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那些专门收藏经典电影DVD版本，或者书架上摆满CD唱片的人们早晚要哭的”，美国福尔斯质量检测机构的托马斯·弗莱尔说道

自从70年代初期光盘存储技术作为磁带机的替代品研制成功，短短20年间，以CD和DVD为标准的盘片已经替代了卡带和录像带成为了音乐和电影的新载体。光盘存储技术在80年代步入商业使用时曾经一再夸耀自己的优点，数字技术与长效的保存时间成为了光盘存储技术迅速走红的原因。“在普通消费者记忆中光盘介质的CD和DVD是可以作为一劳永逸的收藏品的。但是经过20余年时间的检验，一劳永逸的收藏品成为了泡影”，托马斯·弗莱尔说道。

日本在1970年举行大坂万国博览会时，曾经在大坂城公园的角落埋藏了两个“时空胶囊”，其中放置了当时采集的两千多种物品，不仅仅有植物种子和布匹材料，甚至放入了松下牌的电视机和铁锅。当年的负责人之一发酵研究所的贺京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个‘时空胶囊’计划就是希望看看这些物品在100年的埋藏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谜底揭晓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去世了，但是后人却会看到到底什么是能够保留下来的”。组织者每隔10年察看一次埋藏品的状况，并再放入当时代新出现的物品进“时空胶囊”，在1980年的时候一张音乐CD被放入其中。20年后，当挖掘者拿出CD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CD已经不行了。

曾经参与70年代早期光盘存储技术设计的弗尔斯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当初设计光盘的时候计划其能有150年的极限寿命，谁想到目前看也就30年”。托马斯·弗莱尔对此并不吃惊，他解释说：“我所从事的质量检测职业告诉我，不可能有东西是一劳永逸的，第一张音乐CD在1982年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的寿命”。80年代CD唱片和90年代的DVD电影被视为长期保留的收藏品，与纸质的书籍肩并肩的摆上了书架，本以为可以作为终身的收藏留在家中。实际上威胁光盘寿命的问题主要来自于CD表面覆盖的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树脂。《日经科学》曾经以封面文章的形势提醒世人注意光盘存储时代的保存期问题，文章中明确指出，本以为耐腐蚀的聚碳酸酯树脂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尽管用肉眼看不出其上的变化，但是其表面细小的腐蚀都会引发数据信息的丢失。

而德国《新音乐的耳朵》年刊则将矛头指向唱片公司，在他们看来当初唱片公司盲目追求新存储介质而使用CD技术，就是为了追求新技术所带来的商业轰动性，而并没有考虑寿命问题。澳大利亚CD收藏者奥格斯丁悲观的说：“如果再过50年，当原来的磁带存储资料都不能使用了，而CD也都过期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所有存储的信息都难逃丢失的厄运。”按照奥格斯丁的思路想下去，国内大量收藏都来自盗版CD和DVD，质量上肯定不如正版耐久，可想而知，我们都用不了等50年，30年就可能丢失一半数据了。

比CD音乐和DVD电影收藏更为危险的是近几年流行的光盘备份行业，中科院的张逊辉告诉记者：“电子图书馆就是光盘备份技术最危险的使用者，那些杂志报纸等文字媒体也必将深受其苦，因为使用存储数据的CD-R比CD和DVD更易腐蚀”。但是与CD-R盘片制造商的了解中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数据，绿盘CD-R可保存50年、金盘可保存100年，蓝盘也可以达到70年。不久前荷兰Pc-Active杂志的一项测试似乎印证CD-R盘片制造商在撒谎。Pc-Active的测试横跨了2年时间，测试了30种不同品牌的CD-R盘片，测试结果令人震惊，有很多CD-R光盘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就无法读取了，在测试文章的结尾Pc-Active写道：“一般认为CD-R至少在10年内有效，甚至有厂商号称可以维持一个世纪。可我们测试的结果说明他们都在夸大宣传。”

就在CD音乐和DVD电影的收藏者们抱怨自己的藏品来日无多时，FlexPlay和迪斯尼却“倒行逆施”，研制了名为EZ-D的一次性自毁DVD。这种DVD在开封接触空气之后只能存在48小时，迪斯尼打算将这种技术用在电影租赁市场上，利用化学方法来达到原来DVD编码程序加密的效果。但是环保主义者们无比愤慨的对一次性自毁DVD做出激烈反应，乔尼娜·艾尔恩举着‘无耻的迪斯尼，不要再制造商业垃圾’的标语说道：“愚蠢的商人们又开发了一个没有用的一次性产品，难道百亿张CD和DVD今后的失效，还不够垃圾站回收的吗”。

