内电影设计海报的AJ在苹果圈内很是脸熟,他至今自己已经买了4台苹果,2个iPod和诸多苹果的产品,按照他的话:“我已经算是苹果圈内不排斥PC的人了,用苹果的人似乎更多的饱含一种另类心情,在我看来当少数人是一种不错的状态,苹果产品的高品质与中产文化的结合,似乎注定会吸引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当乔布斯退出苹果的10年间,乔布斯二次创业的NeXT和Pixar为苹果统治好莱坞打下了基础,当《玩具总动员》、《怪兽公司》和《海底总动员》这一系列的动画电影大获成功的时候,苹果也在不声不响的沾光。《怪物公司》的幕后大师安德鲁·威肯(Andrew Witkin)甚至因此而得到SIGGRAPH的终身成就奖,他告诉记者:“Pixar现在一共有700多员工,其中专门从事软件开发就有70多人,这些家伙基本上都在用苹果的设备。正是90年代将苹果的视频编辑能力引入到好莱坞,才会有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脑合成制作电影,所以乔布斯被很多好莱坞幕后工作者看作自己人。”

不仅仅是好莱坞,越来越多的家庭用数码摄像机拍下生活片断,这无疑是苹果的天然高地。苹果不久前甚至收购了数字特技效果软件othingReal公司,位于圣地亚哥的数字媒体M2研究公司的主分析家旺达·马龙尼(Wanda Meloni)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苹果的收购行动令人瞠目,它实实在在给好莱坞传递了一个信息,苹果要像罗马步兵方队那样打入数字制片专业市场。这无疑告诉每一个家庭,好莱坞都用苹果,您家为什么不用”。吉姆·阿姆斯特壮(Jim Armstrong)这位1983-1997年间苹果公司的媒体广播和竞争分析家在日志上写道:“苹果改变了世界,并且不只一点点。”在他看来苹果永久的改变了出版业,他继续说道:“苹果早已是全球出版过程中必需的一个环节,而对于音乐、电影或者录像业,它过去影响过、现在还在影响着微软和互联网。”

对苹果的普遍误解

当90年代中国开始在个人电脑问题上大兴土木的时候,苹果已经进入了10年没有乔布斯的日子。更多人娓娓乐道的仍旧是学生时代用老掉牙的苹果2接受启蒙。当设计师们高高在上的霸占苹果iMAC的时候,更多的国人还拥挤在中关村的大棚之中。所以苹果在国内更多的时候是有名无实的奢侈象征,或者是PC群众误读的集合体。纽约朱比特研究公司客户访问及技术小组的主任迈克尔·高德博格(Michael Gartenberg)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来探讨苹果与大众的关系,在他看来全球用户之所以只有勇气钟爱苹果,却并不使用苹果,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对苹果两个主要误解。高德博格说道:“苹果的价格并不比IBM或者索尼贵,这是民众相对DELL的廉价,而产生的对苹果最大的误解。此外很多人认为苹果缺乏软件,其实大多数PC上的软件苹果都有,最多就是一些格式不同罢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苹果迷们那么高傲,似乎只有他们才看透了真理。

乔布斯的箱底货

微软的盖茨爱开快车是出名的,但是乔布斯回归后的苹果似乎可以忍受微软在占有率上高于自己,却不能接受技术上自己的任何落后。《商业周刊》对1月初的苹果MacWorld Expo年会的报道中提到对乔布斯的采访,乔布斯认为微软非常看重的下一代操作系统Longhorn的水平充其量是苹果4年前OS X的水平,以至于评论者夸张的把乔布斯的海口评价为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式的发言。但是苹果2001年10月发布的iPod似乎可以堵住所有怀疑者的嘴,不再保守的只单一支持苹果机,令iPod伴随苹果的音乐下载网站iTunes红的发紫。当1月6日MacWorld Expo年会上乔布斯再一次拿出缩小版的Mini iPod,优雅的造型和人性化的操作界面将iMac之后的苹果风格再一次放大。而1984年那段1分钟广告也被苹果重新编辑,红衣女子依旧将大锤抡向屏幕上的老大哥,但是腰上却别了台iPod,耳机线长长的垂在胸前。