导言：“我们对约翰·冯·诺伊曼的了解，远不及他所贡献的一半”，丹佛大学的技术文明史教授瑞波斯·迪尔在冯·诺伊曼诞辰100年的活动中说道

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这个典型的欧洲名字对于国内经历过计算机普及教育的一代都耳熟能详，因为计算机之父是谁这样的试题，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计算机考试中。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终身教授查理·布朗评价说：“整个世界都将冯·诺依曼称为计算机之父，但是他却并没有像爱因斯坦或者霍金那样知名，尽管诺依曼的成就和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比这些人低多少”。

9月7日，由冯·诺伊曼曾经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参与，诺伊曼当年的学生比尔·希斯特牵头组织，冯·诺伊曼诞辰100年活动在普林斯顿大学小礼堂展开。尽管12月28日才是诺伊曼正式的诞辰日，但是组织者还是计划将纪念活动提前，希斯特说：“12月28日将临近圣诞假期，此外人类飞行100年也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将纪念提前，因为整个社会对于冯·诺伊曼这个科技全才分量忽视太久了”。美籍匈牙利裔的冯·诺依曼历来被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的称号，但是数学界却同样坚持将他列入本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的行列，因为他在遍历理论、拓扑群理论等方面可谓开山鼻祖，算子代数甚至被命名为冯·诺依曼代数。而物理学家也希望将他拽入自己的行列，因为诺依曼在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被证明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着地基版的价值。更为有趣的是，上届奥斯卡获奖片《美丽心灵》中背景人物纳什所研究的博弈论，其实更是始自诺依曼的经济增长横型体系，他早在40年代就出版了《博弈论和经济行为》。

“各个领域的代表似乎都在自己的领域找到了诺伊曼的影子，但是他们还是不了解他”，组织者希斯特介绍道：“如果仅仅将诺伊曼视作一个科学家，那他可能仅仅是那些科学理论的创立者，但他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甚至是普及推广个人电脑的比尔·盖茨的数千倍”。实际上莫契利和埃克特才是第一台电脑ENIAC的实际研制者，但直到诺伊曼利用离散变量思路和二进制引入，ENIAC才具有了有效运行能力。他与戈德斯坦等人联名发表的101页报告甚至成为后来计算机开发的圣经。世界计算机博物馆的小川津说：“冯·诺依曼在计算机领域的地位无人能及，可贵的是他将原理转换成为了实际产品，技术探索者的作用显而易见”。小川津就收藏了当年雷明顿·兰德公司科学家沃尔(W. Ware)仿制的ENIAC计算机，兰德公司当时甚至不顾冯·诺依曼的反对，把研制的机器命名为JOHNIAC。

冯·诺伊曼的后代在诞辰100年活动上说：“诺伊曼先生有点像达芬奇那样涉猎广泛，他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荣誉，更留下了宝贵的技术思维”。实际上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冯·诺依曼就曾经设计过一项用计算机预报天气的系统，恰有今日气象数值预报的基础。此后他甚至准备从计算机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思维，开创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新思维，更为有趣的是他在半个世纪前就预言了电脑病毒的出现。希斯特在他开幕词中朗朗吟诵：“我们之所以要纪念冯·诺伊曼，就是因为看到他撒手人寰50年后世界在被他的研究所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今日的人们能够抛开纯科学的思维，从技术开发者的角度思考诺伊曼的成就”。而伦理学家则将冯·诺伊曼的经济学博弈论看得很重，因为这套普及逻辑思维技巧的著作，不仅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现象的工具，更是伦理界用来解释伦理行为的工具。夏威夷大学的伦理学者吕贝尔说道：“诺伊曼试图论证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机重重世界的前途，这无疑是对亚当斯密所创建的经济理论的颠覆，《国富论》也许被冯·诺伊曼用来当了数学草稿纸。”从这个角度上看冯·诺伊曼更是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将我们从‘零和博弈’拽到‘非零和博弈’上来，令我们生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导语：对于国内信息制造业而言，代工生产模式已经被普遍认为高效率且最经济，但是偏偏有人尝试代工模式以外的另一条出路。

“联想、方正、紫光所代表的国产笔记本并不是这些厂商自己制造的产品，不过是代工加工自台湾地区OEM企业罢了”，IBM分销商李明伟向记者解释目前国内笔记本品牌的现状：“国内更多的企业都急于树立自己的独立品牌，DELL所树立的代工制造加直销的模式，几乎成为很多国内小品牌的梦想“楷模”，但是对于价格敏感的中国市场到底能承载代工模式成长多久”。联想成为了质疑OEM模式的标靶，长久以来产业界始终对这种代工模式的得失争论不休。对于代工好的一面无可厚非，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为品牌行销商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操作空间，但是代工的副作用明显体现在核心技术缺乏。

制造业的第四波

“代工模式固然有自身的优点，也是目前普遍实行，但是对于国内大企业终究不是出路”，深圳交易所上市企业兰宝集团投资的华禹邦甲公司总经理周军向记者解释道：“依靠代工模式的企业并不需要设立生产条件，重点在于营销，所以2001年后国内笔记本品牌迅速增长到30余家。但这种经营模式从利润角度和企业发展上看并没有优势。”衡量代工模式与华禹邦甲所尝试的自造模式时，成本问题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亚洲科技企业制造联盟的秘书长朴基贤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一组数字，整个亚洲虽然制造了世界超过63%的科技产品，但是在亚洲本地市场却并不是本地科技品牌占有控制权，亚洲制造产品返销亚洲的比例高达53%。台湾地区行动智慧联盟理事长黄宗信以台湾地区成熟的代工经验向记者分析道：“以内地人员成本上的优势，完全可以在初期与来自台湾地区的代工产品抗衡，至少成本价格不会差太多，问题在于内地生产企业的经验和研发实力到底有多强。如果能渡过初期阶段，内地制造且自行品牌销售的模式肯定有很强的竞争力”。

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分析道：“资本对于代工模式以外的尝试性突破是首要的问题”。实际上华禹邦甲背后的长春兰宝集团为这种尝试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兰宝以前是军工企业，依靠其第一个民用项目君子兰洗衣机积累了第一桶金，此后依靠镁矿后期开发，一举拿下了为一汽生产的奥迪、大众等所有车型提供保险杠的长期大单。曾任职机械工业部的王海军将华禹邦甲所代表的企业列为国内制造业的第四波，“第一波来自于90年代初长虹为首的彩电企业，其后是国内汽车工业纷纷引入国外车型的第二代制造发展阶段，在90年代末国产手机则可以算是第三波，除了华禹邦甲外，京东方通过资本手段并购韩国现代液晶技术，以及武汉光机电基地都是第四波的代表”。

周军对自己所倡导的制造模式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用同样的代工模式，国内品牌厂商将难以与国际同样的代工品牌相抗衡，因为那些代工制造厂更重视国际大品牌，这从技术设计到代工生产价格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国内品牌与国际品牌在代工模式下根本无法进行同质竞争，从而造成目前国际品牌高高在上，国内品牌虽然同出自一个代工厂，却售价和利润都不如国际品牌的尴尬现象。一旦面临竞争，除了价格战没有别的选择。”

5年内不得不考虑的另一条路

华禹邦甲总经理周军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笔记本销售商翰林汇的董事长，正是因为拥有长期的销售渠道基础，才令其能快速的建设起华禹邦甲的生产基地。而黄宗信针对华禹邦甲的背景情况告诉记者：“台湾地区像宏基和华硕都在走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模式，重点在于内地企业的制造经验如何，造笔记本并不像生产手机那样简单，可靠的设计和完备的工艺并不容易学习到”。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分析道：“仿造模式是一条不错的出路，韩国三星和现代汽车就是靠模仿日本企业打开的市场，但是面对知识产权时代，自主开发和制造能力成为了非代工模式企业最需要的资源”。华禹邦甲就引入了韩国笔记本的独立设计团队为其进行笔记本设计，这与2000年末国产手机所作的努力如出一辙。独立的设计能力很多时候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拥有知识产权上，可以自行定制产品配置和调控成本也令企业有很强的竞争力。