苹果公司前营销总裁迈克尔·梅斯(Michael Mace)在一次苹果历史网上日志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的苹果就像计算机工业里脾气古怪的老叔父,仍然有趣,仍然受人爱戴,但却没有PC那么强大了的影响力。虽然我们成功的将个人计算带到了图形界面时代,但自那时起,个人电脑的根本性革新实际上已经停止”。在他看来大部分计算机用户日常使用的操作系统自1993年以来便停滞不前,过去十年中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而Word和PowerPoint等等桌面应用程序,除体积日益膨胀外,已经多年没有任何重大改良。之所以他敢如此说,是因为80年代后期开始的苹果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资源。“我的工作经历中从来没遇过比他们更开朗有趣和具有能力的人了,可能将来也不会遇到,”梅斯说,“可惜我们引入市场的每一项革新都是以扼杀实验室中数十个创新意念为代价的。直到今天,个人电脑世界仍然没有完全消化我们在90年代的研究成果,例如Sybil计划中的组件式软件和高级用户接口等。”吉姆·阿姆斯特壮对苹果目前最快的机器G5评价非凡,“来自IBM的64位G5精简指令集处理器效果惊人,双处理器G5的性价比是目前计算机行业中最好的。苹果和IBM还处于这种新架构的开始阶段。微软的Longhorn才刚刚浮出水面,他们要赶上来还需要做很多事情。”马上准备更新到最顶级G5的AJ说道:“苹果悦目的外形已经成为了苹果的招牌,虽然PC界也曾经出现过不少模仿者,但是照猫画虎却很难抓住苹果的精神”。

《商业周刊》的沃尔夫写道:“苹果正处于其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正处在从信徒之宠向家喻户晓过渡的关键时刻。iPod肩负着70年代苹果机那样的使命。”Windows版本的iTunes已经成为了苹果财务翻身的样板工程,iPod加iTunes的组合开始重塑苹果,乔布斯70年代当摇滚青年的经验令他跟现在的流行音乐界打的火热,很多音乐人都起哄般声称自己在苹果电脑上创作音乐,而且也原因为苹果的iPod和iTunes专门写歌。苹果的Mini iPod虽然抢了20年纪念的不少风头,但是秘密研究中的iBox才是真正苹果迷们翘首以待的决战客厅武器。iBox将领导苹果完成5年内最具潜力的“客厅市场”,将电视与电脑、音响,甚至猫眼统统联系起来。


回忆苹果Ⅱ型

苗炜

1983年秋天,我考进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那所学校以理科教育闻名,后来却连着出了两个摇滚乐队的主唱,不过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并不是偶像,那时的偶像是能保送上清华的人。我上高一的时候,正有一位高三学生,最后一年还没读完,已经被清华大学化学系要走了,他的特长是“电镀”,自己没事就在家琢磨电镀,好象还获得了专利。80年代,北京街头有不少家具店,店里的商品以电镀的折叠椅最为时髦,椅子腿光亮夺目,人称“电镀椅”。

这位“电镀师兄”保送上清华,在学校广播站里介绍学习经验,他说,学习要有兴趣,还要有毅力,为了培养自己的毅力,他坚持每天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管多空洞都要一字一字的读完。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教室里的同学都笑了。

这位师兄的事迹激励了我,我买了本《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试题》在家看,后来年级里发通知,说要组织一次数学考试,优胜者可以学计算机。一位香港商人给学校捐赠了20台计算机,当时那可是稀罕物。我参加了数学考试,结果发现试题大半来自我在家看的那本书,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考上了。

计算机开班第一课,先参观北京的一个计算机中心,知道了什么叫大型计算机。然后去计算机教室,进门要换拖鞋,所有同学都一股子臭脚丫子味,但没人在意,都被眼前神圣的计算机迷住了。那就是苹果Ⅱ型。当时是学Basic语言,我在计算机上干出的第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用一个小程序检验“哥德巴赫猜想”到10万的时候是否成立,程序很简单,但接下来却比较无聊——屏幕上不断显示着两个素数之和,过去了10多分钟还没算到1万呢,但必须承认,它比人算的快多了。

我当时不知道沃兹或乔布斯是谁,最大的科学偶像是爱因斯坦和陈景润。遗憾的是,一桩意外事件断送了我学习计算机的远大前程。计算机班里有个女生,有一天我们在她桌子里发现了一个大苹果,不知道是哪个的主意,我们把自动铅笔里的笔芯插进那个苹果,你插一根我插一根,最后里面得有十几根细细的铅笔芯。很快,女生发现了这个恶作剧,报告老师,老师报告教导处,我们几个被一顿训斥,教导处老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铅是有毒的!一个多嘴的学生回答:可铅笔芯不是铅,是石墨呀。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多嘴的顶撞,我们几个受到了停止计算机学习资格的严厉处罚。
被勒令不能进计算机教室后,我只能沉迷于图书馆,借出来一本徐志摩的文集,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歪门邪道。这其实只能怪我意志品质不好,被同时取消学习资格的那几位依旧热爱理科,能区分石墨和铅的那个后来被保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还有一个则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通信专业,毕业回来后在中关村开了家小买卖。