李明伟作为经销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作出自己制造的尝试，这个产业将永远是空中楼阁。目前所谓的国产笔记本大部分都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代工厂，外形和配置大同小异，有些甚至是同一艘船运过来后印上不同商标，同质化问题严重，这个行业始终在低级经营状态下徘徊”。实际上纵观各个产业就会发现，轿车界的上汽奇瑞，手机界的TCL和波导，液晶电视领域的京东方都在尝试代工以外的那另一条路。TCL董事长李东生曾经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随着市场的成熟，以及各个领域资本自控性的增强，摆脱国外产品主导市场，自主开发产品势必是国内企业5年内都不得不考虑的选择。”

2003年3月6日，拥有Unix操作系统专利权的SCO公司，向总部所在地美国犹他州盐湖郡的第三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IBM公司盗用SCO拥有的Unix技术并擅自植入Linux内，要求赔偿10亿美元以上，IBM涉嫌的罪名包括盗用商业机密、不公平竞争、违约和非法干预SCO的商业经营。据说，SCO获得到了有利证据，声称2.4版的Linux内核中包含有来自SCO公司Unix系统V内核的代码。

5月14日，SCO继续扩***律行动，再次发函给全球1500家大企业，警告称，使用Linux可能触犯法津。SCO公司近日宣布，将在“本月的某个时候”，给Linux商业用户邮寄发票，要求这些公司为每台的Linux服务器支付699美元的使用许可费用。

9月4日，对于Linux知识产权上的纷争，IT业巨头戴尔公司表示：一些大客户要求戴尔向他们做出保证，一旦SCO起诉他们使用戴尔安装了Linux产品的计算机时，戴尔应为他们提供保护，戴尔明确说不提供这样的保护。

近几个月以来，在SCO与IBM这场热烈争论的法律案子里，是何种知识产权问题？我们看到，在国内鲜有人研究SCO诉讼的真实影响，去研究GPL许可协议，业内人士称，实际上，国内厂商发展Linux已经把GPL协议完全抛在一边，而就在这里隐藏着诸多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同时使用用户也存在被索赔及起诉的风险。在一系列纠纷和诉讼下，各种开发源码的版权和许可权的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一、LINUX存在隐蔽的知识产权陷阱

国内一些专家对完全基于Linux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开发产品提出异议。实际上，Linux的创始人LinusTorvalds本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于核心程序的版权要求，只要其愿意，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回Linux的开放协议，将其重新变为独家的专利，或者他完全有自由随时修正软件的许可证条款，事实上，Linus转向现在的GPL协议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有朝一日，他将操作系统内核又封闭起来，我国软件产业紧跟的结果是再一次摔跟头。

仔细分析起来，Linux核心的一部分被判定存在侵权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事实上，Linux的代码侵权具有多种潜在的可能性，而且Linux的开发机制和代码审核流程并不像自从问世起就遭受版权问题磨练的FreeBSD等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那样严谨。

在GPL(下文有详细介绍)的使用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程序衍生作品的版权问题。依版权法理论，修改、翻译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版权归修改翻译人享有，也就是归再创作作者享有版权。受GPL约束的自由软件亦不例外，GPL许可证的接受者，当然合法地获得程序或基于程序作品的修改权利，也就是说他有修改程序的法律依据。修改之后的新作品的版权应归他所有。但是，重要的是，修改者在重新发布经修改的程序(衍生作品)时，必须满足GPL对他的要求：“你必须使你发布或出版的作品允许第三方作为整体按许可证条款免费使用”。并且GPL条款规定“当你重新发布程序(或任何基于程序的作品)时，接受者自动从原始许可证颁发者那里接到受这些条款和条件支配的复制、发布或修改程序的许可证”。

显然，当修改者重新发布经修改的衍生作品时，除了可以在衍生作品上表明修改者身份之外，他已对衍生作品丧失了任何的支配权。所有用户的许可证，不管是谁直接发放的，都视为从原始许可证颁发者获得。衍生作品的作者对作品享有著作权，但他重新发布衍生作品时，实际上是将权利让渡于许可证的原始发行人。衍生作品的用户也视为从许可证原始发行人处获得复制、再发行和修改作品的权利。