现在想起来,我们该为那次“苹果事件”而受罚:那个恶作剧太没有创意了。中学时代的乔布斯就已经知道怎样盗打电话了,他让沃兹设计出盗打电话的装置,以15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大学生,比起这样的恶作剧,往苹果里插石墨实在太无聊,起码应该请教一下我们那位师兄,看能不能做一个电镀苹果出来。如果当年我们教导处的老师这样训斥我们,我相信,我会走上科学道路的。

苹果真正的工程师沃兹,多年来一直寂寂无名,比起IT业层出不穷的英雄与偶像来,他简直算是个隐士。据说他在美国类似少年宫或课外活动小组的地方教孩子玩电脑,变成了个十足的胖子。当年乔布斯是推销员,沃兹是总工,可两人分钱的时候,沃兹拿得少,沃兹的爸爸就替儿子感到不公平。我觉得乔布斯是个早熟的商业人才,注意管理和营销。而沃兹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从当年那位“电镀师兄”那里,我也知道了什么叫“车库精神”,那时候,我们的环境还没有最大限度地鼓励青年人的创造,没有足够的自由,没有多少机会让大家鉴赏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与发明,教育以磨灭个性为任务。对于现在许多在生活中有强烈失败感的人来说,这样的抱怨都有一种“拉不出屎赖茅房”的合理性。

2004-01-10
“我们身边的灰尘,比20世纪初增加了3倍,难怪我的衬衫2天就脏了”,法国吕贝尔环境组织的保罗·庞苏勒在欧洲卫生署的一次会议上说道。而在英国健康保护局(HPA)呼吸疾病专家约翰·沃森(John Watson)看来,他医治的哮喘病人20年间增加了800多人,就是因为空气中灰尘太多了,而灰尘又是细菌最爱乘坐的特快专列。《科学美国人》曾经在《纽约城市病》中列出过专业机构测定的纽约空气质量,室外灰尘每平方米500万粒,室内灰尘也要超过每平方米600万粒,相当于每平方米的空气中就有20毫克质量的灰尘在漂浮。甚至计算认为,光911事件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所产生的灰尘,就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被刮进大西洋中。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石油工业,以及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地球人都生活在高密度灰尘之中”,但是保罗·庞苏勒仅仅将灰尘过多视作健康问题,而美国工业设计协会将灰尘过剩问题列入产品质量检测的项目中,工程师米希亚托姆在与《工业设计年鉴》的主编谈话中将灰尘视作电子时代的细菌,他认为:“目前全球新产生的灰尘越来越多,人类所开发的很多设备未来都无法在灰尘密集环境中工作”。实际上技术设计界也在为灰尘的快速增长挠头,意大利的汽车设计师们在1999年曾经专门聚集起来探讨过灰尘与汽车的问题,灰尘的淤积往往造成化油器的堵塞,汽车空调和电路在怕水的同时,也无法忍受过多的灰尘。手机设计者也一致的认为灰尘很麻烦,Orange的设计师塞迪亚就曾经在与《mobile》杂志的谈话中提出:“灰尘往往从手机的一些缝隙中钻进屏幕中去,这为设计者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很多返修用户都是来要求清除钻进屏幕中的灰尘”。而电脑的普及更造就了室内灰尘的淤积,显示器所制造的静电令电脑周围的灰尘比室外密集100多倍。

不久前,哈里逊和艾普林就在《LE GIGARO》上抨击巴黎的灰尘比19世纪初的工业时代还要多,虽然灰尘的多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污染指标,与空气湿度以及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人为的因素在所难免。北京的灰尘密度相比纽约,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很多南方女孩为了自己的皮肤不愿来北京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对灰尘标准要求高的制造业也难以来京,首钢的芯片生产线,以及京东方的液晶显示器都因为灰尘问题而引发疑问。曾经有机构测量过北京北三环的室内灰尘密度,不知道是测量的房间没怎么打扫,还是因为北京空气湿度低的原因,每平方米灰尘高达700万粒。

实际上用技术的手段来减少市内灰尘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但是这些方法却难以遏制灰尘总量的增长。正如技术思想家泰戈尔·豪斯在50年代论述的那样:“当第一个技术开始工作,对应的第二个就得跟上,我们还得赶快设计第三个以解决前两个之间的磨合”,似乎灰尘增长过剩问题就是这种关系的派生物。2003年11月,面对目前灰尘密度的大泛滥,包括一群铁杆的环保主义者,哮喘病人,以及大约200名反工业化主义者在里昂举行了一场拒绝过多工业灰尘的集会,甚至以公共募捐的形式筹集到25万法郎设立了限制灰尘基金,发起人安德烈·塞内茨甚至已经公开许诺,每年拿出一部分奖金给那些制约了灰尘增加的人。

不仅仅是民间人士反对灰尘,技术界也早已盯上了灰尘造就的新生意。加拿大惠斯勒研究所始终把去除灰尘作为研究方向,他们的普尔静电器曾经被《红鲱鱼》杂志评价为“灰尘的蚁后”,惠斯勒的工程师解释说:“控制好静电原理,我们能就能让灰尘像工蚁那样迅速围在蚁后身边”。欧洲电器大亨伊莱克斯也盯上了灰尘生意,他们采用****的原理来过滤灰尘,利用Oxygen每小时过滤330升空气CADR值的大功率来筛选空气。曾经就职于3M公司的弗利兹·梅克林格更从蟑螂帖和粘纸条上得到启发,他设想开发低黏度胶水来粘住空气中的灰尘,在楼顶像设置太阳能板一样,将灰尘帖展开,然后粘住空气中的灰尘。而美国科学家威廉·沃维尔更是返璞归真,他并没有局限在用机械方法来较少灰尘,而是筛选各类植物来试验来吸纳灰尘,常春藤、无花果、蓬莱蕉和芦荟在试验中被证明是过滤空气的高手,甚至可以吸纳一些****都难以吸到的灰尘,威廉·沃维尔说道:“与其每周雇佣清洁工来擦灰尘,不如养几盆芦荟,至少比用机器过滤灰尘成本低”。

“我们身边的灰尘,比20世纪初增加了3倍,难怪我的衬衫2天就脏了”,法国吕贝尔环境组织的保罗·庞苏勒在欧洲卫生署的一次会议上说道。而在英国健康保护局(HPA)呼吸疾病专家约翰·沃森(John Watson)看来,他医治的哮喘病人20年间增加了800多人,就是因为空气中灰尘太多了,而灰尘又是细菌最爱乘坐的特快专列。《科学美国人》曾经在《纽约城市病》中列出过专业机构测定的纽约空气质量,室外灰尘每平方米500万粒,室内灰尘也要超过每平方米600万粒,相当于每平方米的空气中就有20毫克质量的灰尘在漂浮。甚至计算认为,光911事件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所产生的灰尘,就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被刮进大西洋中。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石油工业,以及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直接导致了大多数地球人都生活在高密度灰尘之中”,但是保罗·庞苏勒仅仅将灰尘过多视作健康问题,而美国工业设计协会将灰尘过剩问题列入产品质量检测的项目中,工程师米希亚托姆在与《工业设计年鉴》的主编谈话中将灰尘视作电子时代的细菌,他认为:“目前全球新产生的灰尘越来越多,人类所开发的很多设备未来都无法在灰尘密集环境中工作”。实际上技术设计界也在为灰尘的快速增长挠头,意大利的汽车设计师们在1999年曾经专门聚集起来探讨过灰尘与汽车的问题,灰尘的淤积往往造成化油器的堵塞,汽车空调和电路在怕水的同时,也无法忍受过多的灰尘。手机设计者也一致的认为灰尘很麻烦,Orange的设计师塞迪亚就曾经在与《mobile》杂志的谈话中提出:“灰尘往往从手机的一些缝隙中钻进屏幕中去,这为设计者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很多返修用户都是来要求清除钻进屏幕中的灰尘”。而电脑的普及更造就了室内灰尘的淤积,显示器所制造的静电令电脑周围的灰尘比室外密集100多倍。

不久前,哈里逊和艾普林就在《LE GIGARO》上抨击巴黎的灰尘比19世纪初的工业时代还要多,虽然灰尘的多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污染指标,与空气湿度以及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人为的因素在所难免。北京的灰尘密度相比纽约,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很多南方女孩为了自己的皮肤不愿来北京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对灰尘标准要求高的制造业也难以来京,首钢的芯片生产线,以及京东方的液晶显示器都因为灰尘问题而引发疑问。曾经有机构测量过北京北三环的室内灰尘密度,不知道是测量的房间没怎么打扫,还是因为北京空气湿度低的原因,每平方米灰尘高达700万粒。