经过修改的程序，形成基于程序的衍生作品，再发布时受GPL条款的约束。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再发布作品的某一部分并非是程序的修改或其衍生作品，而是独立的部分，则形成“不同作品”。不同作品独立发布时，不受GPL条款的约束，作者对该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即使是不同作品，但当它作为衍生作品的一部分发布时，作为一个整体它仍受GPL的约束。

在法律意义上，我们无法引用工业时代的规则条文对利用Linux开发的软件产品进行明晰的产权界定。根据现有通行的软件版权登记办法，只有是著作权人独创而非抄袭、复制的软件产品，才能依法进行登记注册，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澄清软件权属及其合法来源就成为在法律上对产权界定的首要条件。

反过来看我国利用LINUX的应用程序开发，其核心是通过免费获取而非独立开发，而不同开发商各自添加的安装、使用界面和外挂软件包，也有很多取材于“他山之玉”——这些自由软件世界里的必然，用现行法律的准绳约束，就会明显感到缚手缚脚的羁绊。

二、要命的“GNU GP”许可证

Linux是依照GPL发布的，因此，它的版权问题与其它依GPL发布的自由程序相同。

Richard在倡导自由软件联盟计划时,从软件的版权许可协议入手,创设了一种与其开放源代码软件发展相适应的“通用公共许可协议”( General Public License，GPL)，它是自由软件联盟GNU的开放源代码软件许可证的一种，是开放源代码软件领域最富盛名的一种许可证，但同时，GPL许可证也是开放源代码软件领域对被许可人权利限制最严的。

GPL许可证只约束有关程序的复制、分发和修改行为。但作为一个例外，如果运行程序的输出构成基于程序的作品时，运行行为同样受到许可证条款的约束只要遵守GPL有关程序的复制、分发与修改规则，你有权以执行代码的形式来复制和分发程序，但必须与执行程序一同附上源代码，或者提供获得源代码的书面报价信息。获取源代码的报价以实际完成源程序发布的成本为限。

Linux的版权问题与其它依GPL发布的自由程序相同经过修改的程序，形成基于程序的衍生作品，再发布时受GPL条款的约束。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再发布作品的某一部分并非是程序的修改或其衍生作品，而是独立的部分，则形成“不同作品”。不同作品独立发布时，不受GPL条款的约束，作者对该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即使是不同作品，但当它作为衍生作品的一部分发布时，作为一个整体它仍受GPL的约束。

GPL的核心原则是，任何基于GPL软件开发的衍生产品在发布时必须采用GPL许可证方式，且必须提供源代码。目前，涉及到SCO与IBM关于LINUX的侵权官司的事件，IBM认为，既然SCO先前作为一个Linux厂商(现在SCO实际上是以前的Linux厂商Caldera)基于GPL发布了包括Linux核心源代码在内的Linux系统，其中包括了这次SCO认为所谓“侵权”的部分，由于这种许可证的发放是不可撤销的，因此SCO不再享有对这些代码的权利。这里的潜在风险在于，GPL虽然已经诞生了十几年，但从未真正经过法律的考验。最近一段时间，GPL侵权事件屡屡见诸报道，却无一例真正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可以说，这次判决的结果将直接影响自由软件的命运。

三、探究开放源码的历史由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使得硬件的价格能够被个人和中小企业所接受，这给广大用户带来了广泛使用Unix系统的可能。但是，由于INTEL8086芯片的个人计算机能力比较差，在其上不能实现真正正常工作的UNIX多用户系统。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英特尔公司推出的80386芯片使个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大大提高，在个人计算机上构建一个可以真正使用的Unix也成为了可能。

事实上此时能运行在X86平台上的Unix相当有限，Mircosoft的Xienx是一种(后来发展成为SCO Unix)，但不能指望能自由、免费使用这个商用系统。要移植Unix到PC平台上便需要Unix的源代码，而此时受AT&T的许可权的限制，Unix代码还不能被自由获得(但在BSD与AT&T的法律纠纷之后的4.4 BSD Lite不再受这个限制了，可以在BSD许可下自由使用，这为后来的FreeBSD许可带来诸多便利)。很多计算机爱好者为了实现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操作系统，不断进行着努力。自由软件基金会的GNU计划的目的就是打算创建一个自由的、与Unix类似的操作系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GNU开发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工具、包括编译器和很多系统命令，然而GNU计划中的操作系统内核──HURD，却进展缓慢，从而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很快，就有计算机爱好者开始考虑在个人计算机平台上构建一个Unix内核。芬兰一位计算机研究生Linus Torvalds开始了这个工作，他通过学习Minix，一个用于教学目的的简单Unix系统，在x86平台上构建了Linux内核，这个内核和GNU的系统工具结合起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成为当前非常流行的GNU/Linux系统。