实际上用技术的手段来减少市内灰尘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但是这些方法却难以遏制灰尘总量的增长。正如技术思想家泰戈尔·豪斯在50年代论述的那样:“当第一个技术开始工作,对应的第二个就得跟上,我们还得赶快设计第三个以解决前两个之间的磨合”,似乎灰尘增长过剩问题就是这种关系的派生物。2003年11月,面对目前灰尘密度的大泛滥,包括一群铁杆的环保主义者,哮喘病人,以及大约200名反工业化主义者在里昂举行了一场拒绝过多工业灰尘的集会,甚至以公共募捐的形式筹集到25万法郎设立了限制灰尘基金,发起人安德烈·塞内茨甚至已经公开许诺,每年拿出一部分奖金给那些制约了灰尘增加的人。

不仅仅是民间人士反对灰尘,技术界也早已盯上了灰尘造就的新生意。加拿大惠斯勒研究所始终把去除灰尘作为研究方向,他们的普尔静电器曾经被《红鲱鱼》杂志评价为“灰尘的蚁后”,惠斯勒的工程师解释说:“控制好静电原理,我们能就能让灰尘像工蚁那样迅速围在蚁后身边”。欧洲电器大亨伊莱克斯也盯上了灰尘生意,他们采用****的原理来过滤灰尘,利用Oxygen每小时过滤330升空气CADR值的大功率来筛选空气。曾经就职于3M公司的弗利兹·梅克林格更从蟑螂帖和粘纸条上得到启发,他设想开发低黏度胶水来粘住空气中的灰尘,在楼顶像设置太阳能板一样,将灰尘帖展开,然后粘住空气中的灰尘。而美国科学家威廉·沃维尔更是返璞归真,他并没有局限在用机械方法来较少灰尘,而是筛选各类植物来试验来吸纳灰尘,常春藤、无花果、蓬莱蕉和芦荟在试验中被证明是过滤空气的高手,甚至可以吸纳一些****都难以吸到的灰尘,威廉·沃维尔说道:“与其每周雇佣清洁工来擦灰尘,不如养几盆芦荟,至少比用机器过滤灰尘成本低”。

2004-01-03
没有任何转动的部件,不用携带燃料,像UFO那样悬浮飞行的装置,长久以来一直是科技界和民间科技迷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宇航局和一些地下学者们。作为美国宇航局亚拉巴马州转包上的杰夫-卡梅伦就做出了不少的尝试,在杰夫客厅的文件柜上摆放着他的反重力试验装置,一个每边8英寸的三角形,用白塞木填塞机身,打开开关立即输入20000伏电流穿过机身,紧接着这个装置就会轻轻的漂浮起来。卡梅伦评价自己的反重力装置:“这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悬浮飞车一样,我已经令它飘起来了,下一步就是往前跑了”。

其实对于这种反重力的研究自20世纪初就没有间断过,20年代美国发明家托马斯-汤塞德-布朗(Thomas Townsend Brown)就试图从理论上证明反重力的可行,布朗在Denison大学实验室中对电容器进行加电测试,他发现释放电流和异常运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就是能和地球引力起作用的反重力,并且将这种设备命名为Lifter提升器,甚至将这种没有准确科学阐释的关系称为布朗效果,并在1929年的《科学和发明》发表了名为《我如何控制地心引力》的文章。在此之后30年代布朗投身海军,在海军里作电磁等稀奇古怪的研究,1952年他曾经在科学界和军方的一次展示会中再一次用50000伏电流装置印证他的研究。此后在一本1979年出版研究费城试验的小册子中,还提到布朗和他的疯狂想法,除此以外布朗渐渐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

不过来自西雅图的27岁计算机工程师蒂姆-温屯在不久前将布朗的研究又翻了出来,悉数公布到AmericanAntigravity.com上,并且发起了一场“反重力举起人”的运动。科技迷和UFO信徒们蜂拥而至,B2轰炸机的秘密引擎,神秘的51区都成为了与反重力有关的字眼。有人将自己在后院操作他们自己反重力装置的家庭录像寄给温屯,一个法国人声称自己的反重力奥维尔已经举起了人,由地下科学者们组织的暑期辩论赛也主要围绕反重力试验展开,三位底特律中学甚至赢得了反重力举人展览会的最佳设计奖,他们的老师甚至特意撰写了一篇新闻稿。

尽管反重力试验可以很容易与悬浮飞车和未来飞行器研究撤上关系,但是正统科学界却并不对这些民间研究报以兴趣,在这些科班科学家看来这些貌似神奇的试验都是离子风暴在起作用,因为离子风暴仅仅是高电压引起周围空气的电离而产生的反作用力。重点被反驳的就是三年前普渡航空学教授约翰-瑞斯克(John Rusek)的风格电容器试验,科学家们的证据很简单,反重力提升器的运动特征暴露了这种漂浮的不可靠性,反重力提升器的运动方向往往朝着指定的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反重力一样只朝反地面的方向运动。为了反驳科班科学家们的不懈,温屯和他的网上同行们大量收集数据,甚至找来1952年布朗在海军中那次演示录像,科班和地下的两派科学者们争来争去,最后一致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反重力提升器在没有空气的真空下的测试。但是地下科学者们没有资金条件作真空试验,所以目光再一次集中在了军方和美国宇航局。因为军方始终是反重力飞行器的重点看客,很多民间反重力提升器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军方的研究员,还有一些半大小伙子兼UFO迷也天天围着美国宇航局转。

目前找到的军方试验纪录对地下科学者们来说并不乐观,因为1990年空军在真空中测试R. L. Talley,唯一的书面报告证明在真空中没有发现推力。而美国宇航局内曾经研究过反重力风格电容器的乔纳森-坎贝尔(Jonathan Campbell)却是信誓旦旦,不知道是为了引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还是美国宇航局在作秀,美国宇航局甚至在去年组织了一次反重力飞行器试验比赛,这再一引燃了那些地下科学家们的兴趣。坎贝尔的反重力风格电容器被注册专利,可急转直下的是美国宇航局最终还是取消了坎贝尔的试验项目,在坎贝尔给反重力网站负责人温屯的电子邮件中坎贝尔写到:“我有点沮丧,真空中反重力飞行器表现不佳,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空气中,这种装置作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呢,美国宇航局的反重力飞行器已经初具规模了”。温屯为此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他看来地下科学者比那些科班科学家更实用,“反重力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因为那些正统科学家们也无法解释反重力研究重中许多问题。”

没有任何转动的部件,不用携带燃料,像UFO那样悬浮飞行的装置,长久以来一直是科技界和民间科技迷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美国宇航局和一些地下学者们。作为美国宇航局亚拉巴马州转包上的杰夫-卡梅伦就做出了不少的尝试,在杰夫客厅的文件柜上摆放着他的反重力试验装置,一个每边8英寸的三角形,用白塞木填塞机身,打开开关立即输入20000伏电流穿过机身,紧接着这个装置就会轻轻的漂浮起来。卡梅伦评价自己的反重力装置:“这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悬浮飞车一样,我已经令它飘起来了,下一步就是往前跑了”。

其实对于这种反重力的研究自20世纪初就没有间断过,20年代美国发明家托马斯-汤塞德-布朗(Thomas Townsend Brown)就试图从理论上证明反重力的可行,布朗在Denison大学实验室中对电容器进行加电测试,他发现释放电流和异常运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就是能和地球引力起作用的反重力,并且将这种设备命名为Lifter提升器,甚至将这种没有准确科学阐释的关系称为布朗效果,并在1929年的《科学和发明》发表了名为《我如何控制地心引力》的文章。在此之后30年代布朗投身海军,在海军里作电磁等稀奇古怪的研究,1952年他曾经在科学界和军方的一次展示会中再一次用50000伏电流装置印证他的研究。此后在一本1979年出版研究费城试验的小册子中,还提到布朗和他的疯狂想法,除此以外布朗渐渐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

不过来自西雅图的27岁计算机工程师蒂姆-温屯在不久前将布朗的研究又翻了出来,悉数公布到AmericanAntigravity.com上,并且发起了一场“反重力举起人”的运动。科技迷和UFO信徒们蜂拥而至,B2轰炸机的秘密引擎,神秘的51区都成为了与反重力有关的字眼。有人将自己在后院操作他们自己反重力装置的家庭录像寄给温屯,一个法国人声称自己的反重力奥维尔已经举起了人,由地下科学者们组织的暑期辩论赛也主要围绕反重力试验展开,三位底特律中学甚至赢得了反重力举人展览会的最佳设计奖,他们的老师甚至特意撰写了一篇新闻稿。