与这些Linux方向的努力相比，BSD方面的研究人员的行动因为AT&T与BSD的法律纷争使得BSD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仍然有两个将BSD移植到80386平台的开发工作同时进行，一个是BSD/386小组，他们的研究结果为商业版本的BSD/OS，属于商业公司BSDI。另一个就是386BSD计划，后来发展成为FreeBSD。

386BSD计划由Bill Jolitz等研究人员发起，将4.3BSD Net/2移植到80386平台上，并使用386BSD的名称发布。但是移植工作是一个复杂的任务，直到386BSD 0.5版本，系统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在1993年，另一些研究者决定加入这个计划，打算和Bill Jolitz一起修正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时计划的组织者Bill Jolitz突然决定退出，使得386BSD计划面临停止的危险。Bill Jolitz作为计划的发起者和负责者并没有对该如何发展给出具体意见，因此386BSD计划是到此为止还是继续发展，就取决于其他开发者的决定。不过，该项目的另三个参与者Nate Williams, Rod Grimes和Jordan K. Hubbard决定继续这项工作，他们创造了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的Unix操作系统──FreeBSD。这次FreeBSD的开发者找到了一家出版商Walnet Creek提供支持，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光盘或者通过网络下载的方法获得FreeBSD系统。

FreeBSD虽然可以自由获得，然而BSD与AT&T的法律纠纷仍然威胁着FreeBSD系统的合法性。就在FreeBSD得到相当多用户欢迎的时候，Unix系统实验室(此时已经卖给了Novell)与伯克利计算机系统研究小组的法律纷争有了结论。虽然最后不必进行赔偿，但是BSD Unix系统中必须去除原来来自AT&T的源码。伯克利计算机系统研究小组去除了这些不到10%源码，发布了4.4BSD Lite，基本解决了版权的问题。

我们看到，Linux在近几年尽管发展很快，但是SOC对Linux提出知识产权的法律诉讼，已经对Linux的应用产生了惊吓作用，许多企业的管理层和律师都受其影响而将Linux配置计划搁置直至情况进一步明朗化。

导语：OEM所意味的代工早已经是亚洲制造业的代名词，《远东经济评论》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所领导的代工产业列为封面。OEM，以及派生的ODM(可定制生产)模式被视为制造业经济的核心问题，但本地品牌如何走出OEM，走向自己制造，成为了新的产业焦点。

“中国大陆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世界制造厂，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的企业能够彻底把握OEM模式的内外精华”，亚洲科技企业制造联盟的秘书长朴基贤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明确的提出自己的意见，之所以他会提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曾经对内地市场科技产品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朴基贤介绍说：“整个亚洲虽然制造了世界超过63%的科技产品，但是在亚洲本地市场却并不是本地科技品牌占有控制权，亚洲制造产品返销亚洲的比例高达53%”。实际上国内科技产品制造企业确实存在这类问题，咨询界和商业界就曾经针对联想作为案例，探讨过OEM到底能走多远的问题。

OEM以外的方向

“所谓的国产笔记本、MP3、数码相机甚至移动存储卡都并不是销售企业生产的，台湾地区企业在内设立的工厂，以及引进自韩国的代工产品占领了国内品牌科技产品的大量货源”，IBM分销商李明伟向记者解释目前国内产品品牌的现状：“国内更多的企业都急于树立自己的品牌，DELL所树立的代工制造加直销的模式，几乎成为很多国内小品牌的梦想“楷模”，但是对于价格敏感的中国市场到底能承载代工模式成长多久”。联想成为了质疑OEM模式的标靶，作为国内最大的IT产品品牌，联想的笔记本和PDA是典型的代工产品，长久以来产业界始终对这种代工模式的得失争论不休。对于代工好的一面无可厚非，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为品牌行销商提供了丰富的专业操作空间，但是代工的副作用明显体现在核心技术缺乏。