尽管反重力试验可以很容易与悬浮飞车和未来飞行器研究撤上关系,但是正统科学界却并不对这些民间研究报以兴趣,在这些科班科学家看来这些貌似神奇的试验都是离子风暴在起作用,因为离子风暴仅仅是高电压引起周围空气的电离而产生的反作用力。重点被反驳的就是三年前普渡航空学教授约翰-瑞斯克(John Rusek)的风格电容器试验,科学家们的证据很简单,反重力提升器的运动特征暴露了这种漂浮的不可靠性,反重力提升器的运动方向往往朝着指定的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反重力一样只朝反地面的方向运动。为了反驳科班科学家们的不懈,温屯和他的网上同行们大量收集数据,甚至找来1952年布朗在海军中那次演示录像,科班和地下的两派科学者们争来争去,最后一致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反重力提升器在没有空气的真空下的测试。但是地下科学者们没有资金条件作真空试验,所以目光再一次集中在了军方和美国宇航局。因为军方始终是反重力飞行器的重点看客,很多民间反重力提升器的研究者同时也是军方的研究员,还有一些半大小伙子兼UFO迷也天天围着美国宇航局转。

目前找到的军方试验纪录对地下科学者们来说并不乐观,因为1990年空军在真空中测试R. L. Talley,唯一的书面报告证明在真空中没有发现推力。而美国宇航局内曾经研究过反重力风格电容器的乔纳森-坎贝尔(Jonathan Campbell)却是信誓旦旦,不知道是为了引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还是美国宇航局在作秀,美国宇航局甚至在去年组织了一次反重力飞行器试验比赛,这再一引燃了那些地下科学家们的兴趣。坎贝尔的反重力风格电容器被注册专利,可急转直下的是美国宇航局最终还是取消了坎贝尔的试验项目,在坎贝尔给反重力网站负责人温屯的电子邮件中坎贝尔写到:“我有点沮丧,真空中反重力飞行器表现不佳,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空气中,这种装置作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呢,美国宇航局的反重力飞行器已经初具规模了”。温屯为此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他看来地下科学者比那些科班科学家更实用,“反重力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因为那些正统科学家们也无法解释反重力研究重中许多问题。”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在公元130年前后,在那本著名的《地理学》中将整个世界画在了27张纸上,此后的1800年间托勒密的著作成为了之后地图集制作中的参照典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颠覆托勒密之后所构建的地图世界。“现代测量技术仅仅提高了地图的精确性,但是依旧是延续在一张平面纸上的标点描述”,安德鲁·马歇尔在他写给《连线》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电子时代仅仅是改变了传统地图的存储模式,将书写在纸上的地理坐标数字化到计算机中,全球定位系统只是延续了地图的使用空间,却并没有从思想上有什么改变”。

位于波特兰的《科学与地理》杂志实际上不止一次的撰文关注地图领域的新思路,肯尼斯·阿迪莱曼(Kenneth Adelman)和他的妻子的加州海岸地图则被视为地图人文奖的大热门,因为这两口子一人驾驶直升机,另一个用数码相机每隔500英尺就拍摄一张照片,直升机上的GPS接收机就配合数据库将这些照片顺序排列,Slash的白贝鑫评价道:“像肯尼斯·阿迪莱曼夫妇这样的地图闲人很多,因为所有人都希望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而不仅仅是旅行的时候才看地图。”而日本武藏工业大学的小杉信教授的“三维地图”很有可能被评为2003的年度地图技术奖。

更多的尝试者试图用自己的描绘方法来记录世界,Opte的发起人巴雷特·里昂(Barrett Lyon)就试图绘制互联网构筑的世界地图。“就像《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一样,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也存在着类似的虚拟空间”,巴雷特·里昂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互联网上的地理分布跟现实世界是有很大联系的,服务器分布密集的无疑是城市,我们也能通过测算得知每个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距离,这与现实地理是密不可分的,从而用我们的方法来绘制一幅21世纪初的世界地图”。实际上Opte的地图非常庞大,有超过500万个边界,以及5000余万个节点,“我们的地图绘制的还不细致,只能精确到C级的IP地址,但是依旧耗费了253.68个小时才完成”。当很多人在11月底第一次看到巴雷特·里昂的地图时,第一反应这是不是银河系某行星,或者外科手术中的神经中枢。而这幅地图还随着每天网络上人流的变化而刷新,从一天的不同时段就能够看出这个不同以往的世界的地图变化。任何人如果想知道自己在地图中的问题,并不需要做任何按图索骥的动作,因为你此时就是这张地图中的一部分。“人类需要用新的视角来描绘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图,而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这种地图概念的文艺复兴将为我们用抽象的视角看宇宙提供理解基础”,巴雷特·里昂视此为Opte的意义所在。

在地图中,巴雷特·里昂用红色代表亚洲太平洋沿岸,中东和欧洲则是绿色,北美被定定义为蓝色,非洲和南美代表的黄色则始终是这幅地图上的少数色彩,像海底光缆等不明区域则被绘制为白色。Slash的白贝鑫在观察了这个地图一周的变化之后打电话说:“如果看过那幅著名的卫星拍摄的全球夜景就会发现,这幅虚拟世界地图与现实世界是吻合的,在全球夜景那幅照片中北朝鲜和韩国的色彩反差很容易在这幅虚拟地图中得到还原。从色彩的整体变化上就能够看到欧洲和北美对世界当代文明的主导力量,这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网络技术先进而得到优势,日本网络虽然相当发达,但依旧是虚拟地图中的小地理概念”。巴雷特·里昂接着回答道:“到底什么是地理地图已经并不重要了,地图对于我们的更大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地球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克劳迪亚斯·托勒密在公元130年前后,在那本著名的《地理学》中将整个世界画在了27张纸上,此后的1800年间托勒密的著作成为了之后地图集制作中的参照典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颠覆托勒密之后所构建的地图世界。“现代测量技术仅仅提高了地图的精确性,但是依旧是延续在一张平面纸上的标点描述”,安德鲁·马歇尔在他写给《连线》杂志的文章中写道:“电子时代仅仅是改变了传统地图的存储模式,将书写在纸上的地理坐标数字化到计算机中,全球定位系统只是延续了地图的使用空间,却并没有从思想上有什么改变”。

位于波特兰的《科学与地理》杂志实际上不止一次的撰文关注地图领域的新思路,肯尼斯·阿迪莱曼(Kenneth Adelman)和他的妻子的加州海岸地图则被视为地图人文奖的大热门,因为这两口子一人驾驶直升机,另一个用数码相机每隔500英尺就拍摄一张照片,直升机上的GPS接收机就配合数据库将这些照片顺序排列,Slash的白贝鑫评价道:“像肯尼斯·阿迪莱曼夫妇这样的地图闲人很多,因为所有人都希望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而不仅仅是旅行的时候才看地图。”而日本武藏工业大学的小杉信教授的“三维地图”很有可能被评为2003的年度地图技术奖。

更多的尝试者试图用自己的描绘方法来记录世界,Opte的发起人巴雷特·里昂(Barrett Lyon)就试图绘制互联网构筑的世界地图。“就像《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一样,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也存在着类似的虚拟空间”,巴雷特·里昂在电子邮件中答复道:“互联网上的地理分布跟现实世界是有很大联系的,服务器分布密集的无疑是城市,我们也能通过测算得知每个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距离,这与现实地理是密不可分的,从而用我们的方法来绘制一幅21世纪初的世界地图”。实际上Opte的地图非常庞大,有超过500万个边界,以及5000余万个节点,“我们的地图绘制的还不细致,只能精确到C级的IP地址,但是依旧耗费了253.68个小时才完成”。当很多人在11月底第一次看到巴雷特·里昂的地图时,第一反应这是不是银河系某行星,或者外科手术中的神经中枢。而这幅地图还随着每天网络上人流的变化而刷新,从一天的不同时段就能够看出这个不同以往的世界的地图变化。任何人如果想知道自己在地图中的问题,并不需要做任何按图索骥的动作,因为你此时就是这张地图中的一部分。“人类需要用新的视角来描绘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图,而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这种地图概念的文艺复兴将为我们用抽象的视角看宇宙提供理解基础”,巴雷特·里昂视此为Opte的意义所在。

在地图中,巴雷特·里昂用红色代表亚洲太平洋沿岸,中东和欧洲则是绿色,北美被定定义为蓝色,非洲和南美代表的黄色则始终是这幅地图上的少数色彩,像海底光缆等不明区域则被绘制为白色。Slash的白贝鑫在观察了这个地图一周的变化之后打电话说:“如果看过那幅著名的卫星拍摄的全球夜景就会发现,这幅虚拟世界地图与现实世界是吻合的,在全球夜景那幅照片中北朝鲜和韩国的色彩反差很容易在这幅虚拟地图中得到还原。从色彩的整体变化上就能够看到欧洲和北美对世界当代文明的主导力量,这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网络技术先进而得到优势,日本网络虽然相当发达,但依旧是虚拟地图中的小地理概念”。巴雷特·里昂接着回答道:“到底什么是地理地图已经并不重要了,地图对于我们的更大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地球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