其实商业界对于代工模式的利弊看得很清楚，代工支持者们的理由很充分，毕竟OEM和ODM模式早已经是世界品牌的常规经营方式，而且这种模式可以快速令企业进入市场。但是反代工，或者说代工模式怀疑者则更为坚决，因为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是代工模式积累不到的。但是这些怀疑者却并不能为代工企业快速的提供一套非代工的循环模式，这也是造成长久以来产业界对代工意见分歧的内因。尽管联想、方正等国内信息产业巨头都坚持走代工模式，但是如何走出OEM以外的这条方向，确是长久以来产业界试图尝试的问题。

自造尝试

京东方在年初通过资本手段并入韩国现代LCD生产线及技术，以及武汉光机电基地的出现，都昭示了国内产业界所进行的努力，而华禹邦甲在不久前斥资数亿元试图推行笔记本国内制造销售模式，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分析道：“资本对于代工模式以外的尝试性突破是首要的问题”。实际上华禹邦甲背后的长春兰宝集团为这种尝试提供了坚实的资本基础，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兰宝以前是军工企业，依靠其第一个民用项目君子兰洗衣机积累了第一桶金，此后依靠镁矿后期开发，一举拿下了为一汽生产的奥迪、大众等所有车型提供保险杠的长期大单。华禹邦甲的总经理周军介绍说：“现在‘国产笔记本电脑’确切的说应该是‘国产品牌笔记本电脑’，由于成本和技术含量的问题，国内没有一家是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我们就是试图打破这种代工模式”。

实际上目前坚持自主制造的企业更多的都国企或者老军工企业的背景，从京东方背后的60年代酒仙桥电子工业基地，到华禹邦甲背后军转民的兰宝都是如此。对于代工与自造的比较，华禹邦甲总经理周军为记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代工模式固然可以依靠数量庞大而在元器件等基础成本上进行节省，但是内地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自主开发所具有的主动性，综合衡量并不比代工模式逊色”。李明伟对于OEM以外的自造模式有他独特的看法：“对于国内自主生产，我们就是缺经验和尝试，如果永远停留在引进代工产品，那国内将只有品牌营销企业，长此以往整个产业空心化在所难免”。

代工：无法避免的同质竞争

回过头来再看OEM的中文含义：按原单位委托合同进行产品制造，用原单位商标，由原单位销售经营，就会发现OEM降低了国产品牌进入笔记本市场的门槛，成就了市场的繁荣。依靠代工模式不需要设立生产条件，重点在于营销的特性，在2001年之后国内笔记本品牌循序增长到30余家。但是整个市场却并没有因为中国国产品牌而收归“国有”，联想笔记本也仅仅是依靠强大的品牌销售能力与IBM在市场上打个平手，但是从利润角度看，国内品牌笔记本却并没有占到优势。周军分析道：“如果采用同样的代工模式，国内品牌厂商将难以与国际同样的代工品牌相抗衡，因为那些代工制造厂更重视国际大品牌，这从技术设计到OEM价格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国内品牌与国际品牌在代工模式下根本无法进行同质竞争，从而造成目前国际品牌高高在上，国内品牌虽然同出自一个代工厂，却售价和利润都不如国际品牌的尴尬现象。一旦面临竞争，除了价格战没有别的选择。”

目前渴望尝试完全自造的企业并不在少数，轿车界的上汽奇瑞，手机界的TCL和波导，液晶电视领域的京东方，但是都面临着自造模式初期缺少开发设计能力和经验的问题。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分析道：“仿造模式是一条不错的出路，韩国三星和现代汽车就是靠模仿日本企业打开的市场，但是面对知识产权时代，自主开发和制造能力成为了非代工模式企业最需要的资源”。华禹邦甲就引入了三星笔记本的独立设计团队为其进行笔记本设计，这非常像2000年末国产手机尝试自造时的状况。“从自主生产到自主设计是一个长期积累经验的过程”同时兼任IBM和惠普最大分销企业翰林汇董事长的周军，毫不避讳谈及华禹邦甲的自主生产设计能力，“但我们毕竟在尝试以前没人做的事情，代工模式只能成就一两个巨无霸企业，就像国际上的戴尔和惠普，但在国内目前看也不过联想一家略具雏形，别的企业不可能永远走代工模式，整个制造产业要想往新领域发展，就不可能永远龟缩在代工模式之后，走向自造将是必然的出路”。